朱啟臻
縱觀整個扶貧理念和策略選擇，兩個最突出的特點：一是給予，資源供給方骨子裡有一個根深蒂固的假設，即“窮是因為缺”，“因為缺，所以就要給”，無論是給錢、給物，還是給知識和技術，都是圍繞外界的給予而組織起來的。二是見物不見人，物是第一位的，人被忽視了，那些給農民的教育、培訓、發展能力的培養等統統被“物化”了。外界要素的輸入是必要的，但是這種單純的外界輸入為什麼難以取得應有的效果，為什麼這個構成水桶的木板總是參差不齊，這就需要重新審視外界給予了貧困人口哪些東西。
首先是錢財物的支持。所謂“救急不救窮”，救濟式的扶貧解決了一時的困難，但貧困人群依然難以獲得自身可持續發展發展的條件。特別是用錢堆出的扶貧的典型，不僅有失公允，也進一步增加了貧困村民對政府的依賴。
其次是技術供給。通過科技教育、技術推廣以及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等，讓農民掌握新的科技達到增加收入的目的，很多扶貧工作都是由此切入的。通過技術推廣，最大功績在於解決了貧困地區的溫飽問題，但進一步增加農民收入遇到了難以克服的困難。這些困難一是來自土地資源的限制，貧困山區人均耕地十分有限，在我們調查的鄉村，人均耕地僅有1畝多地，而且大都分佈在二十五度以上的山坡上，零零碎碎，農產品產出十分有限；二是市場的制約，如果有了多餘的農產品銷售也是問題，貧困山區物流成本高，難以形成銷售規模，在市場交易過程中，農民處於弱勢地位，農產品價格的振盪，常常使農民的利益受到損害。三是農業的自然風險，貧困地區往往是生態惡劣地區，農業面臨各種自然災害，旱災、澇災、風災、雹災、蟲災等困擾著農民的農業生產，有些地區三年兩頭遭災的現象沒有得到根本改變，加之農民抗災能力弱，使農業收入難以成為穩定增長的收入來源。正是這個原因，農民對採用農業科技的熱情不斷下降。通過調整產業結構讓農民增加收入，是大多數人的經驗和主張。但是在現實中找不到普遍成功的事實。
科技不能成為貧困農民擺脫貧困的有效手段，但扶貧並不排斥科技，相反，提高農民的科技素質依然是扶貧最為重要的內容之一。在運用科技的過程中，人們具有了科技意識，學會了科學思維，知道了科技的力量。這無論如何都是不可替代的。
第三是鼓勵外出打工。外出打工被看作是反貧困的最為有效措施之一，素有“一人打工，全家脫貧”的說法。的確，在改革開放之初，農民工的務工收入在改善農民生活，促進農業發展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直到進入新世紀，農民家庭收入中，務工收入超過了農業收入的比重，成為農民增收的主要渠道。2004年農業部、財政部等七部委啟動農民轉移培訓的陽光工程，很多地區是把轉移了多少農民就業當成政績來考察的。但是，從農民工進城務工開始，農民工的出路就一直存在問題，以至於到今天形成“融不進城市、回不去家鄉”的尷尬局面。用一句通俗的語言詮釋：就是留在城市的農民工，享受不到城市市民的待遇和服務，想回家鄉的農民工不甘於像祖輩一樣再過“面向黃土背朝天”的生活，卻找不到自身的定位。中青年人普遍外出務工對農村究竟有哪些影響？學者們做了大量的研究，農業勞動力老齡化的現實，引起了全社會對未來誰種地的擔憂；留守老人、留守兒童現象引起了社會對留守問題的關注。鄉村普遍的衰敗，基礎設施年久失修，空殼村大量出現，人去宅空。打工經濟像是一臺抽水機把鄉村的財富源源不斷輸送給城市，留給鄉村的是進一步的蕭條和衰敗。
“開發式”扶貧似乎可以成為激發貧困鄉村活力的措施，扶貧主體通過投入一定的扶貧要素(資金、或技術等資源) 扶持貧困地區和農戶改善生產和生活條件、發展生產、提高教育和文化科學水平，以促使貧困地區和農戶生產自救，逐步走上脫貧致富道路。開發式扶貧的理念是通過培養貧困農戶的生產能力達到可持續擺脫貧困的目的；其基本思路是：採取項目開發、科技培訓、企業引領、業主承包、農民合作等措施來提升農村整體生產力，改進生產方式，以增強貧困者自身的造血機能。以參與式為特徵的農村開發扶貧模式成為迄今為止的最引人注目的扶貧模式，並取得了大家公認的減貧效果，但必須看到，大規模的開發式扶貧戰略其減貧效果並不盡如人意，或者說所取得的減貧效果與大規模的投入不成正比。
正因如此，開發式扶貧模式不斷受到了學者和實踐者的質疑。有學者認為“造血式”扶貧模式基本上是一種區域扶貧，很容易忽視貧困戶的個體差異，因而真正貧困的農戶難以獲得資源和扶持，結果是地區發展了，貧困者貧困依舊，甚至出現了富了財政，窮了百姓的現象。此外，開發式扶貧很容易形成短期行為、盲目行動。因為這是帶有明顯的計劃經濟色彩的扶貧模式，項目往往是上級制定的，這些項目像是一個指揮棒，各地為了得到項目，削足適履、牽強附會包裝出項目，僅為得到政府的扶貧支持。因此，違背規律，不顧實際而一味迎合的現象普遍存在。在這個過程中，把農戶作為被動接受主體，而忽視了廣大貧困農戶都能夠真正、合理、公平地受益。儘管一些項目採用了“參與式”，動員農民廣泛參與，但是這種參與只是在項目已經確定的情況下而缺乏自由度的參與，被稱為“籠子裡的自由飛翔”，農戶對上級決定項目和強制實施項目感到不滿，但又無能為力。也有學者認為“造血式”扶貧模式的基本假設是農村貧困地區差異導致的，而 “造血式”扶貧模式仍然是在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下進行的，農村的相對貧困化很難通過這一扶貧措施得到解決。這些質疑和反思得出一個共同結論，那就是：“造血式扶貧模式並非是農村脫貧的唯一有效手段”，或者說，造血式扶貧模式未必是扶貧的有效手段。
我們認為，開發式扶貧概念本身沒有錯，問題在於要正確回答如何開發和開發什麼的問題。目前的開發式扶貧主要存在兩方面問題：一是在效率優先原則支配下，把“有水快流”作為致富的手段，片面強調高投入、高產出，結果對貧困地區資源實施過度開發，最後只能通過市場機制和價格機制‘抽血’不止，造成新的貧困。二是受外來資源的誘惑和支配，開發式扶貧往往熱衷於採用外源式項目引進的扶貧策略，難以紮根形成穩定的收入來源。如最常見、也是最受基層政府青睞的“招商引資”就是如此。人們寄希望於外來企業帶動農民脫貧致富，這些企業為了自己的原料來源和政府的支持政策，表現出了暫時的投資熱情，但大都是虎頭蛇尾。我曾考察過某公司的養殖業項目，政府給了企業很多優惠政策，採用公司加農戶形式發展養雞，沒有堅持三年，企業把基地換了地方，老百姓又回到原來狀態。有些項目儘管考慮了多因素的影響，採取了綜合措施，如資金、技術、市場、人力資源等，但由於是一種脫離原有鄉村資源基礎上的人為合成項目，其生命力和活力均打了折扣，不能融入當地產生於生活系統扶貧效果難以體現。或者暫時得到一定體現，但不可持續。這也是為什麼我國扶貧工作所取得的成績經常是短期性的，未能實現貧困人口持久脫貧的重要原因。有學者認為，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的農村扶貧工作已出現了嚴重困境，傳統的扶貧理念已不能適應農村社會的新變化，創新扶貧模式勢在必行。問題是如何進行農村扶貧模式創新?學者研究和扶貧實踐表明，單一實施“輸血”或“造血”模式都具有一定的侷限性，提出“輸血與造血的協同互動”模式，是較好治理農村貧困問題的必然選擇和趨勢[3]。我們認為，未來的中國扶貧戰略應該在進一步加強區域發展援助的基礎上，逐步改變外來生產性投資的資源配置格局，從鄉村本身價值出發，充分利用鄉村固有資源，激發鄉村內部活力，由單純追求經濟增長的思路轉移到全面改革貧困地區的基本生產、生活條件，構建內源性的發展成長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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