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民族或者政权之间，选择战争或和平，不是为了让自己的主张战胜为根本目的，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果一个理性的社会选择了战争而非和平手段，其必然意味着：在既有的信息下，可以判断战争将比和平更有利。然而很多网络上的争吵给人的观感往往毫无道理，总让人觉得最后互相不服就只能打架解决。
首先我觉得，一个人说话的权力肯定是要有的。理性的社会中的人，能够具有正常的逻辑思维能力，即意识到某种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果。宁死也不投降可能是社会承认的，但是宁死也不让别人说话，这就有点非理性了。一个民主的、法治的社会较有可能是理性的社会（虽然也非必然）。
其次，要有足够充分的信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完全的信息，但是足够的还是可以去努力争取的，如果信息受到某种人为的扭曲、限制，那么必然会导致决策的变形。第二点和的一点是相关的，一个非理性的社会很难保证信息的合理配置，同样信息的非合理配置也很容易导致社会狂热的增加，如果这个社会的决策机制又不效率低下，那么很容易形成发散的传导机制。
对西医，我只是知道些许常识，其余一窍不通；对中医，除了翻阅过伤寒论以外更是完全的门外汉。正因为此，我觉得自己一点都不具备对中医的评价能力，同时，也就对所谓中医粉和中医黑的相互指责感到难解和无奈。其实我们真的都是陌生人，互相本是不理解的。当我们一位理解对方的‘恶意’而对对方采取强硬反击，或是贬低对方智力时，难道不可能我们的想法是错的吗？如果对方是弱者，有办法补救吗？如果对方是强者，谁来救我们呢？然而可悲的是，一旦被贴上标签以后，便认为自己永远正确，并开始孜孜不倦寻找“打对方脸”的证据。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我想起高晓松经常引用的，胡适之的话：历史就是一个小姑娘，想怎么打扮就可以怎么打扮的。想起的另一句不太贴切的话，则是师姐林昭说过的，最残酷的事莫过于利用青年人搞政治。
就我个人而言，是非常佩服和支持中医的。我们的民族文化里面充满了功利的色彩，从上古到现代一直如此，所以我们古代最发达的文化只不过是饮食和衣着，而中医已经是传统文化遗产中最具备科学精神的部分。真正产生分歧的部分其实是现代中医对于传统的扬弃态度，是作为资料宝库来利用，还是继承其思想衣钵，并非完全矛盾，更谈不上粉和黑的对立。两种意见折射出我们对待文化遗产的两种态度，实用主义或是二元价值观。实用主义的评判标准是看一样东西究竟能不能给我们带来利益，无论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二元价值观则承认除了人类本身的利益（利益价值），另有一种值得肯定、尊重和追求的价值（抽象价值），两种价值是相平行的。所以，不能因为一样东西对人类没有实际利益而否定它存在的价值。实用主义显然带有现代主义的人、物二分的世界观的色彩，强调人类利益的中心地位。同时也是我们惯常的思维方式：“价值”即“有用”。我支持中医，尚不确认自己是实用还是二元的思考，仅仅是因为我觉得中医里也许有着暂时难以了解的长期的、抽象的利益。
事实上中医研究一直在进行和发展着，而理由全然是实用主义的。这门主要形成于过去的学问被挖掘出许多今天的乃至日后的用处，有些吹得还很离谱，导致了很多人的方案。这有点像王小波在《我看国学》的末尾说到的，“就说国学吧，有人说它无所不包，到今天还能拯救世界，虽然我很乐意相信，但还是将信将疑。”这当然不是中医研究者的过错，问题出在整个现代的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我们习惯于拿出一些钱，做一些成果，改造一部分世界，改变一部分人的生活。至于抽象价值究竟存不存在，维护这种价值是否是人类天赋的责任、每个人一出生便背负着的沉重的十字架，是没有人理会的。
科学一定要是有“用”的吗？中国大多数人的回答一定是肯定的。不过李约瑟博士不这么想，他在盛赞了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之后，不忘提醒一下中国人：中国为什么没有诞生现代科学？中国人的功利情绪几千年来就深刻的影响着中国科学的发展，在古代中国人那里几何不过是丈量土地的技术，毕达哥拉斯发现勾古定理后杀牛庆祝的疯狂在中国人眼里无非是神经病而已，希腊天文学家只在必要的时候展示天文和用橄榄树发财的道理恐怕在中国一万年也遇不到。高斯当年发现非欧几何的时候为了避免和那些有用论者的争吵，干脆不发表自己的手稿，当现代物理学开始讥笑那些“有用论”者的时候，他们已经埋于地下如此之久。
不管何砟麻院士当年抨击梁思成建筑学是否合理，失去的城墙就是永远失去了；虽然葛洪的古方和诺贝尔毫无关联，但反对中医的怪论对我而言实在难以接受。正因为无知，才需要敬畏。人类的所有知识都是为了更好的认识世界，认识自身，让人活的更幸福的，而不是成为让我们画地为牢、限制人类发展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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