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國論》，旨在批評當時宋朝為一夕苟安，而賄賂遼與西夏，卻不能用這些賄賂的錢來禮賢下士、凝聚人心、併力向外，振興國勢；並以六國之敗亡，警醒宋廷。
什麼是宋朝對外取守勢、賄賂遼、西夏的原因呢？是國內嚴重的土地兼併造就的大地主階級，而這些大地主階級與朝廷裡的大官僚階級相互勾結、滲透，形成地方經濟豪強勢力。這種勢力，對國內來說，天然死敵與其最害怕的是中央集權的強勢，因為強勢的中央集權總是會推動全國土地普查，打擊地方豪強勢力，限制土地兼併規模；所以，他們需要相對弱勢的中央集體，繼續維持他們的土地兼併政策。同樣的，這種勢力，對外來說，最希望的是和平的外部環境，而不管這種和平是怎麼來的。總的來說，和平的得來無非兩種情況，一者中國強大，使周圍弱小國家成為藩國，將強大對手驅除出勢力範圍；二是中國武力頹勢，對外和親或進貢。這種大地主階級的形成並穩固，最初的原因是宋太祖的“杯酒釋兵權”，用豐厚的現實的經濟利益兌換將領的未來可能的不穩定的改朝換代的經濟政治誘惑。但將宋朝之後的對外頹勢的病因全推到宋太祖身上是沒有道理的。
一個領導人負責他那一代的事務，選取的各種政策都有其生命邊際，最多再為後代鋪墊出比較好的接班底子，不可能為確定、並使後代肯定執行的百年不變的政策，這樣的政策只能是後代為了掩蓋自己的目的而披著使前代為後代擋箭的殭屍政策。宋太祖想以不流血、不內耗的方式解決他那個時代面臨的強將改朝換代的習慣問題。篡位後的宋太宗為了轉移內部視線，急急的對外用兵，最終目的還是消弭內部不穩定因素，逼死弟、侄。失卻道德高地，只能在現實的政治利益鬥爭、交換中，以對各地的大地主階級的土地兼併放任來換取他們的不進行輿論逼迫。這種政策經過宋真宗的神道、自我麻痺，宋仁宗寬仁的和諧盛世，到了宋神宗希望振奮、改變之時。神宗啟用王安石變法，但當此時，中央的任何變法舉措都能經過地方的大地主階級的運作後成為加速坑害百姓、加速土地兼併的措施。
本來建立封建強勢中央集權可以通過整肅吏治、選檢新的官僚集體來實現，（封建時代，無法使民眾有足夠的教育，亦沒有代表民眾的政治組織，使民眾能夠在這種政治組織的領導下組織起來爭取自己的政治經濟利益），但宋朝理學又造成了士大夫暗於事務性工作、熱於黨爭的局面，使得整肅吏治成為黨同伐異的工具。所以，宋朝對外花錢買平安是他的政策性選擇，不是造成他軟弱的原因；而恰恰是由於他內部的各種制衡，造成了他外交上對外妥協的結果。
閱讀更多 桔梗花慢慢凋零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