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七年，也就是1928年黄湾村发生了一件大事，空前绝后的大事。村人赵仁泉办丧事，殡头大得出奇。
旧年发丧人，殡头有大有小，大小依“杠”而论。那时出殡棺木用人抬，多少人抬即多少杠。当然，殡头越大用的杠越多，用得人越多越光彩。但是，帝王时代什么人家，用多少杠，都有严格规定，不可超过，超了称僭越，要受王法制裁。按照王法皇帝出殡用一百二十八杠；皇后、王爷出殡降一倍，用六十四杠；朝里大员、地方长官用四十八杠或三十二杠；平民百姓也就是八或十六杠，顶多二十四杠。赵仁泉发丧奶奶却用了六十四杠。也就是说农村老太太享受了皇后国母的待遇，享受了与慈禧同等的待遇。六十四杠的大殡头在民间使用全国罕见。
说来这事儿有个来头，咱得从头说起：清朝年间北京城里有十大杠房，专供王侯家选用。开杠房是暴利，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若遇上皇后或王爷去世，杠房可着劲儿的要，要多少给多少。宣统退位后，王侯大臣们失去了爵位、俸禄，办丧事的规模也就大打折扣，杠房业一时萧条。特别是六十四的大杠没人用得起了，杠房业前景黯淡，十家大杠房都急着低价转让，由于没了用场，京城没人想要。
那时新安县有位周先生在京城开绸缎庄，经常与皇宫打交道，从杠房业的萧条中看出了一线商机。他认为六十四杠京城没人用了，但是，由于没了皇权限制，平民百姓谁都可以用了，乡村土豪财主们有钱，或许有人家用，说不定能赚了大钱。于是，他以低廉的价钱买回了六十四杠及配套的全副执事仪仗。就这样六十四杠从京城传到了民间。周家起名“平益大”杠房。仅有杠不行，还需要制罩片，周老先生雄心勃勃，要强心胜，不惜花重金打造精品。六十四杠的罩片较大，需要特制。因而特制了宽幅织机，织成二十四块宽幅绣布。托人请皇宫画师画来二十四孝图，又从苏州请来八名高级绣工，历时一年多才绣成了六套罩片（每套四片共二十四片）。各色丝线用了200多斤，金丝线用了50多斤，可见这罩片有多么珍贵。那时周家人心里也没底，能用得起六十四杠的可不是一般的主儿，说不定等上三年五年不开张。
民国十七年赵仁泉担任国民革命军十五师师长，时正值北伐时期，可谓位高权重。恰巧那年奶奶去世，赵仁泉很孝顺，深感奶奶的大恩大德，决定花费一万块银元为老人家办这场丧事。一万块银元是什么概念？举两个例子，民国初年毛泽东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每月仅挣七块半银元，一万块银元相当于十个知识分子十年的工资。再举个例子就更了不起了。那时一个农民扛一年长活也就挣十几块银元。一万块银元可雇一百个农民打十年长工。我的个天！那是个天文数字。当时黄湾村几位“劳忙”的总理被这个数吓住了，不知道这一万块该怎么花，深怕花不进去误了事，因而一口辞了这事。赵家只得另聘总理，遍访全县各村办事干练的总理，最后选聘了道务村一位大总理，还有县城二铺村的总理唐万才先生。
那时杠房业有个规矩，叫“亮罩”，即不管事主邀请不邀请都赶去亮罩，行话叫“打对作”。用现在的话说叫同行“竞争”，或者叫“展销”、“竞销”。事主通过对比，哪家的好用哪家的。“平益大”杠房得知消息较晚，赶到黄湾时，雄县、新城、霸县的几家大杠房早到了，各自亮出了自家的罩片，当然那都是上品，稍差点的也不敢来呀。那已是琳琅满目，争奇斗艳，一份赛一份好。“平益大”一亮罩，人们都惊呆了：红、黄、黑、白、蓝、绿六套，二十四幅罩片光彩照人，灿烂夺目，尤其是内容，绣的是二十四孝，每幅罩片一个故事，人物绣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周边的流云火焰，底端的海水江牙似乎在动，金丝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平添了几分雍容华贵。唉！真是无以伦比的绝妙绣品。那几家杠房看了自叹不如，自动撤走了。接下来消息迅速传遍了十里八乡，每天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拥拥挤挤，人人赞不决口，都说大开了眼界。
赵家选中了“平益大”大概有俩原因，一是用六十四杠让老太太享受皇后国母的待遇，二是那二十四孝的罩片不仅工艺好，而且内容贴切，为老人办丧事是最后一次尽孝嘛！至于租赁钱双方都没透露，不过杠房业有个不成文的规矩，置买杠房所有用品的钱，基本上都由用头水儿的出。二水儿的价钱就大大打折了。估计周家所有的投资这一次都收回了。
这一万块大洋怎么花，也让总理们颇费了一番心思，钱既要花的是地方，还不能枉花浪费。先是处处提高了规格，请名班子邀名角儿，唱戏唱对台戏，街上搭出几十米长棚及三道彩门，一律用新苇席，街两旁树上用白绫子扎花挂个满树，席面规格也大大提高，每天八八的荤席。各项支出打足后还有剩余。俩总理找到了赵仁泉建议：你家办事唱大戏，乡亲们家家都得接亲戚来听戏，来了亲戚都得吃白面，你给乡亲们送点白面才好。赵仁泉慷慨应允。于是派了大马车拉着洋白面（那时人们称进口面粉为洋白面）沿街发送。从西头儿到东头儿一家一袋，有的人家要了两袋。全村家家接亲戚来听戏看热闹。黄湾村着实热闹了几天。这个建议、举措也为赵仁泉赢得了一个好名声。
赵家丧事办得大，吊唁的客人规格也高。都是河北、山东两省乃至中央军、政两界的要员，这在乡间是少有的，最抢眼的是蒋介石和宋美玲派专人送来了吊唁挽帐，这更罕见了。来的客人们地位高，接待规格也得上讲究，不能露怯，总理们也提前想到了这点，那些军政大员哪点倘若招待不周，就给主家惹麻烦了，可不是闹着玩的。因此特意安排唐万才老先生专门负责大客棚招待。又特别邀请了赵仁泉的老师高元凯作顾问。高元凯，字孝臣，小谢村人，拔贡出身，清末曾担任雄县第一帮审（相当于副县长），民国曾任涿州专员，也曾参与编撰《雄县新志》，是雄县的大文豪，当然熟悉官场礼仪，有其指导自然不至于落场。
出殡那天十里八乡的人都来黄湾看热闹，都想看看六十四的大殡怎么出。黄湾村里村外人山人海，拥挤不动。平益大杠房来了约二百号人。杠夫六十四人，预先都经过多次演练，杠头儿叫“打响尺”的，手拿两块板儿，用击打声指挥。六十四人抬起、落地、迈步必须整齐划一，杠上放一碗水，水不能溢出。讲究抬起如飘絮，落地似棉花。打执事仪仗的就有上百人，回避肃静牌开道、对龙棍紧随，旌旗伞盖遮天蔽日，金瓜斧钺朝天蹬对对成双，那可叫威风凛凛。
这是农村第一次六十四杠出大殡，遇到了新问题，街上挤满了人，前头仪仗队根本没法前进。或许有人说京城比乡村人还多呢，怎么能走？这可不同，京城六十四的大杠出殡时，肃静回避牌就管用，凡大声喧哗，不知避让者，仪仗队中有龙棍打死勿论。民间出殡就不同了，老百姓不懂，不躲避，不让道，你怎么办，真打死人也不行啊。杠房自有办法。两个棒小伙拉来两个“打道鬼”。打道鬼是木头作成的机械人，高一丈二，手举两条大棍，呲牙咧嘴，面目狰狞，下边有轮子，轮子转动，拨动“鬼”手中的大棍前后左右扑打。两个打道鬼一左一右，大棍打得“啪”“啪”山响，那声音很吓人，吓得人群迅速后退，打道鬼趁势前进，很快闪出了一条道。仪仗队、孝子队伍、大杠跟着前行。走一段摆回路祭，“响尺”一响，大杠落地，孝子们下跪，重新换一套罩片。后头专有五人担着五副挑子，每人挑一套罩片，每走一段换一套。
由于看热闹的人特别多，谁都想挤到跟前仔细看，所以每走一段就挤得走不动了，打道鬼都不管事了。杠房还有办法早有准备，一个人背着捎马子，里头装着零钱，跟在大杠后头，顺手撒几把钱，人们蜂拥过去抢钱，大杠趁势前进。
咱开头说这家大殡头空前绝后，并不为过。六十四的大杠出殡在农村的确是头一回，全国农村是第一次。所以说“空前”。说绝后似乎不恰当，因为后来还有几家也用了六十四杠。龙湾孙连仲家，安新陈调元家，高阳商会会长家，但是待他们再用就不是头水了，说绝后也不为过。
最后说说那二十四孝的罩片，那真是堪称国宝级的绣品。可惜命运多舛，仅用了上述几家，接着抗日战争爆发，解放战争开始，兵荒马乱没人敢用。建国后提倡丧事俭办，没人用，好容易保存到文革期间，提倡“破四旧”，周家不敢再保留，又不敢公开销毁，每天傍晚用剪刀剪下一块，塞进灶塘烧掉，直烧了多日才烧完。可惜呀！可惜！
注：赵仁泉 黄湾村人，曾任国民革命军师长、旅长、山东鲁北民团总指挥、涿、良、宛、固清剿办事处主任等职。北平解放时随傅作义投诚起义。1950年被错杀。1987年平反。
閱讀更多 白洋散人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