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远走他乡的时候，携带着他们能带走的一切。
日军发动进攻武汉的作战后，继上海的民族工业大迁徙后，中国倾尽举国之力的又一场大迁徙开始了，这一次的目的地是四川。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六日马当要塞失守，国民政府即刻下令拆移武汉的工业设备。工人们喊着号子，把从上海运来的沉重设备拆卸搬运，再次转上船只或火车。
除了一些工厂沿陆路迁至湘西、湘南、广西、云南和贵州等省外，大部分则沿长江水路向着重庆溯江而上，宜昌因此成为最繁忙的中转站，江边的工业设备堆积如山，而江中轮船、木船和小型拖船在船工的号子声中前后衔接，昼夜航行。
据《民国档案》统计，到一九三八年底，中国从华东、华中迁往内地的工厂达三百零四家，其中迁往四川的有一百三十四家。
这些工厂包括机器五金、电器无线电、陶瓷玻璃、化学、罐头食品、印刷文具、纺织印染、矿业等等，这是基础薄弱的中国民族工业的精华，是维持战争的工业能力的最后一点家当，也是昭示着一个民族不屈服的无声的宣言。
中国的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还是中国文化荟萃之地。
中日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统辖区内，共有专科以上高校一百零八所，其中北平十四所，上海二十五所，河北和天津八所，广东七所，占全国总数的一半。
早在一九三二年，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时，就曾大规模地轰炸上海的同济大学、持志学院、上海法学院、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飞机轰炸天津南开大学数小时之久。
在整个侵华战争中，日军有意识地把中国的各大院校作为破坏目标，先后有选择地重点轰炸了上海的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南京的中央大学，广州的中山大学等二十三所著名院校。
因此，自一九三七年始，除个别的教会学校之外，中国国土上几乎所有的高校，都开始了向西南的迁移，形成了中国教育史上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迁移奇观。
毫无疑问，中国高校的迁徙与国民政府的远见卓识密切相关。国民政府深知，保存中华民族的教育和文化与守卫这片国土同等重要。
国民政府于支撑战争而万分紧张的财政资金中拨出专款，对所有迁移的高校提供了一系列政策上的保障：给予内迁的高校师生生活救济；发放教育津贴、教育无息贷款以及减免学杂费用。
国民政府希望这个国家优秀的学者以及年轻的学生在战争环境下把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顽强地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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