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彦皓：价值观的塑造对社会文明与经济发展的影响

价值观的塑造对社会文明与经济发展的影响

文\丁彦皓

离开学术圈几年后,对很多话题的理解总是一知半解的，无法系统化。最近一直在思考伍子胥所处时代的思维方式，但是，很难成系统，所以，只能理解到一知半解。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割据，丛林法则，胜者为王，各方持续的尽全力玩“零和博弈”，从而伍子胥能够登临历史舞台的正中央，但也最终以悲剧收场。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是权力格局形成的关键期，自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时，西周已呈颓势，以致于公元前771年申侯引犬戎入侵西周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时，各路诸侯敢于和周幽王“耍性子”，冷眼旁观周王室被屠戮。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将都城从镐京迁往洛邑（今河南洛阳）后，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时代。

按照传统历史逻辑，春秋战国分为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其分水岭是在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掉智氏，瓜分晋国为标志。之所以将赵、魏、韩三家分晋列为春秋与战国的分界点，无非是大国晋国的分裂给秦国后来一统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否则，如果晋国不一分为三，偏于西北的秦国很难跨越晋国而西出，还在依然与晋国通婚，结秦晋之好来获得边境安定。但是，从历史的游戏规则改变来看，公元前473年，吴国被勾践所统治的越国所灭事件应该是春秋与战国的分界点。

因为在春秋时代，各路诸侯多少还得顾及一点周天子的威严，尤其齐桓公的“尊王攘夷”大旗树立后，各路诸侯最忌讳成为其他诸侯集体攻击的对象。所以，群雄博弈的最终结局无非是将对方揍一顿，然后割点土地，让对方尊崇自己为宗主国。从而产生了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的春秋五霸。但是，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直接逼吴国国王夫差自杀，灭吴国，开启了一国歼灭一国的游戏规则。因为自西周建国以来，各诸侯国的纠纷底线是对方的国家必须存在，没人敢擅自灭了被周文王所册封的各诸侯国。而勾践凭借偏安一隅与对吴国以及夫差的个人仇恨，直接灭吴国，且逼迫吴王夫差自杀。自此，中国历史进入了战国时代，20年后（即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按照勾践的套路灭掉智氏，瓜分晋国，为秦国在公元前221年一统天下扫清了最大的障碍。所以，春秋战国的时期的开启点应该是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将都城从镐京迁往洛邑（今河南洛阳）。而战国开启的代表性事件是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国与逼吴国国王夫差自杀，而非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智氏，瓜分晋国。

在中国历史即将从春秋“叽叽歪歪”的时代进入战国“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历史背景下，影响中国历史2500多年的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诞生了。据历史考证，孔子出生在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卒于公元前479年4月11日。从春秋进入战国的两个代表性事件分别是发生在公元前473年的勾践灭吴与公元前453年赵、魏、韩三家分晋来看，孔子生逢乱世。孔子曾受业于老子，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与《春秋》。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但是，

五四运动时，中国海派的学者开始照搬西方的思潮，推崇“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确实，当时儒家文化经过2000多年的演变，已经暮气沉沉，貌似不符合时代的潮流，而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确在短期内让国力提升不少。然后，就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思想推行没几天，西方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各大国试图向中国转移其国内矛盾，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社会稳定。紧接着日本开始全面侵华。中国社会的思想体系建设彻底的被束之高阁，而民族矛盾与战争成了时代的主旨。后来又是国共内战与文化大革命，一晃中国的历史进程进入改革开放时代。虽然社会一再呼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事实是整个社会依然以“经济建设为第一要务”。后来也曾经提出过“以德治国”的概念，但是，那时候中国社会的法治都不健全，何谈德治。后来，中国社会贯穿比较好的是“依法治国”，尤其是十八大以后，党对官员的行为约束趋严，改变了胡温时代中国官场的“江湖乱局”时代。

在其他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宗教对国家的统治扮演了核心作用。即国家有法律，但也有宗教，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教义与宗旨，信徒会按照教义的指引行事，从而间接确定社会的规则。而中国在几千年的政教博弈中，政治永远压制着宗教，宗教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推动作用无关紧要。其实，这与中华文明有关，自商朝以来，中国就有文字记载，且能够读懂象形文字的人数占比相对其他文明高出许多，从而让民族的思想比较开放，不至于过度蔽塞、愚昧。后来，中国社会持续以“业绩导向”作为主导，即哪种思潮能够对统治者创造直接的短期利益，统治者就会承认其价值。而宗教多诞生于人类的苦难期，充其量就是“画大饼”，给人一种远期的美景，而无法产生短期的直接利益，所以，宗教自古不被中国历届统治者所采纳。而汉武帝为了维护其皇权统治，以修正的儒家思想作为国教，让所有的臣民独尊儒教，打压其他思潮，但又对儒教进行防范，诸如朱元璋就曾经因为孟子所倡导的“民为大、社稷次之，君为轻”而将孟子搬出儒教殿堂。所以，儒教在中国历史上只是维护皇权统治的一个工具而已，其断无法挑战皇权的威严。

人类思想世上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特点，即决定全世界2000多年的思想集中诞生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200年之间。人类历史上突然在前后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全世界爆炸性的出现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基本奠定了人类几千年的社会生活与精神文化格局。在中国，老子生于公元前571年，孔子在前551年，墨子在前468年。在印度，释迦摩尼生于前565年。在波斯，梭罗亚斯特生于前660年。在古希腊，赫拉克利特生育前540年，苏格拉底前468年，柏拉图生育前427年，就这帮人的思想决定了整个人类历史后来的2000多年发展进程。在最近一个世纪，法律、政治制度与产业结构对人类的行为规范产生了莫大的作用。确实，物质文明会带动精神文明的发展，法治会对精神文明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产业结构能够满足社会的基本物质诉求。一旦温饱被满足后，法律的权威才可以全面发挥功效。但是，社会发展至今却又面临三个问题，

1、大陆法系背景下，法无禁止皆可为，而法律很难覆盖社会的所有不合理领域，犯罪嫌疑人利用法律的漏洞而损害社会安定与他人健康谋利，但无法受到法律的制裁。

2、如果犯罪者藐视法律的权威，即根本不顾及自己的生命，而冲动型的恶性报复社会，将会给社会带来无穷的灾难。诸如，拉斯维加斯的枪击事件。

3、不违法，但也不违纪，但就是破坏社会文明，诸如随意扔垃圾，不讲文明、损己利人等。

所以，在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制体系与产业结构合理的环境下，对社会进行理性、和谐与互赢价值观的塑造就成为决定社会文明与经济发展的关键点。

儒家思想有一个悖论，即为了统治而出现一方压制一方，诸如三纲五常。而当今社会的价值观应该体现如下特征，即

1、共赢，共赢不需要零和博弈，不能够以一方的获利而损害另一方，社会一旦进入零和博弈，必然矛盾骤起，报复与反报复不断。而共赢是各方各取所需，都能够接受的机制。

2、信用，人无信不立，信用体系一旦有效运转之后，社会的管理成本与违约损失会大幅的降低。

3、契约精神，法治社会说的话要算数，但是，一般是限于可记载的层面。价值观下的契约精神是指不管以各种方式确定的游戏规则各参与方都要遵守，诸如员工不消极怠工、偷奸耍滑。

4、和谐，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诸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博弈能够多合作，少对抗。

5、尊重弱者，强者自古不缺被尊重，而弱者的被尊重与尊严维护是社会文明的关键。

6、对生命的尊重，生命是人世间最珍贵的财富，但是，在和平年代，很多生命的丧失都是可以完全被避免的。诸如，仇杀、麻痹大意的车祸、医疗事故、地沟油等。

7、健康，健康主要取决于饮食、作息、运动、心态和日常生活、工作，倡导全民对健康的重要性能够有效重视。

中国当前处于历史上最鼎盛时期，且国力依然在持续提升。在这种背景下，大部分国民都受过高等教育，食、衣、行、住、公平与正义的需求能够得到有效地满足。在这种国泰民安的大环境下，倡导良性、可持续的价值观塑造恰逢其时，能够被社会所接纳。随着政治体系的完善、法治健全与产业结构的有效运行后，符合时代的价值观塑造将会成为决定社会文明与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价值观塑造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社会制度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

孔子晚年时期的最高理想称之为“大同”，在大同的世界里，天下的人，不止以自己的家人为亲，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儿女为爱，而是相互敬爱，爱天下所有的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孩子们都能获得温暖与关怀，孤独的人与残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女人有满意的归宿。天下没有欺诈，没有盗贼，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讲信修睦，选贤举能，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但是，大同社会能够有效运行的前提之一就是价值观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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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彦皓 房地产金融学博士、量化对冲学博士后，专注资本市场，负责量化对冲、权益投资、资本运作、股指期货与股票期权等，关注国际关系、历史、哲学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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