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季來臨，一波又一波的大學生即將拿到文憑、走入工作崗位。而另一邊，高考也剛剛過去，緊接著就是估分、選大學、填志願的一系列流程。但與此同時，近些年伴隨著升學教育的爭議也越來越多：為什麼辛辛苦苦讀了四年本科，等到工作卻覺得什麼都得從頭學起？為什麼越來越多的家庭甚至不願讓孩子讀大學，寒門越來越難出貴子？既然從大學裡學到的知識對日後的工作並無太大影響，那大學教育還有用嗎？
這些問題看似非常之中國式，但事實卻是，很多西方國家都在某些歷史階段，遭遇了同樣的問題。高等教育與工作職業之間，看似是無比緊密的上下游關係；但無論是很多企業還是求職者，早已不再執著於“專業對口”這樣的神話故事了。不過更奇怪的是，哪怕從業界到教育界，都不再對大學“作為職業培訓基地”的可行性抱有幻想，但“教育-職業”的迷思依然猶如宗教信仰一般，深深紮根於人們心中，這似乎成了一個比“大學教育究竟有沒有用”這一問題本身更難索解的難題。
我們今天結合蘭德爾·柯林斯於1979年出版的《文憑社會：教育與分層的歷史社會學》一書，跟大家聊一聊文憑的“通貨膨脹”問題。雖然初版距今已近40年，但其結論卻依然歷久彌新，特別是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殘酷真相：教育看似增強，但實則卻阻礙了社會流動，他捅破了文憑表面光鮮亮麗的那層窗戶紙，試圖回答那個困惑我們許久的問題——文憑，為什麼越來越不值錢？
討論“文憑是否越來越不值錢”之前，我們有必要先來了解一下與文憑“通貨膨脹”相關的兩個問題。
問題一
什麼是文憑的“通貨膨脹”？
文憑的通貨膨脹指的是，隨著越來越多的人獲得更高的學位，工作職位對教育水平的要求也在水漲船高。當有越來越多的人獲得某一教育文憑或學位時，其價值也就隨之下降。在美國，高中文憑（即接受12 年教育）在1940 年之前還相對罕見；而現如今，高中學位已是家常便飯，在找工作時幾乎一文不值。大學入學率在年輕人中超過了60%，大學學位也面臨著如高中學位一樣的命運。現在，當學位已經發生通貨膨脹，它們的主要價值就是重新投入教育市場，用來獲得更高的學位。
《文憑社會》(作者: [美]蘭德爾·柯林斯 譯者: 劉冉 版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8年6月)
理論上，這是一個無窮無盡的過程。我們完全有可能成為中國明清兩朝時那樣，學子們不停地參加科舉考試，一直到三四十歲；只不過現在這種情況影響到的可能是絕大部分人，而不再僅僅是少數精英。不同國家教育通脹的速度也有所不同，但自20 世紀後半葉以來，它們不約而同地都走上了這條道路。
教育學位是一種體現社會地位的通貨，可以用來交換獲得工作的機會；與所有通貨一樣，當供給不斷增加而貨物卻有限時，價格就會飛昇（或購買力下降）。在這裡，人們追求的是不斷減少的中產階級工作職位。教育通脹基於自身而發展；在每一個攻讀學位的個體看來，面對學位貶值，最好的回應就是獲得更多的教育。
這就是教育擴張的主要機制。
問題二
文憑的“通貨膨脹”為何會產生？
教育文憑的通貨膨脹是基於錯誤的前提發生的，那就是更多的教育能夠生產出更平等的機會、更高科技的經濟表現和更多的好工作。不過，面對全世界發達經濟體中一個日益明顯的嚴重問題，它的確提供了可能的解決方案；這個問題就是隨著計算機和人工智能對非體力勞動的威脅日益迫近，中產階級即將被科技替代。二十到三十年內，如果商業公司試圖取消大部分拿薪酬的工作崗位，導致沒人買得起資本主義產品，那麼資本主義社會就有可能因此垮臺。
文憑通脹有助於緩和這一問題，因為它把更多人都留在了勞動力市場之外；如果學生能獲得財政補助，不管是直接補助還是通過低息貸款（最終甚至可能無需返還），這都是一種隱藏的轉移支付。在福利國家的意識形態不受歡迎的地方，例如美國，是教育的神話支撐起了隱藏的福利國家。再加上小學、中學和高等學府裡的數百萬教師及行政人員，教育通脹背後隱藏的凱恩斯主義也許能保證資本主義經濟的巨輪不會沉沒。當然，教育也面臨技術化的威脅，例如教師被電腦替代；如果這一趨勢發展下去，教育也許就無法阻擋科技替代的發生。不過，如果不考慮這一點，那麼不斷擴張的教育是否能成為科技替代的一種凱恩斯主義解決方案呢？
蘭德爾·柯林斯（Randall Collins，1941- ），美國當代著名社會學家，衝突論的代表人物，賓夕法尼亞大學社會學榮休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理論社會學、社會衝突、關於政治與經濟變遷的宏觀社會學，著有《文憑社會》《衝突社會學》《社會學四大傳統》《哲學社會學》《互動儀式鏈》《暴力》等在學界產生了重大影響的著作。
教育是政府的重要支出，這可能會限制它在未來的進一步擴張。隨著成本提升，會出現私有化的壓力，將政府的財政負擔轉移到學生或家長身上；但隨著中產階級在經濟上遭受擠壓，這種方式也有其侷限。文憑通脹推動下的教育系統擴張，可能會引爆教育系統內部的危機。但這並不一定是最終結局。我們可以想象一系列平臺期：隨著我們對教育作為一種救贖的俗世信仰不斷破滅又不斷重建，教育膨脹也會隨之停步又再度啟動。
儘管教育系統是基於錯誤的前提而發展起來的，但我仍然因為發表了對教育通脹的批評而感到不安，因為很多人都得靠它吃飯。如果大眾在政治觀點上不再對教育懷有烏托邦般的信仰，他們是否還會繼續支持教育呢？或許再過二十到三十年，我們會看到答案。
撰文｜伯樵
不斷被構建的“文憑”
在柯林斯看來，大學可以提供職業教育所需的必備技能，無疑是大學教育的最大神話：學生們在大學中學習了大量與未來工作無關的知識，而那些所謂“實用”的內容，多半也趕不上工業界、企業界日新月異的發展。柯林斯所拆解的第一大問題，就是將學校視作為職場提供“技術管制功能”祛魅。
但是既然學校無法提供真正實用的技術人才，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包括企業）對學校乃至文憑趨之若鶩呢？柯林斯認為，勞動可以被分為兩種，一種是生產勞動，比如種地、製造業工人；另一種則是政治勞動，比如投行諮詢、或是一般大企業的管理層——前者生產財富，我們經常將其稱之為實業；後者分配財富，一般不直接創造價值。政治勞動因為主管分配，所以其實越來越趨向於“閒職”（sinecuresector）；而隨著體力勞動被機械化生產所代替，勞動市場上的“閒職”也越來越多。文憑則是幫助僱主區分“政治勞動者”與“生產勞動者”的重要手段。
那麼，為何要用文憑來區分兩者呢？作者通過對醫生、律師和建築師這三類工作的歷史社會學考察，發現文憑所代表的往往不是生產型的技能，而是政治型的“文化通貨”——從大趨勢上看，任何時代凡是取得較高文憑的人，大多數具有較好的家庭背景、較為強烈的受教育慾望，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以及足以支撐脫產教育的經濟條件。這些人的屬性，完全符合“閒職”的要求。就這樣，文憑幫助僱主在僱傭“閒職”人員時進行區分。比如，投行的工作並非要求僱員精通經濟學或金融——頂級投行往往更傾向於家世良好、名校畢業的學生，因為這意味著學生（及其父母）較廣的關係網，也有利於企業對外的整體形象——這些內容，招聘者往往很難直接問出口，或是提問的時間成本太高；而一張文憑往往就能解答所有此類問題。
當代法國著名社會學家、思想家、文化理論批評家布爾迪厄。
這種社會建構下的文憑，其實代表了一種“文化通貨”（類似於布爾迪厄的“文化資本”）。“文化通貨”雖然叫“通貨”，但並不是金錢，而是一種文化意義上的貨幣——往好的方面可以理解成“腹有詩書氣自華”，往壞的方面或許就是金錢的“文化”外衣。經濟條件較好的家庭，往往更有意願，也更有餘力在孩子的教育上投資。這些孩子上得起補習班，學得起鋼琴課，父母更願意他們能讀大學，而不是希望他們在初中或是高中畢業後就開始掙錢，哪怕父母也知道如今的大學生早已不再是上世紀80年代的“天之驕子”，但他們還是希望把孩子們送入大學——因為最高學歷將會決定孩子日後更可能是從事“生產工作”還是“政治工作”——文憑，就是這種文化通貨的最直接體現，也是一個人家庭背景的最直接體現。
在這個意義上，美國高等教育不僅沒有像其一直所宣揚的那樣，促進社會流動，給予家貧者以擺脫其本身社會階層的契機。相反，一旦學校-職場這架機器進入正式運轉中之後，文憑越來越會變成阻礙社會流動的堤壩——因為與文憑更相關的，往往不是實際的能力與技術，而是教育資源的傾斜、父母家庭的背景……這也就是為什麼近十年來“寒門難出貴子”“新讀書無用論”甚囂塵上的重要原因。
教育社會學脈絡中的“文化通貨”
這論證看似驚世駭俗，結論聳人聽聞，但其背後有深刻的學理脈絡。
上世紀70年代，正是帕森斯所主導的“功能論”在北美社會學界節節敗退之時。在哈佛大學，對這種具有意識形態調和色彩的功能主義進行批判，簡直成了某種社會學的政治正確。而柯林斯此書，正是在這一大環境下誕生的：社會學家不再把教育視為某種社會功能的組成部分，而是將之放在階級衝突的框架內予以理解。所以，在柯林斯看來，文憑所代表的高等教育，不僅無法提供社會流動，無法為企業提供在技術層面上的有用人才；相反它成了利益階層手中的工具，完全且徹底、但又無比義正辭嚴地將無力負擔高成本教育的人群拒之門外。
對我們的啟示
“中產焦慮”是近年來最為熱門的話題，而教育則無疑是中產焦慮的重災區。教育投資從學鋼琴、學芭蕾、學高爾夫，到一擲千金購置學區房，學校從面試學生髮展到面試家長，“不能輸在起跑線上”、幼兒園入園排隊搶號、小學入學求人送禮……
香港一位媽媽在孕檢時表示“當然要（讓孩子）贏在子宮裡”，曾引起熱議，但實實在在反映了為人父母對子女教育的焦慮。
這些種種社會怪現象看起來相當荒謬，但如果以文化通貨的視角來看，卻又異常合理。對中產家庭來說，教育的戰爭是一場“不參與，即出局”的多輪博弈——他們無法像貧困家庭那樣因“力不從心”而“自暴自棄”，但也無法像鐘鳴鼎食之家那樣“花得起”“輸得起”。中產家庭時刻要面臨階級滑落的心理危機，只能通過對於文化通貨的投資，來保證孩子取得一紙文憑，得以在高度競爭的社會中不要掉隊，希望可以通過自己有限的經濟資本，來儘量撬動孩子教育上的文化槓桿，換取最划算的文化通貨，讓孩子在“政治職位”的競爭中謀得一席之地。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文憑社會，也與美國類似，走向了“文憑通貨膨脹”（credentialinflation）的極端——博士一走廊，碩士一禮堂，學士一操場——學歷的通貨膨脹，已然帶來了文化通貨的泡沫破碎，博士、碩士的含金量大大貶值，這也逆向助長了很多扭曲的學術行為（如抄襲、注水），同時也使得教育在社會評價體系中每況愈下。雖然很多人文教授不得不祭出“自由而無用的靈魂”、“（文科）無用之有用”——但很可惜，如果高等教育只能仰仗這種名為反功利主義、實為保住飯碗的防禦性言辭來維繫自身尊嚴的話，那無疑將會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虛無與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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