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特·伯羅薇（Janet Burroway），美國小說家，目前在美國西北大學教授藝術碩士創意寫作課程。其作品包括小說《禿鷹》《生絲》（榮獲“美國國家圖書獎”）《沙橋》等，散文集《難忘的母親》，詩集《物質商品》，兒童文學圖書《巨大的果醬三明治》等。
圖為保羅·安格爾（右）與其妻子聶華苓。美國是最早開設創意寫作課程的國家，第一個寫作班於1936年在愛荷華大學成立，安格爾即是第一批獲得創意寫作碩士學位的人。1941年，他謀得愛德華寫作“工作坊”教職並主持工作長達25年，是美國創意寫作班的重要參與者與見證人。
《小說寫作》
作者：（美）珍妮特·伯羅薇 伊麗莎白·斯塔基-弗倫奇 內德·斯塔基-弗倫奇
版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7年11月
本書由珍妮特·伯羅薇一人完成。但在重版的過程中，出版社在書中增加了大量短篇小說的節選，因此兩個編輯的名字也被署在了作者欄中。
《大師的小說強迫症》
版本：麥田出版社（臺灣）
2016年3月
約翰·加德納（1933-1982），美國小說家、文學評論家，曾在多所高校開設創意寫作課程，其最知名的學生是小說家雷蒙德·卡佛。後者對加德納的教學評論是：作家的價值與技藝，是他用言教與身教教給我們的，在那一段重要無比的短暫時光逝去後，多年來我始終奉為圭臬。
在國內，大量湧現的作家班讓人感到困惑。寫作是可以培養的嗎？寫作班對於寫作者又能提供什麼幫助呢。在7月底，為了參加“創意寫作國際論壇”，美國作家珍妮特·伯羅薇來到了北京。作為曾經的美國國家圖書獎得主，伯羅薇已經在美國擔任了30多年的創意寫作教師，由她撰寫的寫作指導書《小說寫作》已經更新了9個版本，成為美國使用最多的寫作教材之一。然而，在翻開這本書後，裡面的內容讓人質疑，是否真的會有人按照這些指導去進行文學創作：
“如果想讓語言既生動又充滿力量，你必須學會使用主動語態。”
“最令讀者失望的事情莫過於直接告訴他們，重要的事情已經在對話中發生了，卻省去了具體的內容……”
於是，帶著這些質疑，我們在燕山大酒店見到了已經86歲的伯羅薇。她的身體不是很好，來到中國後一直喉嚨痛，行走也不是很方便，靠寬大的盆骨支撐著全身的重量，隨身攜帶著一個黑色坐墊。但她還是非常開心地回答了我的質疑，交流了許多對美國作家和寫作的觀點，並且提出了寫作班應有的理想狀態和中美寫作班的不同之處。
關於寫作班的負面作用
作家的文風是否會很相似？
新京報：關於創意寫作課程，可能人們最關心的永遠是那個老問題——作家是可以教出來的嗎？對這個問題，你能否再說一下自己的觀點。
伯羅薇：要回答這個問題的話，你可以假設一下，你現在有一個十四或十五歲的兒子，他非常喜歡小提琴，經常拉小提琴，將來也想做個小提琴家，這個時候我們會說——既然已經有那麼多樂曲了，他還有必要去音樂學院嗎？藝術家和實物之間是有聯繫的，比如說雕刻家和石頭，音樂家和樂器等等。當然，作家和筆之間的聯繫沒有那麼深，所以我們經常會認為寫作是一門並不需要技巧的藝術。不過這個問題還有另外一個答案，那就是我們當然也可以通過閱讀來學習寫作，我們已經這樣做了幾百年，但是如果有一個編輯或者教師來指導你寫作的話，可以為我們節省很多的時間。
新京報：那麼，假如寫作是可以作為技藝教授的話，它可能會產生另一個問題——人們的寫作風格越來越像，因為大家學到的都是差不多的東西。文學中的大部分技巧都是普遍性的。
伯羅薇：至於創意寫作是否會讓人們寫的東西越來越相似，這個風險的確存在。因為有時候，一個老師會希望他的學生都按照他想要的風格寫作，或者班裡有一個學生，他的寫作方式非常受歡迎，其他人也就都想照著他的方式寫，還有些學生會覺得，老師想讓我們怎麼寫，那我們就怎麼寫。其實從大的環境上來說，也是這樣，比如說畢加索，他創造了立體主義風格，接下來就有很多人想去模仿他，但不管怎樣，總有一些人會試著跳出來創新。
新京報：那什麼樣的人可以成為一名寫作班的老師呢？
伯羅薇：在美國的情況是，大學通常會僱傭一些已經出版作品的作者，我覺得，也很難找到更好的方式，雖然這些老師中的有些人寫得比其餘人好一點。
新京報：那在寫作中有什麼東西是無法傳授的呢？
伯羅薇：天賦。天賦是肯定沒辦法教的。但是隻要你堅持寫，每天都寫下去的話，也會慢慢提高，成為一個不錯的作者。
新京報：那這之後，寫作班是否會導致另一個問題，即作家的職業化。一個接受過寫作培訓的作家會顯得比流浪漢或酒鬼更加專業——這重新把文學創作從大街拉回了機構。
伯羅薇：我想問一下，你所說的“作家的職業化”具體是指什麼呢，我不太明白。
新京報：比如說，出版社會更願意出版這些從寫作班裡跑出來的人寫的書，而一個普通人，一個沒有接受過文學培訓的人，他寫的東西就很難得到認可。
伯羅薇：在美國這真的不是什麼問題，有太多的出版商和雜誌，只要你寫得夠好，夠吸引人，就可以出版。
關於小說應該寫什麼的問題
哪些新主題是當下值得寫的？
新京報：你自己就是一個成功的小說家，所以，當你自己在寫一本小說的時候，也會按照書中的這些方法來寫嗎？
伯羅薇：這個問題我覺得是非常有趣的。就像開車的時候一樣，你不會想太多開車的技巧，我們已經把那些技巧給吸收了，它成了自我的一部分，成了我們的本能。但在你學會開車以前，你得非常認真地考慮這些事，並且小心翼翼。
新京報：所以說，像凱魯亞克那種“自動散文寫作法”也是一種技巧咯。
伯羅薇：哈哈，傑克·凱魯亞克曾經說過，第一感覺就是最好的感覺，但其實你去看看他的手稿，就會發現他不知道改了多少遍。
新京報：你在《小說寫作》裡提到一個關於小說寫什麼的問題。裡面說，曾經的作家身處世界的衝突之中，不必費力就能尋找到很多寫作的主題，比如戰爭、法西斯獨裁、觀念衝突等等。但現在的作家則需要通過構思一個主題去講故事。你覺得這和整個世界社會氛圍的變化有關係嗎，又有什麼新主題是值得我們在當下去寫的呢？
伯羅薇：小說寫的東西其實就是人，人的掙扎、人的困惑、人的家庭。（她一邊說，一邊從手提包裡取出了自己隨身攜帶的一本小說，是尼日利亞女作家奇瑪曼達·阿迪契的《半輪黃日》。）不知道你讀過這本書沒有，她寫的就是內戰，但她是從一個家庭的角度來寫的，也是在寫我們內心的掙扎。
我覺得沒有什麼寫作主題是新的。它是永恆的，只是它的形式有所變化而已。比如說在現代我們有了社交媒體，我們的寫作會涉及社交媒體，因為它成了我們生活當中的一部分。如果有技術變革的話，我們也會寫到技術變革，但這種變革一定要是非常劇烈的。但是，就像我剛才說的，我覺得寫作寫的東西永遠還是人，人總是會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發生一些故事，我們寫的就是這些東西，比如說愛情啦、政治啦、錢啦，還有自己的父母等等。
關於寫作班的學生
結束課程後他們從事了哪些工作？
新京報：在《小說寫作》裡經常安排一些寫作練習。那麼，在創意寫作班中，你收到這些練習的回饋後會怎麼做？
伯羅薇：（攤開雙手）什麼也不做。我基本上什麼都不做。這些練習只是給寫作者拿來練習的，而不是讓老師們去評判的。但我會問他們，在寫作的過程中有沒有發生什麼意想不到的事。寫作練習只是一個途徑，它激發你去發現更多素材，激發你去寫更多的東西，僅此而已。
新京報：之所以會提到這個問題，是因為在《小說寫作》關於對話的章節中，你就“如何寫對話”給出了九點建議，其中包括“對話要切合主題”“讀起來口齒輕鬆”等等，這讓我覺得，你並不希望作者在寫作時給讀者設置太多障礙。
伯羅薇：其實最主要的一點是，要讓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說話方式。但大多數情況下，我們的確是不應該給讀者設置太多的障礙，不要用太多不同的詞彙。
我在書中提出的只是建議，並不是硬生生的規則。如果能寫出一些不同的對話來，我也會很喜歡的。
新京報：在美國報名參加創意寫作班的都是一些什麼樣的人呢，他們有什麼樣的目標？當他們結束課程之後，又都做著哪些工作？
伯羅薇：參加創意寫作班的人是形形色色的。我教過的人裡面，年齡最小的是一個十三歲的、很有天賦的中學生，年紀最大的則已經當奶奶了。
在結束課程之後，他們做的也是各種各樣的工作。我教了三十年創意寫作課，最後只有四個人真正以寫小說為生，其中有一個還得了普利策獎，他叫亞當·約翰遜。無論他們畢業後做什麼樣的工作，我都可以接受。這就像如果我們在大學裡學了歷史課，最後卻沒有成為歷史學家，但我們還是會說，學習歷史豐富了我們的生活。有很多學習創意寫作的學生，畢業後也回來告訴我，雖然他們沒有以寫作為生，但學習創意寫作還是豐富了他們的人生。
採寫/新京報記者 宮照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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