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每到兵荒马乱、鸡犬不宁的乱世。
总会有一批大师喷涌而出。
比如春秋战国时期——
以老子、孔子、墨子为首的“子”字辈理论家横空出世。
为后世的学术界树立了一个极高的行业标杆。
再比如魏晋时期——
以竹林七贤、王羲之、陶渊明为代表的一系列名士，也都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有着极高的建树。
成为后世学渣们争相膜拜的对象。
而距离今天很近的民国时期也不例外——
以王国维、陈寅恪、蔡元培、胡适为代表的大师们，至今仍在被人传颂。
他们用自己的学识去洞察世界的变化，成为那个时代引领人们前行的指路明灯。
而在这些流芳千古的大师中，又有一位大师的名字不得不提。
他熟读西方经典，却极其推崇儒学；
他受西方文化洗礼多年，却依旧倡导一夫多妻；
他在所有人都剪发迎接新时代时，却蓄起了头发梳起了辫子。
总而言之，他行事乖张，不按常理出牌。
可以称得上是民国时期最为奇葩的一位大师。
他就是辜鸿铭——
清末民初时期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东方文化的中国第一人。
从出生环境看，辜鸿铭就注定与别人有所不同。
他的祖辈是福建泉州人。
不过，到了他父亲这一辈时，已经在马来西亚扎根多年了。
当时，他的父亲是一家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主管。
母亲则是一位金发碧眼的纯种西方人。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辜鸿铭从小就对语言有着极强的理解和记忆力。
英语、葡萄牙语、马来语，每一种语言他都当作母语来说。
当然，最重要的是，他还能飙出一嘴正宗的闽南话。
金庸说过——
爱笑的女人，运气总不会太差。
其实这句话还可以补个下半句——
能飙外语的男人，运气也是贼好。
橡胶园的庄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这个毛头毛脑、爱飙外语的小伙子。
于是将他收为义子，每天带他阅读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等西方经典文学作品。
并在他10岁这年，带他前往欧洲。
临行前，辜鸿铭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
无论你跨过多少山和大海，穿过多少人山人海，你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带着父亲的这句临别赠言，辜鸿铭踏上了海外求学之路。
在欧洲，辜鸿铭继续打磨自己的外语技艺。
除了之前已经学会的几种外语，他又掌握了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的使用方法，并熟读各国语言下的文献名著。
在此期间，还发生过一件非常有意思的趣事——
由于受到父亲的影响，辜鸿铭在国外期间也是扎着辫子，一身马褂。
一次，辜鸿铭在公交车上看泰晤士报。
几个没见过世面的英国乡巴佬觉得好玩，便在一旁侮辱嘲笑辜鸿铭。
确认过眼神，遇见怼的人。
于是，为了怼死这帮英国佬，辜鸿铭设计了一个小计策——
他先是把报纸倒过来看。
这样一来，那几个英国人更来劲了——
看，那个中国脏辫男孩连字都不认识，还装模作样看报纸呢。
辜鸿铭等的就是他们这句话。
接下来，辜鸿铭用最纯正的伦敦腔把整段文章念出来。
念完之后紧跟了一波嘲讽——
你们英文才26个字母，实在是太简单了。我要是不倒着看，根本找不到阅读的乐趣。
结果，几个英国人听完后全都傻眼了。
赶紧虚晃一枪、落荒而逃。
从这件逸闻趣事也可以看到辜鸿铭的特点——
嘴巴损、脑筋活、反应快。
可以说是中国的最强大脑之一。
凭借这股机灵劲以及个人的自律，辜鸿铭在留学期间共拿到了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
并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留下了赫赫威名。
等到40年后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经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目了。
1880年，在23岁这年，辜鸿铭结束了自己十多年的国外求学历程，返回马来西亚。
从此潜心研究中国文化，昂首走上了一条弘扬国学，嘲讽西学之路。
他提出的最有意思的一个理论是茶壶茶碗论——
他认为男人娶小老婆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男人就像是茶壶，女人是茶杯。
一个茶壶肯定要配几个茶杯，总不能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
从这个趣闻也可以看出，辜鸿铭对中国文化的推崇。
不过，在那个年代，大部分出国留学开过眼界的大师们都是西学的倡导者。
他们不遗余力地宣传西方的政治、文化、科学等等等等……
实际上，直到上世纪末，这种趋势还在延续。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本名为《丑陋的中国人》的书籍在国内广为传播。
书中大谈中国民族的劣根性，把中国人骂的体无完肤。
可以想象，如果辜鸿铭看到这本书一定是嗤之以鼻，并借此话题写一套反讽系列丛书——
《丑陋的美国人》、《丑陋的英国人》、《丑陋的德国人》、《丑陋的法国人》……
1885年，辜鸿铭终于来到了中国。
他在晚清名臣张之洞的幕府中任职，一呆就是20多年。
直到张之洞去世，清朝灭亡，辜鸿铭才辞去公职。
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辜鸿铭受邀去北大教授英国文学。
一个扎着辫子的老头给学生讲英国文学，想想也算是北大奇景了。
当然，这也显示了蔡元培主张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政策的了不起之处。
辜鸿铭一生狂傲，蔡元培是少数的几个他所钦佩的人。
当“五四运动”兴起时，蔡元培被认为是革命党受到牵连。
而辜鸿铭则决定与蔡元培同进退，他说道——
蔡元培和我，是中国仅存的两个好人。我不跟他同进退，中国的好人不就要各自陷入孤掌难鸣的绝境了吗？
当别人问他“好人”如何解释时，他又答道——
好人就是有原则。
蔡元培在前清时就点了翰林，但他不肯做官却跑去革命。
到了今天，蔡元培依然在坚持革命。
这就是坚定的革命派。
而我，自从跟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就是保皇派。
到了今天，我依然是保皇派。
这就叫有原则。
由此，也可以看出辜鸿铭的狂傲不羁和与众不同。
其实，辜鸿铭的仕途生涯虽然走的还算顺利，但与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上所作出的贡献相比却不值一提。
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是沟通中西文化，让西方人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在所有人都弘扬西学时，高举中国文化的大旗。
他把《论语》、《中庸》等一大堆中国古典名篇翻译成英文，在海外发行。
自己也出版了著作《春秋大义》。
书中吐槽了西方文明的一系列问题，并展示了为什么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妙药。
这本书在西方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在德国，因为这本书，掀起了数十年的辜鸿铭热。
如果说有谁对辜鸿铭的评价最准确，那一定是北大的晚辈张中行——
我想，这位怪人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在举世都奔向权和利的时候，他肯站在旁边喊：危险！危险！
1928年4月，本来要去执掌山东大学的辜鸿铭不小心染了感冒。
当月月底就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从此，中国少了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师；
少了一个狂傲不羁、特立独行的民国怪杰；
少了一个弘扬中国文化的发言人；
少了一个有意思的人。
他在全面崇尚西学的社会背景下，给世界带来了一丝不同的声音。
不过，随着他的离去，这种声音也一并石沉大海。
可能，后人只有在听说那套茶壶茶碗理论时，才会知道民国还有这么一位大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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