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一书，经东方出版社授权发布。
亚洲人提出的亚洲价值观可以说是对西方的回应，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反论题。这个论题的提出是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情，也就是说是近来的事情。亚洲提出这个论题的背景就是当时东亚文化圈经济上的成功，即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并且包括中国在内的另外一些亚洲国家也开始改革，经济发展加速。尽管近代西方价值扩展到亚洲之后，在学术界也不时出现一些有关亚洲价值的讨论，但这些仅只是知识界少数学者被动的并且往往是无效的抵制，并没有形成一种可以称之为政治力量的东西。在中国，“五四运动”之后也不乏有学者出来竭力为自己的文明和文化辩护。中国历史上曾经辉煌过，但现在失败了。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一些学者如何努力，不仅对西方人没有说服力，而且对自己的人民也难以有说服力。正如西方的“东方专制主义”的传播和西方成功的故事联系在一起一样，亚洲在没有成功之前很难有真正的资格和能力来正面提出亚洲价值观。一些学者所讨论的亚洲价值（例如体现在诸如“中国文化”或者“印度文化”那样的概念中）尽管具有学术意义，但对西方并没有产生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力。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是东亚地区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也是亚洲第一个用战争打败了一个西方大国即俄国的国家。当时的国际关系就是“战场上论英雄”，战争的输赢决定了一个国家是否是强国。当日本打败俄国的时候，亚洲国家（或者说很多非西方国家）为之雀跃。不过，日本的国家制度建设的成功被视为是学习和仿效西方制度的结果。日本在国家建设成功之后，也很快仿效西方帝国主义，在亚洲实行帝国主义路线，发动了称霸战争，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国家尤其是东北亚国家深受其害。日本的帝国主义模式最终以失败告终。尽管人们看不到亚洲价值观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有任何关联，但日本的侵略行径对亚洲价值观是有影响的。二战期间，日本侵略其他亚洲国家的一个理由就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来抵抗欧美国家对亚洲的侵入。此前，尽管东北亚形成了儒家文化圈，但并没有亚洲的概念。日本不仅把“亚洲”放在和“西方”的对立面来论述，而且也扩大了亚洲的概念，即把东北亚和东南亚连接在一起，其“大东亚共荣圈”差不多是一个“泛亚”概念。再者，正是因为日本的侵略行为，人们经常倾向于把“亚洲价值观”视为是一种特别的意识形态，即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而非一种客观的存在。
促成亚洲价值观诞生的是后来被称为东亚“经济奇迹”的日本及“四小龙”的崛起。东亚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始于二战后的日本，“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紧随其后，这是近代经济史上少见的经济现象。这五个经济体都面临土地稀缺和自然资源匮乏的问题，但是各自通过发展人力资源、促进技能升级、秉持勤劳节俭和自制克服了这些制约条件。同样的高经济增长故事也很快扩展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很多亚洲国家。
日本经济学者曾用“雁行理论”描述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模式。在20 世纪50 年代至70 年代，日本领导了战后第一轮的高速经济增长，成为欧美之后第一个非西方的工业化国家；在20 世纪60 年代至80 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体（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领导了第二轮的高速经济增长，一些东盟国家如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也加入了这一行列。20 世纪80 年代以后，中国开始领导第三轮的高速经济增长。在三十多年接近两位数的年均经济增长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并且进入了中速增长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时间之长，对区域和世界经济影响之大，都超过了前两轮的经济增长。“雁行理论”解释了东亚经济发展在不同国家间的扩展效应，但并没有对东亚经济体内部的经济成长给出有效的解释。
那么如何解释东亚社会经济上的成功？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尽管惊讶于东亚的经济成功，但对东亚成功背后的理论意义不以为然。很多学者用西方标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东亚经济的成长。例如，东亚高经济增长一般被归结于这些经济体高水平的国内投资，而高水平的国内投资又与高水平的国内储蓄相关。这些经济体的出口竞争力很明显和它们的高劳动生产率和低单位劳动成本高度相关。这些经济体所采用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是最重要的一个政策因素，它促使这些经济体转型，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和效率水平的经济体。
不过，现存西方经济学理论常常不能对很多经济现象的根源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特别是不能解释导致这些经济变化的根本性的制度和社会力量。例如，德国和日本都是战后活跃的经济体，但是为什么只有日本成功地维持了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应当如何解释东亚经济体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为什么这一战略只在亚洲“四小龙”新兴经济体而不是在其他欠发达国家获得成功？为什么许多东亚国家不管教育回报率的高低而对教育有着强烈的偏好？是什么因素使得企业家精神得以在这些社会发扬光大？很显然，除了那些可以通过在经济学意义上量化检验的“硬”的投入要素，诸如资本、劳动力和技术以外，还有许多“软”的要素，诸如人们的态度和动机、信仰体系、社会关系类型和宗教习俗等等。所有这些“软”因素都会对“硬”的要素的发挥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人们要探索和寻求更为根本的解释。
20 世纪80 年代末和90 年代初，日本政府不满于西方社会（主要是西方主导的世界银行）批评日本政府的亚洲援助项目，资助世界银行120 万美金来研究东亚经济的成功要素。因为日本是当时世界银行的第二大股东，世界银行便没有理由来拒接这一研究项目。11993 年，世界银行发表了这项研究结果，即题为《东亚奇迹》的研究报告。2 世行的这份报告尽管承认了政府在东亚经济成功背后的作用，但仍然认为政府的作用只是执行了市场原则。就是说，解释东亚成功的仍然是西方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
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同，一些学者发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很难对东亚经济的成功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并试图寻找不同的解释。3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这些经济体都在东亚文化圈内。因此，很多人认为，它们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亚洲价值观”尤其是儒家价值观和儒家社会的主流文化传统包含有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一些学者开始沿着韦伯的方法来探讨儒家精神和亚洲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当然，他们的结论和韦伯的结论刚好相反。正如前面所论述过的，韦伯认为儒家意识形态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这些学者则认为，儒家精神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1 在20 世纪80 年代，儒家价值观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引起了很多讨论甚至争论。延续至20 世纪90 年代，人们对于亚洲价值观的讨论引起了更大的争议。1997 年亚洲发生了金融危机。这场危机被认为是对亚洲价值观的自我否定，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以及相关的政治经济体制再一次被当作是亚洲的必经之路，具有普遍适用价值。然而，中国经济在20 世纪最初十年迅速崛起，而且它的潜在经济实力和对世界的影响力远超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再者，2008 年始于美国并马上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被认为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必然结果。所有这些新的变化为再一次评价亚洲价值观提供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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