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伯虎、祝枝山爲何比同時代的歐洲畫家窮得多,原因其實很簡單

明代的蘇州,遍地是詩禮簪纓之族,文采風流之士如過江之鯽,因此“本朝科第莫盛於江左,而平江一路尤為鼎甲萃藪,冠裳文物,競麗增華,海內稱最”。“平江”是蘇州的舊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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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商業發達,使蘇州成為重要的書畫產地和書畫市場,尤其是在明中期以後,宮廷畫院急劇式微,吳門畫派隨即興起,逐漸佔據主導地位。沈周、文徵明、唐寅和仇英等人獨抒個性,使書畫日益市民化,雅俗共賞,繁榮了書畫市場。他們常常既工繪畫,又精書法,甚至將二者合為一體,書畫互為一體,一時號稱“天下書法盡歸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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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奇怪的是,這些頂級書畫家,似乎都沒有從市場的繁榮中獲利多少,日子還是緊巴巴。唐寅、文徵明等人的老師沈周,盛名一時無兩,求書畫者“屨滿戶外”,作品汗牛充棟,但本人並沒有掙到錢,住在村裡,終身未有遠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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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寅自不必說,科舉失意之後,以賣畫為生,在《言志》詩中抒懷:“閒來寫就青山賣,不使人間造孽錢。”可很快他就發現事情並不如他所想。唐寅仕女畫當世一流,求畫的人也不少,但自己卻始終窮困潦倒,賺不到錢,不得不感慨“湖上水田人不要,誰來買我畫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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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徵明有些特殊,他是擺明了不想發財,不願將畫作給富人、王府、宦官和外國人,雖重金、珍寶亦不為所動,這在焦竑《玉堂叢語》中有記載:“文徵明家居,郡國守相連車騎,富商賈人珍寶填溢於里門外,不能博先生一赫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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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祝允明,書法當世一流,有明朝第一人之稱,所書《古詩十九首》尤其為世人稱道,求書者往往要賄賂他身邊的妓女才能得到他的手筆。這樣的大書法家,卻一直重複著欠債、創作、再欠債、再創作的怪圈,一生難有積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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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代,正是西方文藝復興時期,靠繪畫創作走上人生巔峰的畫家不知凡幾。和文徵明同年的提香,也靠賣畫為生,買得起海濱別墅,生活非常奢侈,身邊總是圍繞著詩人和音樂家。拉斐爾收入不菲,曾一次出資三千枚金幣為自己購置宅邸。其他人也是如此,只要接到幾幅畫的訂單,就足以在佛羅倫薩或威尼斯佔據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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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同樣是頂級的書畫市場,同樣是頂級的創作者,收入差距如此之大呢?細究其原因,第一是蘇州的買家還不夠有錢。蘇州確是富庶之地,關稅收入、會所數量、產業規模,有明一朝都名列前茅。但問題在於,當地最大的產業(比如絲綢織錦業)都是官營,錢是掙了不少,可大部分並沒有留在當地。工商業者只能在新興領域(如棉紡織業、書畫業、傢俱製造業)中分一杯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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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有錢人,除了和官家合作喝口殘湯之外,能做的就是憑藉手藝吃飯。也就是吳曉波在《浩蕩兩千年》中所說的,國有和民營之間的“楚河漢界”,即前者壟斷上游資源型產業,後者控制中下游的消費生產領域。在明朝,那隻看得見的手已經伸到了中下游,因此市場上根本不可能再看到像王元寶和沈萬三那樣,不依靠官營資本起家的超級有錢人。

靠官營資本起家,掙再多也要當心,這錢並不屬於他個人。而民營資本就更慘了,誰知道哪天換了一個收稅的官,掙的錢就都打了水漂了呢。蘇州有一個葛將軍的傳說,說的正是唐寅等人所生活的那個時代,就跟稅收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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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二十四年開始,萬曆皇帝向全國各地派遣大批宦官充當“稅使”,蘇州的是孫隆。孫隆貪得無厭,四處設卡,籠絡地痞流氓敲詐勒索,使大量工場倒閉,一時之間,兩萬多工人失業,地方經濟幾乎腰斬。

因此激起民憤,從六月初六開始,到六月初九,整整三天時間,百姓們共焚燬蘇州府衙三座,殺死稅棍多人。帶頭的就是公會的會頭葛賢,也就是葛將軍。這個故事說明什麼?說明人不能有錢,把人趕回鄉下種地,比讓他們留在城市中從事自由經濟要安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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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卷化不僅存在於經濟領域

所以諸位不妨猜一下,從明後期,到所謂康乾盛世,中國的城市化率是提高了還是下降了。漢學家們津津樂道於前現代中國經濟的“內卷化”,造成“內卷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擴大再生產所需的資金被人抽走了,因此資本不足。資本去哪了?不知道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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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文徵明這樣仇富,也就好理解了。那剩下的買家都是什麼樣的人呢?有名的醫生,私人棉紡織工場主,行業公會的領袖……都是憑手藝吃飯的專業人士和流通業者,這些人有錢,也很有限,他們的收入水平限制了書畫業從業者的收入水平,他們不可能像“遠西”的歐洲城市共和國的領導者那樣任性,為了幾幅畫付一千枚金幣的高酬,唐寅、祝允明等人自然只好受窮。

第二個原因,就很有本土特色了。蘇州有一樣產業非常發達,發達到讓其他人賺不到錢,那就是製假。明朝商業旅行家王士性在《廣志繹》考察了各地的風土民情。北京人“易興易敗”,河南人有“古之遺風”,山西人“勤勞樸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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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姑蘇人,特別提到一件事,“姑蘇人聰慧好古,亦善仿古法為之,書畫之臨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贗不辨。”什麼意思?姑蘇人聰明,對文玩字畫研究極其深入,偽造前朝器物都難辨真假,何況本朝的書畫?在蘇州出現了專門製作贗品的作坊,號稱“蘇州片”,通過作偽、仿造,憑空臆造,割款、移款、添款等方式製造前代或當代的名家書畫贗品。時人尤其是徽商,常受矇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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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提到的幾位書畫,在世時就頻繁遇到假貨。沈周名氣很大,性情又溫和,不擅長拒絕別人,有人拿著偽作請他題款,他也不推辭。

文徵明也是如此,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畫作,偽造者甚多,但從來不當回事:“文筆遍天下,門下士贗作者頗多,徵明亦不禁。”

祝允明自己的創作量就不小,可能抑制了贗作的生產,但他剛去世不久,各種仿作、偽作就層出不窮,讓人防不勝防。唐寅就更不必說了,仿造他筆意、筆法的人很多,真假難辨,生前偽作就“幾遍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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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細究之下很有意思。為什麼祝允明去世之後偽作層出不窮?做一個大膽的推測,熟人乾的,他在時不好明目張膽,死後就可肆意妄為。文徵明等人,生前偽作就滿天飛,仿造的自然是同輩中人。文徵明最有名的偽作,是和他同列“吳中三大家”的王寵寫的,但這可能是臨摹,並非有意作偽。吳祈甫等人的偽作,就真的是偽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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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字畫那麼好模仿嗎?為什麼要這麼做呢?原因是姑蘇之地才子太多,書讀得多,卻吃不上飯,因為需要這些高素質人才的地方和崗位實在是太少了。有一個詞大家很熟悉,“學歷貶值”,學歷為什麼會貶值,拿到的人多而市場需求減少。一個進士和狀元人數都穩居全國第一的地方,大量人才只能靠偽造別人書畫、畫春宮、寫地下文學、當幕僚活著,究竟是哪裡出了問題呢?這算是第三個原因吧,競爭太過激烈,無法抬價。

同一個時代,同一個行業,東西方發展情況截然不同。又是哪裡出了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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