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鄭煥章 (泉州歷史文化中心)
晉江，發源於德化縣境內的戴雲山東南麓，流經永春、安溪、南安、晉江、鯉城、豐澤6個縣（區、市），注入東海，總長302公里，是泉州市的第一大河，也是福建省的第四大河。通常所稱晉江者，係指其幹流，即從東溪（又名桃溪，發源於永春錦鬥雪山）和西溪（又名藍溪，發源於安溪桃舟）在南安的匯合處雙溪口算起，包括金溪、黃龍江、筍江、浯江、溜石江，全長120公里。在歷史上，由於晉江與泉州地區社會經濟文化的開發和發展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故它可謂是泉州的“母親河”。然而，對其名字的由來，因過去某些志書和譜牒記載有誤，使得人們長期以來以訛傳訛。由於這條河名字的由來與晉代中原漢人入泉及其對泉州地區社會經濟文化開發的歷史有關聯，因此本文擬給予進行一番考證，探究它的歷史真實，以糾正過去的錯誤說法。
現今所能見到的關於“晉江”之名的由來在志書上最早記載者，恐怕是南宋祝穆的《方輿勝覽》和王象之的《輿地紀勝》：
晉江，在縣（按：晉江縣，歷史上縣治設在泉州城內，即今鯉城區內）南一里，以晉之南渡，衣冠士族避地者多沿江以居。
祝穆《方輿勝覽》卷12
晉江，在縣南一里，以晉之衣冠避地者多沿江以居，故名。
王象之《輿地紀勝》134“福建路”
後來凡是記載著晉江釋名的志書，諸如明代的《天下一統志》、《閩書》、《八閩通志》、萬曆《泉州府志》，清代的《大清一統志》、《讀史方輿紀要》、乾隆《泉州府志》、乾隆和道光《晉江縣誌》以及民國的《福建通志》等，可能都是以這兩部書為據，亦均作如是說。但應注意的是，萬曆《泉州府志》給予加上“相傳”兩字①，說明對此說未盡相信。
這些志書所言“晉之南渡”，其時間沒有明確交代，而北宋樂史的《太平寰宇記》明確記載是在東晉時期。其曰：
泉州……東晉南渡，衣冠士族多萃其地以求安堵，因立晉安郡。②
以前有的譜牒，如清光緒晉江《靈水吳氏家譜》記載晉代衣冠士族入閩，指的也是在東晉時期。其曰：
中原衣冠士族自東晉五胡之亂，多避地入閩，晉江所由名也。③
然而，以前也有的志書、譜牒以及墓誌銘記載晉代衣冠士族入閩，是始於西晉永嘉之亂。如唐林蘊在福建《林氏兩湘支譜》的序言中載曰：
漢武帝以閩數反，命遷其民於江淮，久空其地。今諸姓入閩，自永嘉始也。④
清乾隆《福州府志》卷七十五“外紀一”引路振《九國志》也曰：
永嘉二年，中州板蕩，衣冠始入閩者八族，林、黃、陳、鄭、詹、邱、何、胡是也。
唐歐陽詹在所撰寫的《有唐君子鄭公墓誌銘》中，亦記晉江鄭氏先祖入閩是在西晉永嘉年間。其曰：
公諱晚，字季實。其先宅滎陽。永嘉之遷，遠祖自江上更徙於閩，今為清源晉江人。⑤
由於以前對晉代衣冠士族入閩的時間有兩種不同的記載，因此今人新編的《晉江新志》和《晉江市志》在晉江的釋名上，對此時間也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說法。廈門大學莊為璣教授編撰的《晉江新志》載曰：
本縣平原上最長的河流是晉江，又名晉水，以別於縣名。此江因東晉中原士族南下避亂，沿江而居，故取名“晉江”。⑥
晉江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撰的《晉江市志》則載曰：
周秦以來，始有漢人入遷。尤其在西晉末年永嘉之亂，中州板蕩，衣冠士族為避兵燹，即紛紛南渡入閩。這些千里迢迢自河洛南來，篳路藍縷的中州晉人，部分定居在今晉江南岸，他們為寄託對故土的懷念，遂把棲身之地的這條河流取名為晉江。⑦
何謂“永嘉之亂”？西晉懷帝司馬熾於永嘉元年（307年）登基後，因混戰達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亂”剛剛結束，政治腐敗，生產受到嚴重破壞，各族人民紛紛起義。永嘉二年（308年），匈奴貴族劉淵就乘機起兵平陽（今山西臨汾），建立政權，國號漢。永嘉四年（310年），劉淵死，其子劉聰繼位。永嘉五年（311年），劉聰之將石勒殲滅晉軍十餘萬於苦縣寧平城（今河南鹿邑東），俘殺宰相王衍等人；劉淵之侄劉曜又破洛陽，俘懷帝，殺軍民三萬人，焚燬全城，史稱“永嘉之亂”。何謂“東晉”？永嘉七年（313年），晉懷帝被劉聰殺害，晉愍帝司馬鄴即位，改元建興。建興四年（316年），劉曜攻陷長安，愍帝又被俘，不久也遭殺害，西晉滅亡。建武元年（317年），晉元帝司馬睿在建康（今江蘇南京）重建晉朝政權，偏安江南，史稱“東晉”，至晉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劉裕代晉止。東晉時期，在我國北方又出現了“五胡十六國”的混戰局面，就是所謂的“五胡亂華”。因此，從西晉末的永嘉之亂到東晉時期，我國北方戰亂頻繁不斷，中原漢人（包括一些衣冠士族）確實紛紛南渡，避地而居。但據現代的幾位著名歷史學家考證，無論是在西晉末的永嘉之亂，或是在整個的東晉時期，都無中原漢人避亂入閩。
著名歷史學家王仲犖教授在1961年編著的《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和1979年編著的《魏晉南北朝史》都寫道：自西晉永嘉元年（307年）直至南北朝劉宋泰始二年（466年）這160年間，中原人民流亡南下分為七個時期，集中在荊、揚、梁、益諸州；並根據著名歷史學家譚其驤教授載於《燕京學報》第十五期的論文《晉永嘉喪亂後之民族遷徙》中的統計，指出南渡民戶，以僑寓今江蘇者為最多，第二是山東，第三是安徽，第四是四川及陝西的漢中，第五是湖北，第六是河南，第七即最少者是江西和湖南。⑧依此情況來看，從西晉末直至南北朝中期這長達160多年的時間內，並沒有中原漢人流寓於福建。
又據福建師範大學朱維幹教授於1985年在其編著的《福建史稿》中考證，西晉永嘉之亂時的所謂“八姓入閩”，純系虛構的傳說，不能令人置信；他還找出正史中有關避亂入閩的最早記載，即《陳書》卷三《世祖紀》雲：“天嘉六年（566）三月乙未詔：‘侯景以來，遭亂移在建安、晉安、義安（即唐以後的潮州）郡者，並許還本土，其被略為奴婢者，釋為良民。’”於是，他認為：“在南北對峙時期，中州人民南移，或可分為前後兩期。前期是永嘉之亂，吳會（今江浙）靠近南朝的政治中心（建康），北方的世族地主遷到了這裡，也就定居下來。後期侯景之亂，三吳淪為戰場。這個時期，才會有一批難民（其前代或有由中原過江的），離開吳會入閩。”⑨侯景之亂，即是南朝梁開帝太清二年（548年）東魏降將侯景舉兵反叛，歷時4年。那時已處於南北朝的後期，距西晉永嘉之亂有200多年，距東晉時期也有120—200多年。因此，按其論證進一步說明在西晉末的永嘉之亂或東晉時期是沒有中原漢人入閩的，於是乎所謂晉代衣冠士族避亂入泉沿江而居，是沒有根據的。
然而，近幾十年來卻在福建境內考古發現了為數不少並有直接依據的西晉永嘉之亂後至南朝的紀年墓葬。其中西晉永嘉之亂後至東晉時期的紀年墓葬見之記載的就有：閩侯關口橋頭山的西晉永嘉五年（311年）墓、永嘉年間（307—313年）墓；建甌陽澤和閩侯桐口的東晉咸和六年（313年）墓，南安豐州的東晉鹹康元年（335年）墓、東晉寧康三年（375年）墓、東晉太元三年（378年）墓，浦城呂處塢的東晉興寧三年（365年）墓，福州屏山的東晉永和元年（345年）墓，建甌小橋的東晉永和三年（347年）墓，閩侯荊溪的東晉永和五年（349年）墓，福州西門外的東晉永和十年（354年）墓，福州桃花山的東晉永和十二年（356年）墓、昇平元年（357年）墓，福州倉山的東晉升平四年（360年）墓⑩，永春城關牛頭寨的東晉太元十五年（390）墓{11}，南安豐州的東晉義熙十二年（415年）墓{12}。這些墓葬的主人是西晉永嘉之亂後至東晉時期才入閩的中原漢人，或是西晉永嘉之亂前就已入閩的中原漢人的後裔？對於這個問題現在實難於解答。若按王仲犖和朱維幹兩教授的考證來判斷，它們應是西晉永嘉之亂前就已入閩的中原漢人的後裔的墓葬。
但不管怎樣，“晉江”之名的由來都似乎與西晉永嘉之亂或東晉衣冠士族入閩無關。因作為晉朝時期的中原漢人在西晉末的永嘉之亂以前，甚至在西晉初的太康年間就已入閩併入泉了。這從考古發現和文獻資料都可得到證明。
如今，考古工作者已先後在連江筱埕大埕口發現西晉元康二年（292年）墓、元康三年（293年）墓、元康九年（299年）墓，在浦城呂處塢發現元康六年（296年）墓{13}。“元康”系西晉第二個皇帝晉惠帝的第三個年號（291—299年），那時距永嘉之亂的爆發尚有10多年，但已爆發了西晉皇族內部爭奪政權的“八王之亂”（291—306年）。於是，此時中原漢人有可能南渡避難入閩。然而，這些墓的主人有可能是那時入閩，有的還可能更早，因不會入閩後不久就壽終正寢。
1982年1月，我們在晉江北岸、南安豐州廟下就考古發現了一座西晉太康五年的紀年墓{14}；又據清乾隆《莆田縣誌》記載，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在莆田的西巖寺建山門時也發現了一座西晉太康八年（287年）的紀年墓{15}。另者，南安豐州有座“自晉以來縉紳先生以及方外之侶多登憩焉”{16}的名山叫“九日山”，明天啟間大理學家黃文炤曾為之作志，他在《九日山志自序》中載曰：“晉太康中，衣冠避亂依此山，迄今猶有晉朝松。”{17}“太康”系西晉第一個皇帝晉武帝的第三個年號（281—289年）。於是，從墓葬的發現和文獻的記載來看，可以證實早在西晉初中原漢人就已入閩，而且也寓居於泉。在太康元年的前一年，即咸寧六年（280），晉武帝才滅掉東吳，因此，晉代中原漢人的入閩入泉亦可能是從太康年間才開始。
正是由於西晉太康年間中原漢人的入閩，而且數量可能不少，所以，福建的佛教和道教才獲得發展，開始建造寺廟。建造於西晉太康年間的寺廟，現見之記載的佛教寺院就有：福州的藥山寺、靈塔寺、紹因寺，南安的建造寺，建甌的林泉寺，建陽的靈耀寺{18}。道教廟觀有：連江的溫麻廟、晉江（今為鯉城）的白雲廟{19}。在這些寺廟中，泉州就有這兩座：一建造寺（後稱延福寺），是建於西晉太康九年（288），原址距南安豐州的九日山二里許，唐大曆三年（768）遷至九日山南麓；一白雲廟（後稱元妙觀），是建於西晉太康年間（280—289），址在今鯉城區東街。於是，當時泉州一帶若沒有一定數量的中原漢人聚居，社會經濟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焉能建造這兩座寺廟？而且它們都建在晉江北岸，離當時泉州一帶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即今豐州）不遠，從而說明當時的中原漢人就已沿江而居了。總而言之，晉代中原漢人南渡入閩入泉並非始於西晉末永嘉之亂或東晉時期，應是始於西晉初的太康年間。因此，“晉江”的得名定然與所謂西晉末永嘉之亂或東晉時期的衣冠士族避亂入閩無關，它只是一種傳說，不可為信。
那麼，“晉江”之名是從何而來的呢？明萬曆間，泉州府經歷陳懋仁在所著的《泉南雜誌》中是這樣說的：
泉州有浯江（即晉江下游的一段，這裡應泛指晉江），《郡志》雲：“晉南渡時，衣冠士族避地於此，故名晉江。”餘謂江既以晉得名，何當時人文遺事無一可稱，豈簡冊逸而無徵？即避地事亦傳聞耶！《晉書·地理志》（雲）：武帝太康三年，置晉安郡，統入縣，晉安一也。然則武帝已舉晉名其縣，或不待元帝在建業（今江蘇南京），而始以晉名其江也。{20}
據陳懋仁認為，“晉江”之名的由來當與西晉太康三年（282年）晉安縣的設置有著直接的關係，即取縣名之首字為名。此觀點無疑是正確的，完全符合邏輯。
西晉太康三年（282），由於已有相當數量的中原漢人入閩，故晉武帝析建安郡置晉安郡（北宋樂史的《太平寰宇記》所說的東晉立晉安郡是不正確的），下統八縣；又改東安縣為晉安縣，為所統八縣之一，治所就設在今南安豐州。當時，晉江所流經之地盡屬晉安縣管轄，故江取縣名之首字“晉”字為名是自然之事。再者，晉江在晉代之後南北朝的陳朝時，亦曾名“南安江”，即以縣名之名為名。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曰：“陳立為南安縣，因縣南安，江取以為名。”{21}所以，“晉江”之名系由西晉太康三年（282）設置晉安縣後而取得的觀點是可信的。這樣，晉江之名的由來更富有歷史內涵，它表明“晉人”南渡泉州開發，促進泉州社會經濟的發展，是始於西晉初，並非始於西晉末或東晉時期。
（作者：泉州歷史文化中心理事、泉州市文物保護研究中心研究員）
註釋：
①明萬曆《泉州府志》卷2。
②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102“江南東道14”。
③清光緒《靈水吳氏家譜》卷1：“邱逢甲《靈水吳氏家譜序》”。
④福建《林氏兩湘支譜》卷1“閩序”。
⑤清陳國仕輯錄《豐州集稿》卷14，南安縣誌編纂委員會1992年10月印。
⑥莊為璣《晉江新志》第一編“地理志”，泉州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1985年12月出版。
⑦晉江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晉江市志》“概述”，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3月出版。
⑧王仲犖《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冊第五章第二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出版。
⑨朱維斡《福建史稿》上冊第五章第二節，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
⑩陳國強、葉文程、吳綿吉主編《閩臺考古》第163—164頁，廈門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
{11}永春縣編纂委員會編《永春縣誌》卷31“文物志”，語文出版社1990年出版。
{12}福建省博物館編《福建歷史文化與博物館學研究》第184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
{13}同⑩，第163頁。
{14}林宗鴻、鄭煥章、黃天柱《南安豐州西晉太康五年墓》，《泉州文史》第10期65—67頁。
{15}清乾隆《莆田縣誌》卷35“雜事”。
{16}清乾隆《泉州府志》卷7“山川二”。
{17}引自黃柏齡《九日山志》“九日山詩文抄”，福建省晉江地區文化局、文管會出版。
{18}王榮國《福建佛教史》第4—10頁，廈門大學出版社1997年出版。
{19}同⑨，第73頁。
{20}明陳懋仁《泉南雜誌》捲上。
{21}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29“江南道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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