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8年12月开始，湖北站就按照保密局批准的潜伏组计划，积极进行部署。至1949年4月，10个潜伏组全部布置完成。我（国际新观察注：指作者刘非，时任湖北站上校副站长）因未直接主持其事，对于有些潜伏组的设立地点、组员人数和有些潜伏分子的姓名不完全了解。但基本情况和主要人员是知道的。
汉口潜伏第一组：谢经武先是介绍他的鄂北同乡张某任组长；但此人是国民党“军官总队”的退役军官，不符合保密局物色潜伏人员的规定，没有批准。于是谢经武的老婆杨如华介绍她的襄阳同乡、中学同学张明哲和张的丈夫吴某建立这个潜伏组。吴某当时是汉口市公共汽车管理处的职员，由他任组长；张明哲当时是汉口某小学教员，任组员；家住汉口公共汽车修理厂职工宿舍，潜伏组就设在他们家中。这个组的电台台长王瑚，也是鄂北（随县）人。他们还在江岸机车修理厂建立了一个小组，发展了该厂工人刘国福为小组长。
汉口潜伏第二组：是由湖北站直属通讯员刘金一向谢经武介绍布置的，组长杨继华，湖南人，是个西医，在汉口保成路开设“杨继华医师诊所”；电台台长谢剑平，福建人，当时约20岁，以诊所助手为掩护，电台即设在诊所楼上。
汉口潜伏第三组：组长杨履峰，又名杨维崇，河南人，在平汉铁路局当过小职员，当时住在汉口斫口做小生意；是朱若愚向谢经武介绍布置的。电台台长任建军（此人或是汉阳潜伏组的台长，记不准确）。
武昌潜伏第一组：组长童松卿，湖北人，武昌大成路“松山汽车材料行”老板，是保密局汉口仓库管理员黄长春介绍布置的。电台台长魏尚敏及其妻都住在商行里，以店员为掩护。
武昌潜伏第二组：组长姓名及何人介绍，我不清楚。但听谢经武说过：该组组长在武昌中正路（解放后改称解放路）中段开设照相馆，铺面坐西朝东。电台台长何璧光，在武昌斗级营附近摆香烟摊作掩护。
汉阳潜伏组：组长田文生，湖北应城人，是湖北站站员李楚乔介绍布置的。他的岳父在汉阳街上开设中药店，田文生便利用这个药店作掩护。
应城潜伏组：组长兼电台台长许信，应城人，原系应城电报局报务员。是湖北站原应城情报组长王树梓介绍布置的。
广水潜伏组：组长杨维斌（或杨岳斌），当地人，在广水镇上开设粮食商行，是朱若愚和张声麟介绍的。此人原系军统分子，抗战期间在湖北沦陷区搞过潜伏报务员，抗战胜利后被裁遣，军统身份在家乡尚未暴露，因他会报务，电台台长可能由他自兼。
咸宁潜伏组：组长贾永洋，咸宁人，是湖北站督察詹子明介绍布置的。这个组建立较迟，1949年3月间，谢经武还曾派湖北站站员马刚去联系；电台台长姓名不了解。
沙市潜伏组：组长兼电台台长王洪山（或王银山），利用他岳父在沙市开商店为掩护；1949年4月，湖北站撤驻长沙时，王洪山曾到长沙领取电台和经费，是最后建立的一个潜伏组。
1949年2月，保密局主管潜伏布置的“布置组”副组长毛锤新和保密局经理处科长刘钧来到汉口，对武汉的六个潜伏组检查验收。当天，谢经武和我请他们在冠生园吃饭，并为他们在江汉路海陆饭店租了两间住房，向他们介绍了武汉6个潜伏组的布置情况。
第二天起，他们规定每天检查两个潜伏组，方式是谢经武分上、下午把两个组的组长分别带到海陆饭店，由毛锤新当面了解他们的各种情况；再由谢经武分别和潜伏组长带同毛锤新到各该潜伏组实地察看；特别是对电台的掩护办法格外注意，务必做到毛锤新认为满意之后，才约定不同时间，由各组组长到海陆饭店领取电台、密码本和经费。
对于武汉市区以外的四个潜伏组，因为距离远，地点分散，而且有的组还正在布置之中。所以毛锤新等决定不去，授权谢经武代为检查验收，负责决定。
湖北站布置的这10个潜伏组，在经过检查验收，发给电台、密码本和经费以后，与湖北站即不再发生关系，而与保密局直接以电讯联系。
1949年3月，湖北站本部人员已经裁遣过半，留下的十余人由汉口迁至武昌云架桥8号办公。4月撤至长沙，5月撤至衡阳，6月办理结束，宣告撤销。所有文卷档案（撤离武汉时已大部分烧毁）、武器、车辆和其他公物，由保密局设在衡阳的一个临时办事处（主任唐光辉）负责接收；我和谢经武、邹文泽、李楚乔，经保密局指定去重庆报到；其余人员愿留者向唐光辉报到；愿去者发三个月工资遣散。至此，湖北地区的的军统组织，乃告彻底瓦解。
【作者简介】刘非：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人，作者先后在军统息烽特训班、重庆特种通讯训练班、高干班受训，并曾在军统局本部人事处、布置处工作，后曾任国防部保密局湖北站上校副站长，解放后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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