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智主義”這個詞近幾年火了。砸錢將一個“什麼都不會”的女孩高票推舉到偶像選秀節目的高位，被視為是“反智的”；將一個脫離美國價值體系的總統投票上臺，更被視為“反智的”。曾幾何時，美國前總統小布什以英文語法差勁舉世聞名，而今天現任總統特朗普則以推崇有限的詞彙量為榮：“我有最棒的詞彙。但沒有比愚蠢更好的詞了。對嗎？”
沒有什麼比宣判“反智時代”更為容易的事情了——幾乎每個時代都在驚歎其同代人每況愈下、今不如昔的智識水平。許知遠在他的談話節目中懷念“我們至少嚮往過精緻”，如今“他們被技術催生出一種奇怪的優越感”，但事實並非總是如此。在美國20世紀60年代，披頭士和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亮出青年反叛文化宣言“我們便是父母不希望我們成為的人”時，保守主義者將其判定為“美國反智主義和反理性主義的初露鋒芒”——然而今天這些反主流文化早已被奉為經典。次文化並非總是反智的，它被吸納為主流文化是一種歷史過程。
那麼，究竟什麼是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儘管這並非一個能被清晰定義的思想理論，但不難概括出反智的幾種表現：懷疑或反對知識、理性；鄙視或輕蔑知識分子、專家、精英；沉迷娛樂及流行文化；迷信宗教，排斥科學；以及精神上的惰性。
1963年，美國曆史學家霍夫斯塔特的《美國生活的反智主義》一書應當是第一本在美國社會制度演變的歷史大背景下追根溯源考察“反智主義”的著作。這本書獲得了1964年普利策非小說作品獎，此後激勵了一批探究反智主義及其社會根源的追隨者。蘇珊·雅各比2016年再版的《反智時代：謊言中的美國文化》一書，則在假新聞氾濫、宗教基要主義回潮的當下重新反思美國人的反智來自何處。
那麼，誰有權定義何謂“智識”？技術進步在反智時代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在本期專題，我們將從歷史脈絡、及當今急劇變化的社會文化之中，重新理解“反智時代”背後的諸種問題。
撰文 | 蕭軼
卡爾維諾的美國旅行
廣受文青歡迎的小說家卡爾維諾，在《一個樂觀主義者在美國》的旅行筆記裡記錄了他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見證的種種大眾文化趣聞。
他身邊的知識分子朋友們，既樂於帶著優越感翻閱那些粗鄙而情色的讀物，又忙不迭對其嗤之以鼻；文化精英是流行文化的生產者，但卻不屑消費他們所製造的產品，反而執著地哀嘆人文情懷的淪喪……
卡爾維諾調侃道：
如果說因為電視、廣告和家用電器的大量使用，人類文明便是在轉向愚蠢，那麼照此推論，將電視機換成要供奉的神甫，廣告換成迷信的宣傳，家用電器換成夜壺，就會得出這種狀態下人類反而更靠近智慧和優雅的荒謬結論。
——卡爾維諾
1959年11月到1960年5月期間，卡爾維諾進行了他人生中的首次美國之旅。在訪問多個美國城市的旅途中，他與各色人等打成一片，從作家編輯到商人小販，從民權分子到脫衣舞娘，從格林尼治小旅館到華爾街股票交易所，每天都記錄著自己的日常見聞及其私人感想，回國半年後出版了《一個樂觀主義者在美國》。在這本瑣碎不堪的旅遊日記裡，儘管充斥著大量索然無味的私人見聞，但也穿插著令人驚歎的社會觀察。
《一個樂觀主義者在美國》[作者：（意）伊塔洛·卡爾維諾譯者：孫超群版本：譯林出版社2018年5月]
在卡爾維諾前往美國的半年前，伴隨著《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北迴歸線》的合法化出版和電影《蒂斯先生的邪念》的上映，壓抑的美國社會開始跟風湧現出幾十部裸體影片，而休·海夫納正準備在芝加哥黃金海岸豪擲巨資打造他的花花公子俱樂部；他當年的前同事哈姆林創辦的另一本情色雜誌《無恥之徒》銷量達到50萬份，再度創辦專門出版豔情小說的床頭書出版社，整個社會瀰漫著低俗的氛圍和躁動的亢奮。
卡爾維諾在街頭像嚼口香糖一樣翻閱著《花花公子》和《時尚先生》，在他的眼裡，這只不過是古老的商業用浮誇的偽裝開拓了新的疆土：最輕佻的雜誌在逐漸被接受的商業發展中成了品質生活的代言。儘管他周圍的文化精英朋友們，一邊對大眾流行的文化產物嗤之以鼻，一邊帶著得意的優越感翻閱那些在他們眼中粗鄙無聊的流行刊物；而當中間文化信徒們呼籲在爆乳大腿之間刊發反核意見時，反而是更高端的讀者希望保持情色的原貌。
1968年的《花花公子》雜誌頗為輕佻，卻又廣受歡迎。
卡爾維諾對這種矛盾而又有趣的社會心理並未感到過度驚訝，他反而發現了工業社會的文化分層誕生了一種他無法確定是否已有社會學家分析過的社會現象——
文化產業帶來了腦力勞動者的大量集中，這些知識分子生產出大眾文化產品卻並不消費它，因為這個群體的精神需求是精英文化，他們從精英文化中汲取營養來製造中間文化或低俗文化，但他們往往最容易痛惜當下只有少數人具有人文情懷而多數人只會膚淺亢奮的狂歡；他們對社會的批判毫不留情，但總是缺少對對立面的審慎之觀照與同情之理解。“在人類歷史的任何一個階段，變得愚蠢的危險一直存在，精神貧乏甚至精神思維始終在迫近”，看待新事物的誕生、崛起與發展，必須藉助歷史觀念來理解，在面對未來和回望歷史之間進行思考。
卡爾維諾認為知識精英那種輓歌式的腔調，是一種“深藏在道德實踐中的意識形態”。這不僅是反動的，而且是虛無的。並且，在他看來——
我們的利益本身就是一種道德的態度，它高於虛偽地為每個行動都尋找理想動機的道德。
——卡爾維諾
相對於美國式分明的真誠，曾是意大利共產黨員的卡爾維諾對比了蘇聯老大哥蜜糖般的虛幻：消費經典也好，製造垃圾也罷，在他眼裡可看之書無非分為兩類：一類來自於蘇聯式國家，沒有一本書是可以供於消遣的，沒有偵探小說或八卦週刊可供選擇，只有抱著被精心刷選的文學經典一讀再讀；另一類來自於美國式國家，一切出版物皆可用於消遣，日夜不停印刷的並非僅僅語錄標語，既可以是整版跨版的情色大片，也可以是歷史淘洗的經典作品，讀者們可以隨時隨地在眼前翻開任何一本，無論是哪一種文化品類，都能進行真正的閱讀。
◆ 伊塔洛·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意大利新聞工作者，短篇小說家，作家。他的奇特和充滿想象的寓言作品使他成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意大利小說家之一。代表作《通向蜘蛛巢的小路》《看不見的城市》《我們的先人》三部曲。
霍夫斯塔特的傳人們
在1984年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國際書展會上，卡爾維諾如是評論：“號稱‘對人類有害’而一味去反對新技術，在我看來是不對的，我想，每一種新的交流方式，每種言語、圖像與聲音的傳播，都能帶來創造性的新發展，引發新的表達方式。”
我手頭攤開的這本剛剛出版的《反智時代：謊言中的美國文化》，它的作者蘇珊·雅各比在卡爾維諾旅行美國期間尚處於高中時代，大學畢業後成為《華盛頓郵報》駐莫斯科記者的她，在不斷再版的這本書中同樣對比了她對同時代美蘇文化的不同感受——
嚴肅的男女在蘇聯承受著大多數西方人難以想象的外部束縛，卻尋求和維持著內心的自由，電視上沒有任何東西跟娛樂搭邊，值得看的和值得做的全都屬於嚴肅事物；由於藝術家不能自由出行，蘇聯人民享受著一流的古典音樂，而美國人卻沉浸於在她看來“透著狂妄與虛假的謙虛姿態”卻被譽為“真正的詩人”的流行歌手鮑勃·迪倫。儘管蘇珊·雅各比喜歡迪倫的大部分歌曲，但將其與布羅茨基比較之後，她憤怒地寫下：
電視、名人文化和青年營銷是大眾文化反智的三駕馬車，這三者的結合遺留成了當代美國社會的反智遺產。在這本向霍夫斯塔特致敬的《反智時代》中，蘇珊·雅各比重新撈起了霍夫斯塔特的反智話語體系，藉助大量的社會新聞事件，重新聲討著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傾向：整個美國社會瀰漫著對智識生活的冷漠態度，以及對知識分子缺乏尊崇的冷嘲熱諷。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美國曆史學家。在1962年出版的《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一書提出美國文化與歷史中的反智主義傾向。
在大學教育方面，教育的民主化使得教育標準不再嚴苛，培養著目標低微而不求上進的巨嬰群體；就像霍夫斯塔特當年的判斷一樣，這種鬆懈的學校教育只是幫助他們“學習消費和喜好世界的方式，學會享受和社交殷勤，”教導他們“消極和享樂的生活方式”。
在圖書市場方面，大眾不再嚴肅閱讀莎士比亞，而是花錢付費在互聯網上購買斯蒂芬·金的消遣小說，她痛惜著美國社會再也不會出現為了讀到狄更斯小說最新章節而排隊購買報紙這類全民好學的盛大場景了；報紙雜誌追捧諸如《一切壞東西都對你有益：當代流行文化史怎樣讓我們變得更聰明的》之類既令人催眠又讓人亢奮的市場化圖書，歪曲藝術史的流行小說《達·芬奇密碼》再也不像1961年以米開朗琪羅生平為基礎的暢銷歷史小說《痛苦與狂喜》那般忠實於歷史事實了，因為在這個家庭藏書不再以百科全書為基礎的現代社會里，消費者的意見與感受足以衝擊評論家們的分析與品位。
理所當然地，根據蘇珊·雅各比的霍夫斯塔特式觀念，從印刷文化到視頻文化進而再到智能手機的技術潮流中，瞬間的快感取代了冷靜的思考，本能的感官戰勝了貧血的理智。波茲曼在1985年所警告的“娛樂至死”，和霍夫斯塔特在1963年所揭示的“生活至死”一樣，痴迷於愚蠢快感和瑣碎無聊的文化病毒正在摧毀一代人的頭腦……
《反智時代》謊言中的美國文化[作者: （美）蘇珊·雅各比 譯者: 曹聿非 版本: 新星出版社2018年6月]
然而，蘇珊·雅各比及其精神偶像霍夫斯塔特所嚴厲批判的社會現象，在卡爾維諾看來卻並非如此，1960年前後的文化並不總是劣幣驅逐良幣，他認為恰恰是電視節目製造了一定層面的大眾討論：
通過節目傳達和教會人們以一種批判的態度、質疑的態度，去反思現實生活，去關注討論的技巧，去理解相反的觀點，這就是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文化任務……
除了現有的文化傳播手段的功能之外，電視還能更有效地進行大眾的信息普及和審美教育。
——卡爾維諾
在他看來，無論是刊載學術討論的精英刊物，還是販賣情慾衝動的豔俗雜誌，都是工業社會的文化分層現象而已；可怕的不是公眾娛樂的雜草叢生，而是唯一標準的安全藝術。
在卡爾維諾看來，“一個技術高度發達的社會一定包含著更多的推動力、選擇性、可能性與手段，並始終更需要閱讀，也更需要供以閱讀的材料，同樣也更需要那些閱讀著的人們。”技術能為我們做的只有編制程序、執行和存儲信息，把信息輸入存儲載體的依舊是我們自己。與電腦手機一樣，離開了社會與人類，就變得毫無意義，但技術卻能在文化的創造、書寫、存儲、傳播與接受等方面解放出更多的可能性。所以，對於技術的發展及其所帶來的多樣性和新事物，我們不必像“狼來了”那般條件反射式地去恐懼和抵抗。
我們會發現，每當社會面臨著急遽轉型，或者面臨著新事物的突然出現之時，文化輿論場域最容易吹響“狼來了”的高音喇叭，當奏響高音喇叭的播音員自己也在新事物裡樂此不疲時，信息洪流所產生的話題轉移早已短暫地遺忘了當年喇叭裡播放的高音曲調，大眾正陷於播音員播送的對於另一新事物的高音警報。
狼真的有這麼多嗎？
詹姆斯·伍德在回顧自己的閱讀史時，與經典文學史的匯評對比後發現：“學術上的文學批評歸根到底是一個遲來的體質篡位者。”在對經典的神聖化過程中，很容易生髮出等級的壓迫和審美的獨裁。是歷史的草稿，而非歷史的定稿，體現出歷史事件的真實面貌。
◆ 詹姆斯·伍德 James Wood英國批評家、散文家、小說家，曾任《衛報》首席文學批評家、《新共和》資深編輯，現為《紐約客》專欄作家、哈佛大學文學教授，著有《斷脈》《私貨》等。
文化批評家王曉漁曾經對“狼來了”進行過文化心理方面的分析。在他看來，《狼來了》涵蓋了四種文體：
一是道德寓言，意寓撒謊之人終將自食其果（說教）；
二是民間故事，激發大眾心理對未明之物的畏懼（預言）；
三是童話文本，唯有虛構“狼來了”才能喚起其他人對陷於被遺忘錯覺的自己的更多關注（建構）；
此外也可能是神話敘事，通過散播恐懼、拯救蒼生來塑造英雄形象，藉助未卜先知來重新確定自身身份與所處地位，以免在庸碌生活的時間流逝中喪失光環（自衛）。
王曉漁還觀察到，政經立場水火不容的左右兩派，在圍剿追殺流行文化的口舌戰爭中卻能夠超越意識形態而同仇敵愾地上陣殺敵——
新左派批判流行文化被資本衝昏了頭腦，給大眾服下麻醉的安眠藥；自由派批判流行文化狂歡於庸俗低劣沒品位，讓人沉溺於亢奮的興奮劑。雙方都咬牙切齒恨不能越俎代庖為文化事業的衛道士，將話語的表達權利華麗上升為行政的執行權力，將他們視為垃圾文化的流行文化一網打盡進而填埋焚燒，把內涵段子、抖音頭條從電腦手機裡清理乾淨，界面打開就是歷史經典或百科全書，最好能夠強行植入自己編纂的鴻篇鉅製。
之所以會冒出對流行文化的敵視態度，原因當然複雜。羅伯特·達恩頓在研究法國大革命前後的文化現象時，藉助出版公司的生產流程、傳播情況和被閱讀被接受情況及其後續風波，重新勾勒出有別於英雄式精英文化史觀的啟蒙運動史。
在返回到出版、銷售和閱讀、寫作的歷史語境時，“高貴的啟蒙”與“卑下的文學”並非獨一的路標，正因外省青年通過並不到位的閱讀學習才感知了啟蒙思想，隨著智識的升漲而在不同階段加入到不同層級的文化書寫與傳播隊伍中去，而並非如教科書中所宣稱的經典式傳遞與英雄式號召：十八世紀法國人所閱讀的書籍並不是我們日後所認為的那些十八世紀法國文學，它們並不以經典為對象，而更多地以誹謗淫穢的通俗小說為主，經由這些通俗小說裡所偶爾滲透的先進思想或改革思想逐步擴散到更多的普羅大眾中去，
鮮有問津而高高懸空的啟蒙思想需要藉助更加通俗易懂且為大眾歡迎的流行文化來傳播時代的號召。後世之所以只能看到啟蒙思想家和啟蒙經典著作的身影，是因為文學史是多元素的組合結構，經由幾代人的淘洗和整合，逐步形成了以經典為核心的精英文化幻象。在這個挑選或製造經典的歷史過程中，實際真實的文化經驗被高度壓縮或誤解誤讀了。
《啟蒙運動的生意》[作者：（美）羅伯特·達恩頓譯者: 顧杭 / 葉桐 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社2005年12月]
羅伯特·達恩頓，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哈佛大學圖書館館長，圖書史專家，歐洲文化史專家。《啟蒙運動的生意》論述了18世紀後半期歷版《百科全書》的出版發行過程與當時社會狀況的密切關聯，解答了啟蒙運動這樣偉大的思想運動是如何在社會中傳播的。
經典化的學術規訓讓他們往往在看問題的時候，總是類似於高度壓縮、噪音消除的經典文學史那般的眼光，以一種路標式進步主義心態來發問發言，往往忽視文學史上其他血肉軀體的“搗亂行為”及其發出的噪音。又或者，在研究歷史時，他們可能注意材料的蒐集，從而對歷史的邊角料更為用心，發現一個更加有血有肉參差不齊的歷史面貌；然而，一旦在面對未來的問題上，自詡社會方向引領者的知識分子，往往因為急於為社會發展負起責任，從而忽視了社會本身所擁有的智慧與力量，這就讓他們在面對公眾享受的流行文化之時往往發出斯文不再、厚古薄今的輓歌之嘆。並非他們不知曉歷史的本來面貌，也並非他們故意過河拆橋地指責後進之人，而是他們缺乏卡爾維諾所言的真正的歷史觀，無法給當下的新事物建立清晰的座標。
每當社會面臨著轉型，知識分子往往必然要承受一種結構性的陣痛。每一次技術的發展都將衝擊舊式的文化體系，重建新的文化秩序。理所當然，這不僅包含著知識觀念的更新迭代，還包括了話語場內人物的座次替換；更由於每一項技術發展所不斷催生出來的民主化的表達起義造反，弒父殺母，安寨紮營，不一而足。在誕生新文化的同時，舊式文化體系搖搖欲墜，昔日文化英雄往往還沉浸在舒適的宮牆之內，面對新觀念和新技術兵臨城下的摧枯拉朽之勢，往往不明就裡地胡亂指責，就像達恩頓筆下的伏爾泰，在面對外省青年齊聚巴黎分切文化蛋糕之際，早已與社會大眾生活脫離已久而造成了巨大的認知隔膜，在宮廷內養尊處優的他竟以“法國敗類”“社會人渣”等詞貶斥之。
知識分子應該做的事情是放棄文化圈所建構的身份優越和文化等級，在他們所瞧不起的知識生產中去發現新的可能性。正因為並不到位的文化理解和平民寫作，才不斷地製造了知識的流動性，而沒讓文化知識固守於某一個知識層級，從而傳播了大量的新觀念，在看似紛亂無章的敘述中暗湧著更多的可能性，而知識分子也不必把所有讀者和寫作者想象成一蹴而就華麗變身為完美的讀者和寫作者。學習知識必然要經歷一定的過程，否則一層更比一層高，當自己開口大肆批評比他低一級的人時，又是否有自知之明去想象一下是否自己的學識和觀點被比自己更高一層的知識分子所鄙夷呢？
儘管知識分子一再標榜“介入的旁觀”，但往往在旁觀時忘記介入事件本身去感知，或在介入時又忘記抽身出來冷靜觀察。更重要的是，由於長久安全的文化秩序讓他們陷於封閉的文化名人圈內，逐漸脫離了大眾社會，喪失了經由親臨身受而生髮的敏感及感知力，再也沒法像“狼來了”那般成功說教了，也沒法扮演先知了，通過話語建構的個人英雄主義形象也不再牢固了，剩下的唯有自衛這一條道路了：要麼百思莫解，要麼氣急敗壞。“介入的旁觀者”等於擁有當事人和旁觀者兩種身份，既能從內部感受到其中之利，也能從外部觀察到其中之弊。當是如何警示不良因素，而非如何製造純淨環境；知識分子的責任更多的並非自負傲慢地教導方向，而是以謙遜探討的民主表達，去保衛能夠不斷生髮新的可能性所需要的社會空間；較之於給出價值判斷的路標指引，更重要的是社會本身的事實分析，而非價值觀念的主導思維。知識分子在享受榮譽光環之時，也應該像教導別人時所說的那樣：保持自我更新，警惕固執己見，清理迂腐陳見，時刻準備“自我顛覆”。
“有兩種方法可以讓文化精神枯萎，一種是奧威爾式的——文化成為一個監獄，另一種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為一場滑稽戲”，波茲曼在1985年語重心長地說。流行文化並非沒有問題，但動輒以文化高低論斬，以道德優越批鬥，以價值優越否決，這些做法反而更成問題。面對新事物、新秩序的出現，赫希曼所說的或許更值得參考：
“先見之明”極有可能是“先見之愚”，因為變革不可預測，未來沒有定律，衝突可讓人學會自治，牆倒有助於學會建設。所以，不要過分居高臨下地蔑視社會本身的智慧與能量，然而最可悲的且最可怕的是，對於新事物或新秩序，不僅極權政府好於“鎮壓”，知識分子也參與“扼殺”，從自己分析與批評的對象中抽身而出，既有居高臨下的優越感，又有免於責任的自我正確感。對一個社會而言，較之於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更為恐怖的當然是奧威爾的動物莊園；當然也可能二者合一成為利維坦和叢林社會的新型統一體，這背後的問題關鍵都在於權力介入與否。本文整理自2018年8月11日《新京報·書評週刊》B06、B07版。撰文：蕭軼；編輯：董牧孜、安安。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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