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科學哲學的後現代轉向於迷思的關鍵就在於，回到哲學，回到康德思想。
——安維復
科學是崇尚真理和真實的人們的永無止境的探索、實踐，階段性地趨於和逼近真理，是絕大部分成功有助於造福人類社會的高尚事業。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建築學、電影等領域的美學趣味和藝術風格萌發了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爭論的苗頭，隨後戰場轉移到現代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領域——科學。最終，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一種對於現代科學基礎上的嚴重挑戰或所謂的後現代科學出現，對科學界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在科學哲學的後現代思想錯綜複雜的背景下，安維復教授認為有必要加以梳理澄清。他的《科學哲學與後現代轉向: “回到康德”何以可能》認為，在科學哲學後現代思想中最值得關注、也最有思想價值的是“回到康德”，回到科學與哲學的統一，回到真理與價值的統一。下面的這篇文章，分享和解讀安維復教授關於“科學哲學”和“康德思想”的部分論述，或許可以大致感受到這本書的精妙與獨到。
關於科學哲學與後現代轉向
你不得不瞭解的兩個入門級概念
本文選自《科學哲學的後現代轉向 : “回到康德”何以可能》第一節：題名及其意義
概念一
什麼是科學哲學？
“科學哲學”在英語中可以有兩種表達方式：philosophy of science和scientific philosophy。雖然它們在漢語中都可以譯作“科學哲學”，不過還是有區別的。前者指的是“關於科學的哲學理論”，後者所說的則是“具有科學性質的哲學”，所以亦譯作“科學的哲學”。一般所討論的是“科學哲學”，即關於科學的哲學理論。
概念二
什麼是康德思想？
伊曼努爾·康德提出了三大批判，即《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
《純粹理性批判》要回答的問題是：我們能知道什麼？康德的回答是：我們只能知道自然科學讓我們認識到的東西，哲學除了能幫助我們澄清使知識成為可能的必要條件，就沒有什麼更多的用處了。在此之前，人們讓認識向外部事物看齊，而康德說，如果我們顛倒一下，讓事物向我們的認識看齊，該會如何？康德把這一思維方法與哥白尼的“日心說”相比較：哥白尼以前，人們認為一切星球圍著我們地球轉，哥白尼卻說，我們地球是在圍著其它星球轉。
《實踐理性批判》是康德的前一部著作《純粹理性批判》的歸宿和目的。所謂“實踐理性”，是指實踐主體的意志，對於實踐理性的“批判”，就是要考察那規定道德行為的“意志”的本質以及它們遵循的原則。
《判斷力批判》要回答的問題是：我們可以抱有什麼希望？康德給出的答案是：如果要真正能做到有道德，我就必須假設有上帝的存在，假設生命結束後並不是一切都結束了。“判斷力批判”中，康德關心的問題還有人類精神活動的目的、意義和作用方式，包括人的美學鑑賞能力和幻想能力。
康德帶來了哲學上的哥白尼式轉變。他說，不是事物在影響人，而是人在影響事物。是我們人在構造現實世界，在認識事物的過程中，人比事物本身更重要。康德的著名論斷就是：人是萬物的尺度。我們其實根本不可能認識到事物的真性，我們只能認識事物的表象。
為什麼科學哲學的後現代轉向要
回到哲學，回到康德思想？
康德對近現代哲學的意義自不待言，“回到康德”往往成為哲學思想者們重新解讀哲學難題的讖語，但也成為某些人故作深沉的招牌。
邏輯經驗主義血統的科學哲學是“拒斥形而上學”的，這種“拒斥”當然也包括康德哲學。科學哲學的後現代轉向已經不僅繼續“拒斥形而上學”，而且也與哲學本身漸行漸遠。正如哈德卡斯爾和裡查德森在《明尼蘇達科學哲學研究》叢書第十八卷中所言：“縱觀當今學術文化，當代科學哲學甚至不是最寬廣地反思科學的令人尊敬的領域。科學社會學、科學社會史及科學文化的研究等具體學科，成為人類實踐的科學研究中更為有意義的問題，更為廣泛地被人們閱讀和論爭的對象。”我國學者鄭祥福先生也曾提及“當代西方科學哲學的非哲學化趨勢”（參見《哲學研究》2009年第2期）。
既然科學哲學的經典綱領和後現代轉向都有“非哲學化趨勢”，那麼我們是在何種意義上討論科學哲學的後現代轉向“回到康德”命題呢？
用康德思想及其重建來反思科學哲學的後現代轉向是新生代的新康德主義者M.弗裡德曼在《理性動力學》著作及其相關論述中提出的一種觀念，其主旨是試圖用康德對科學與哲學並重的理性態度來克服庫恩（Tomas Kuhn）以降的後現代科學哲學背離哲學的思想傾向。弗裡德曼說道：“我認為庫恩的問題主要來自他的科學革命這種新觀念。不同的構成框架或範式使用不同的甚至不可比較或不可轉譯的交往理性的標準，顯然引起觀念的相對主義威脅。”其原因就在於，“庫恩的編史學太過狹窄……我認為這是由於庫恩很可能遺漏了與科學史相平行的科學的哲學史”。
我們知道，庫恩對哲學的態度是包容的，這一點可以在他的“範式”理論中得到印證，因為他曾不止一次說過，“範式”的轉換就是或相當於“世界觀的轉變”。至於庫恩之後的各路後現代思想者，不論是“實踐論者”還是“文化論者”，已經在背離哲學的路線上越走越遠了。
正如海德格爾所說，我們離危險越近，離拯救的路也就越近。既然科學哲學後現代轉向的迷思在於“拒斥形而上學”，在於對哲學的敬而遠之，那麼拯救科學哲學後現代轉向於迷思的關鍵就在於，回到哲學，回到康德思想，“在每一次重大的科學革命進程中，哲學觀念，或許可以稱之為認識論的元範式（epistemological metaparadigm）或元框架，都在新層次的知識或科學範式中起到促進及維繫轉化的作用”。對哲學的正視與尊重，不僅是思想史一貫的理性態度，也是科學哲學及其後現代轉向必須引以為戒的思想自覺。
在這個問題上，筆者和學生做了些工作：其一，我們早在《社會建構主義：後現代知識論的“終結”》（《哲學研究》2005年第4期）一文中就曾考察過（新）康德主義與社會建構主義之間的思想關聯；其二，筆者於2012年將科學哲學史研究引進國內，因為科學哲學史認為科學哲學的思想之源就在於康德哲學，破解科學哲學後現代轉向之迷思的關鍵也在於“回到康德”的思想路線；其三，我們在近期對康德的科學哲學思想，特別是遺著中的科學觀變革進行了重新研究，發表了一些論述，如《康德的〈遺著〉是理解批判哲學體系的一把鑰匙》（《甘肅社會科學》2013年第7期）、《康德〈遺著〉研究的文獻與動態》（《自然辯證法研究》2013年第1期）、《科學的批判哲學體系有漏洞嗎——以〈自然科學的形而上學基礎〉和〈遺著〉為視角》（《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6期）等。目前，筆者正在指導博士生代利剛進行康德科學哲學的研究工作，筆者自己則在研究後康德主義的科學哲學家弗裡德曼的“理性動力學”問題，特別是對科學哲學後現代轉向的批判問題。
以上種種並不足以證明科學哲學後現代轉向“回到康德”的正當性，而是僅僅說明，我們以此為題是嚴肅的，並非故弄玄虛、故作高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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