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870年，6月20日，天津。
天气酷热，人心浮躁。
一个人口贩子被押送到官府，他的名字叫武兰珍。
本来他要是被打死的，因为水火会（天津的一个带黑社会性质的民间组织，宣扬劫富济贫，互帮互助）刚刚在他身上搜出了迷药，还有一户人家指认就是这个武兰珍前几天把他家孩子拐跑的。
眼看就要用刑了，这个人贩子的求生欲可以说很强了，连忙连哭带嚎地喊道：“都是法国天主教会让我干的！”
这一声哀嚎，让里三层外三层的老百姓停下了“喊打喊杀”的口号。
接着这个人口贩子供述说，望海楼天主堂要拿小孩的眼睛跟肝脏做药材，偷一个孩子就给他5两白银，他才接了这个活儿，天主堂里的教民王三就是他的接应人，某年某月，他第一次把谁家小孩迷晕了之后送到天主堂，当时就拿到了5两白银，之后一发不可收拾……
天津望海楼天主堂，法国神父谢福音到天津传教后，于1869年底建成
这时候整个老百姓完全炸开了锅，仿佛一切都恍然大悟了，终于找到那个铁证了。
铁证从何说起？老百姓要证明什么？
话要从1870年天津肆虐的瘟疫说起，从这一年入夏开始，天津地区疫病开始爆发起来，尤其是小孩感染之后死亡率最高，传教士在天津开办的孤儿院、育婴堂里接连有30多个孩子病死了，隔三差五地就有婴儿送出去埋葬。
可郊外的野狗晚上会把坟扒开，最后四肢零散地暴露出来，这些儿童尸体被当地老百姓看到之后，社会上就开始疯传一种说法：天主教育婴堂的修女成批成批地用绑架来的儿童做药。
但这也仅仅是一种传言而已，没有任何人能拿出证据来。
今天太好了，这个人贩子终于在临死前说出了实情，早已经对洋鬼子愤懑不平的老百姓终于找到了发泄口，他们簇拥着,叫嚷着，押解人证武兰珍前往天津知县刘杰那里。
他们要找父母官为他们做主。
2
知县刘杰审问后，不用说，这个武兰珍更是把事情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现在人证物证具备，就等去教堂兴师问罪了。
6月21日，清晨。
天津知县刘杰押着人犯武兰珍到教堂对质，没想到这个武兰珍竟敢编瞎话：
他连这个教堂门朝南朝北，教堂的门是木头的还是铁的都不知道，而且天主堂里根本就没有王三这个人。
“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无从指证”。
事实已经很明显了，完全是人口贩子的一派胡言。知县只得赔礼道歉，悻悻而归。
但是，就一晚上的时间，天津已经失控了。
昨天这个人贩子的谣言已经一传十，十传百地在整个天津疯传。
现在的天津群情激愤，声讨之声不绝于耳。乡绅们在孔庙集会，书院停课，商铺罢市，聚集在教堂外的愤怒市民达到上万人。
刘知县的调查结果已经没有任何人信了，市民跟教会的积怨已久，忍辱受屈10多年，现在老百姓需要的就是一个导火索，里面到底是真是假，在愤怒的民众看来已经不重要了。
家仇国恨一拥而上，一个小小的望海楼天主堂仿佛成了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一切屈辱的根源。
人们一边喊着响亮的口号，一边传播着教堂十恶不赦的罪行，不断向教堂大门冲击，往教堂里面扔石头，扔火把。
处于风暴中心的望海楼教堂
教堂的谢福音神父见势不妙，立刻从后门逃了出去，找到法国驻天津总领事丰大业那儿去求救兵，丰大业找到了在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就要求他派兵镇压，但是丰大也业说话非常不客气，处处都是责怪。本来崇厚已经听到了刘知县的汇报，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结果这么一顶撞，原本应该是派重兵弹压的，但现在就下令派去两名巡捕，剩下的你们法国人自己解决吧。
丰大业一看，这个救兵是派不成了，就自己带着秘书就直奔了教堂。结果这路上，遇到了正在组织疏散围观群众的天津刘知县。丰大业一看是又急又气，大骂这个刘知县办事不力。开始的时候刘知县还是连连道歉，后来刘知县也被骂急了，眼瞧着两个人就要动手的时候，这丰大业又拔出了枪，几发子弹。刘知县是躲过去了，但是他的家丁被打中了。
旁观的还没被疏散的天津市民怒火中烧，正愁砸不开教堂大门呢，现在来了一个拿枪的洋人，竟敢这么放肆，一拥而上就把法国的总领事丰大业跟他的秘书当场打死。
打死了两人之后，群众的愤怒已经被彻底点燃，人们疯似地冲进了教堂，打砸抢烧，见人杀人。
就算如此，人们的怒气也还没消，最后竟然跑到法国总领馆，一把火把法国总领馆也给烧了。一起被连累的还有英国、美国、西班牙、俄国的教堂。
就这样，三个小时内，10名修女、2名神父、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5名法、俄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被杀死，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被焚毁。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火烧望海楼”事件，但它还是只是“天津教案”的上半场。
如果说之前的还只是民间力量在主导，接下来的下半场，官方的表现又是怎么样呢？。
3
果然不出清政府所料，吃了亏的西方列强立马过来兴师问罪了。
6月24日，英、法、美、德、意五国的军舰就在天津的海域集结起来了，以法国为首的7国公使向清朝发出了最后的通牒，限定十天内必须处死肇事者，赔偿损失。
已经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见识过洋人的船坚炮利的清政府，惊恐万状，最终派出曾国藩调查解决问题。
曾国藩，晚清“中兴第一名臣”，与张之洞、李鸿章、左宗棠并称 “四大名臣”，谥“文正”
其实派遣曾国藩前往处理已是无奈之举：此时的曾国藩已经59岁，患有严重的肝病，而且右眼失明，大概还有高血压，经常头晕目眩。他的日记中经常记着：
“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
但作为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在自己的地盘上出现了这样的事情，他去与洋人商谈， 也算是责无旁贷。但他也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临行之前，甚至让自己的学生李鸿章为他准备好棺材。
他知道自己大限已到，但他更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案子。
在写给长子曾纪泽的遗书里，曾国藩对这次“天津教案”极度悲观：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人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复难和解，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覆筹思，殊无善策。”
在当时，朝廷里很多大臣，如左宗棠、李如松、醇亲王奕譞等都表示要对洋人强硬，甚至与洋人不惜一战。他们建议慈禧：
“天津人民是为保护官吏而击毙洋人的……乘此机会，尽毁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
他们甚至认为可以利用民意，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的一些不平等利益争取回来。
但慈禧不糊涂，曾国藩也不糊涂，他们都知道洋人的厉害，第二次鸦片战争才过去10年，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极有可能发展成第三次鸦片战争。
于是既要避免与洋人关系彻底决裂，又要安抚天津百姓的情绪，还要维护朝廷形象，这成了摆在曾国藩面前一个很难拿捏分寸的问题。
于是每天诚惶诚恐的曾国藩日夜操劳，殚精竭虑，不断了解情况，多方沟通，上书请示，前前后后共花费了3个月的时间，终于和各国谈妥：20个主要的肇事者砍头，知县刘杰、知府张光藻等25个主要官员充军流放，赔偿外国人46万两白银。
客观的讲，能达到这样的结局，想想之前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之后的八国联军侵华，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但即使是这个结果，老百姓还认为曾国藩在洋人面前低三下四，卖国求荣，朝廷内部也一片哗然，尤其以他最好的朋友，也是主战派的左宗棠骂的最凶，说他是湖南人最大的耻辱。
曾国藩也因本案迅速从道德圣人沦为举国士大夫口诛笔伐的对象。这位“中兴名将”、“旷代功臣”，转瞬之间变成了“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
最后朝廷没办法，民怨太盛，只好找了个理由让李鸿章接替了曾国藩的位置。李鸿章去了之后，竟然还把死刑的20个人改成了16个人，甚至最后还用其他的死刑犯偷偷代替了这16个人，而且法国最终没有什么反应。
就因为“天津教案”这一个案子，赢得了朝廷对李鸿章处理外交事务能力的肯定，但真的是李鸿章很厉害吗？
原来就在“天津教案”事件爆发的这一年，普法战争在欧洲打响，法国和普鲁士两国在欧洲激战正酣，法国哪有功夫还顾及到在中国的这点利益。
1870～1871年普鲁士与法国爆发普法战争，法国无暇东顾
于是，天津教案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过去了。
而曾国藩则因“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一年后郁郁而终。
但 “天津教案”的影响是恶劣的：很多史料认为，它就是一个缩小版的“义和团运动”。
当放大版的“天津教案“——“义和团运动”——30年后到来时，望海楼教堂再次被焚毁，这次洋人没那么好说话：八国联军进攻中国，北京沦陷，慈禧仓皇出逃，每个中国人须向洋人赔偿1两白银，以示羞辱。
现存望海楼教堂为1903年用“庚子赔款”按原形制重建，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犀牛说说】
“天津教案”事件说完了，但留给我们的思考还有很多。
今天就来看看这个事件的导火索：为什么天津老百姓这么不信任洋人的药物？为什么他们就认为这些西药是由小孩器官做成的？
难道是这些药物吃了不管用？或者病情会变得更加严重？
当我们用放大镜仔细审视这段历史，就会发现结论与我们想象的完全相反：
正是因为当时的西方药物比中药有效的多，才会让愚昧民众认为西药里面肯定有特殊的配方，比如说小孩的器官。
在当时，传教士传教之所以能吸引老百姓，那是要先给老百姓实实在在实惠的：比如免费的教会学校和收费低廉的教会医院。
对那会儿的中国人来说，学校的吸引力不大，能不能治好病，这方面却很有说服力。
那么西方的药到底行不行呢？
我们先来看看当时欧洲传教士掌握的医学知识：
他们有缓解破伤风的石碳酸法，治疗疟疾的奎宁，解热镇痛的阿司匹林，还有治疗各种皮肤病的碘化钾。
他们能准确测量血压、尿糖，知道维生素对人体的影响，内分泌紊乱会造成什么疾病。知道肺结核病、伤寒、白喉是微生物引起的，也知道胃酸呈现酸性是因为其中含有盐酸。
更厉害的是，他们已经可以在麻醉状态，避免细菌感染的状态下做手术了，孕妇如果难产，可以进行剖宫产，或者是对病变组织作切除，可以处理肾结石。
看到没？这完全是现代医学的雏形，尤其是对一些疾病，可以做到药到病除，立竿见影。
再反观中国当时的药物，无论是医疗理论，还是药品，跟1000年前基本上没有什么差距，顶多是模模糊糊地多积累了一些经验。
因此天津租界的天主教堂这些药给当时中国人带来的震撼相当巨大。
而这些传教士手中的神药，在仇恨、不平等的局势中解读出来都是扭曲的。
于是也就有了当时天津疯传的，传教士药中放了小孩的器官，所以效果好的传闻，并且最终酿成了天津教案。
这真是一个让人难堪的逻辑链。
都说谣言止于智者，智者的前提是具有一定的科学素养。在清末的那个历史条件下，国人是无法理解细菌、微生物、病毒这些概念，也就无法理解为什么西药那么神奇。愚昧无知导致的最直接后果就是：谣言在这样的土壤里肆意滋长，最终，被谣言裹挟的社会舆论又产生惊人的破坏力，将整个社会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想想这又是多么悲哀的一件事！
不过，正因为有了天津教案、义和团运动这样血淋淋的教训，才有了胡适、陈独秀、鲁迅、李大钊等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新人在新文化运动中对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的呼唤。
但这样的呼唤即使放到今天，也仍不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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