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闖關東之高峰期，是在清代與民國時期。走西口是以山西籍人為主，經山西右玉縣殺虎口到塞外蒙古地區謀生的活動。央視播放的《闖關東》電視劇則反映了以山東籍人為主，到山海關外的東北地方謀生的活動。
山西人走口外，西口——殺虎口是一條途徑，另外還有別的途徑，如經張家口到塞外，故走張家口者又稱走東口。闖關東，有陸水二路，陸路即經河北、越山海關到東北；山東有數千裡海岸線，與遼東半島隔海相望，從山東登州（蓬萊）乘船數日可達遼東，故水路為山東人赴東北又一重要途徑。
山西人走口外，山東人闖關東，都是十分艱辛之路。殺虎口是到塞外的一條重要途徑，但這裡土匪盜賊甚多。有民謠雲：“殺虎口，殺虎口，沒有錢財難過口，不是丟錢財，就是刀砍頭，過了虎口還心抖。”到了口外，戈壁沙漠，嚴寒風雪，困難重重。山東人闖關東，水路有風浪之險、海盜之害。陸路不僅路遙山阻，且沿途蒙受土匪、土豪、鄉霸、酷吏之害。所以，走西口、闖關東都是一次次生活、性命的搏殺。
儘管如此，晉魯之人為什麼仍要冒著極大的風險走西口、闖關東呢？以山西來講：一是地臨蒙古，位處中原農工經濟區與蒙古畜牧區間，史稱“路當孔道”，具有地理條件優勢。二是山西土瘠民貧，十年九旱。尤以晉西北地區更為嚴重，有民謠雲： “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為生活所迫，不得不外出謀生。三是清王朝對赴蒙古實行有限“開放”政策。明代，蒙古部落與明王朝是軍事對峙狀態，明王朝沿長城設九邊鎮，駐紮軍隊，防蒙古部落南下“騷擾”。清王朝對蒙古實行懷柔政策。清統一全國後，蒙古畜牧地區與中原農工地區急需通過物資交流，滿足民生之需，使清王朝不得不有限“開放”，經批准後允許中原人赴蒙古地方。山西人以地利之便，形成走口外之高潮。
山東人闖關東緣由有三：一是有地理條件之便。山東半島與遼東半島隔海相望，山東有海岸線數千裡，“地距遼東數千裡，風帆便利，數日可至，倏往倏來，與如履平地”[1]二是山東“十年九災”。明代山東水旱蟲災有數百次之多，清代乾隆以後，重災大災相繼發生。乾隆十一年（1746）前後，各府州縣，城鄉內外，澇時盡成澤國，旱時赤地千里。當時的濰縣知縣鄭燮《逃荒記》稱：“十日賣一兒，五日賣一婦，來日剩一身，茫茫即長路。”人們迫於生計，“北走關東，南渡江淮，遠至福建”，“遊食四方，浸以成俗”[2]。三是東北本為清王朝“龍興之地”，但滿人入關之後，東北人口減少，地多人少，需要大量勞動力。儘管清王朝怕破壞“龍興之地”風水，一直想禁關內人到東北，但事與願違，關內人到關外謀生已成不可阻擋之勢。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玄燁巡行邊外，“見各處皆有山東人，或行商，或力田，至數十萬之多”[3]。可見，從清代始，東北已是山東人云集之地。
山西人是否就不闖關東呢？不是。山西清徐縣有民謠雲：“我娃娃親，我娃娃蛋，我娃娃長大了走關東。深藍布，佛頭青，蝦米海菜吃不清。”據清《軍機處錄副》載：“吉林、寧古塔等處，（人參）刨夫除本地旗民外，多系山東、山西、直隸等處流籍。”
山西人走口外，山東人闖關東，對於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都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首先，推動了塞內外、關內外的物資交流和商品經濟的發展。清代的山西人，不僅壟斷了旅蒙商業，而且開闢了一條從茶葉產地，經長江、黃河、蒙古戈壁沙漠、俄羅斯西伯利亞，直達歐洲腹地聖彼得堡的茶葉國際商路。山東人到東北經商，明代已初顯。清軍入關後，山東商人在營口、大連、長春、安東、盛京（瀋陽）等地經濟實力逐漸增強，東北商界為山東商人所把持。
其次，推動了塞外與關外城鎮的發展。包頭原非城鎮，是山西祁縣人喬姓先在此地開辦復字號商店，逐漸繁盛，形成城鎮，故有“先有復字號，後有包頭城”之說。遼寧朝陽縣，也是在晉商太谷曹氏的推動下得以發展，故有“先有曹氏商號，後有朝陽城”之說。山東人大量湧進東北，推動了遼河流域的開發，進而促進了沿河城鎮的發展，形成了以盛京（瀋陽）為中心，包括錦州、遼陽、海城、開原、鐵嶺等府州縣在內的城鎮佈局。
再次，開發了塞外與關外的農耕經濟。明代已有山西人在蒙古南部開發農耕土地，住民稱“板升”。清代歸化城（呼和浩特）一帶已漸由牧區轉為農耕區，塞外的千里沙漠，已出現數十萬頃良田。東北遼河流域，適宜農耕經濟發展，山東人在遼河流域的開發，又使得這一地區的農耕經濟有了新的發展。
註釋：
[1]（同治）《黃縣誌》：卷1風俗.
[2]（乾隆）《沂州府志》：卷4風俗.
[3]《清聖祖實錄》：卷115．
[4]（民國）劉文炳《徐溝縣誌》：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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