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闯关东之高峰期，是在清代与民国时期。走西口是以山西籍人为主，经山西右玉县杀虎口到塞外蒙古地区谋生的活动。央视播放的《闯关东》电视剧则反映了以山东籍人为主，到山海关外的东北地方谋生的活动。
山西人走口外，西口——杀虎口是一条途径，另外还有别的途径，如经张家口到塞外，故走张家口者又称走东口。闯关东，有陆水二路，陆路即经河北、越山海关到东北；山东有数千里海岸线，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从山东登州（蓬莱）乘船数日可达辽东，故水路为山东人赴东北又一重要途径。
山西人走口外，山东人闯关东，都是十分艰辛之路。杀虎口是到塞外的一条重要途径，但这里土匪盗贼甚多。有民谣云：“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到了口外，戈壁沙漠，严寒风雪，困难重重。山东人闯关东，水路有风浪之险、海盗之害。陆路不仅路遥山阻，且沿途蒙受土匪、土豪、乡霸、酷吏之害。所以，走西口、闯关东都是一次次生活、性命的搏杀。
尽管如此，晋鲁之人为什么仍要冒着极大的风险走西口、闯关东呢？以山西来讲：一是地临蒙古，位处中原农工经济区与蒙古畜牧区间，史称“路当孔道”，具有地理条件优势。二是山西土瘠民贫，十年九旱。尤以晋西北地区更为严重，有民谣云： “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外出谋生。三是清王朝对赴蒙古实行有限“开放”政策。明代，蒙古部落与明王朝是军事对峙状态，明王朝沿长城设九边镇，驻扎军队，防蒙古部落南下“骚扰”。清王朝对蒙古实行怀柔政策。清统一全国后，蒙古畜牧地区与中原农工地区急需通过物资交流，满足民生之需，使清王朝不得不有限“开放”，经批准后允许中原人赴蒙古地方。山西人以地利之便，形成走口外之高潮。
山东人闯关东缘由有三：一是有地理条件之便。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山东有海岸线数千里，“地距辽东数千里，风帆便利，数日可至，倏往倏来，与如履平地”[1]二是山东“十年九灾”。明代山东水旱虫灾有数百次之多，清代乾隆以后，重灾大灾相继发生。乾隆十一年（1746）前后，各府州县，城乡内外，涝时尽成泽国，旱时赤地千里。当时的潍县知县郑燮《逃荒记》称：“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来日剩一身，茫茫即长路。”人们迫于生计，“北走关东，南渡江淮，远至福建”，“游食四方，浸以成俗”[2]。三是东北本为清王朝“龙兴之地”，但满人入关之后，东北人口减少，地多人少，需要大量劳动力。尽管清王朝怕破坏“龙兴之地”风水，一直想禁关内人到东北，但事与愿违，关内人到关外谋生已成不可阻挡之势。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玄烨巡行边外，“见各处皆有山东人，或行商，或力田，至数十万之多”[3]。可见，从清代始，东北已是山东人云集之地。
山西人是否就不闯关东呢？不是。山西清徐县有民谣云：“我娃娃亲，我娃娃蛋，我娃娃长大了走关东。深蓝布，佛头青，虾米海菜吃不清。”据清《军机处录副》载：“吉林、宁古塔等处，（人参）刨夫除本地旗民外，多系山东、山西、直隶等处流籍。”
山西人走口外，山东人闯关东，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首先，推动了塞内外、关内外的物资交流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清代的山西人，不仅垄断了旅蒙商业，而且开辟了一条从茶叶产地，经长江、黄河、蒙古戈壁沙漠、俄罗斯西伯利亚，直达欧洲腹地圣彼得堡的茶叶国际商路。山东人到东北经商，明代已初显。清军入关后，山东商人在营口、大连、长春、安东、盛京（沈阳）等地经济实力逐渐增强，东北商界为山东商人所把持。
其次，推动了塞外与关外城镇的发展。包头原非城镇，是山西祁县人乔姓先在此地开办复字号商店，逐渐繁盛，形成城镇，故有“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之说。辽宁朝阳县，也是在晋商太谷曹氏的推动下得以发展，故有“先有曹氏商号，后有朝阳城”之说。山东人大量涌进东北，推动了辽河流域的开发，进而促进了沿河城镇的发展，形成了以盛京（沈阳）为中心，包括锦州、辽阳、海城、开原、铁岭等府州县在内的城镇布局。
再次，开发了塞外与关外的农耕经济。明代已有山西人在蒙古南部开发农耕土地，住民称“板升”。清代归化城（呼和浩特）一带已渐由牧区转为农耕区，塞外的千里沙漠，已出现数十万顷良田。东北辽河流域，适宜农耕经济发展，山东人在辽河流域的开发，又使得这一地区的农耕经济有了新的发展。
注释：
[1]（同治）《黄县志》：卷1风俗.
[2]（乾隆）《沂州府志》：卷4风俗.
[3]《清圣祖实录》：卷115．
[4]（民国）刘文炳《徐沟县志》：第6章．
閱讀更多 志行天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