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张作霖逮捕后迅速遇害
1927年4月28日上午10时，安国军总司令部军法处、京畿卫戍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厅、京师警察厅四机关组成军事法庭，开庭审理李大钊一案，近午审理完结。据当时奉系公开报章及京师警察厅报送公函等显示，给李大钊等人所定罪名为“意图扰害公安、颠覆政府，实犯刑律之内乱罪及陆军刑事条例之叛乱罪”。京师警察厅公函内容如下：
京师警察厅公函十六年字第一四六号
民国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径启者案奉
安国军总司令部令：开案查前据该厅在东交民巷俄使馆附属房屋内破获共产党犯李大钊等三十名，检同证据送请讯办等情。当经本部组织临时军法会审，一再研讯，并检查证据证明李大钊等确系共产党犯，意图扰害公安、颠覆政府，实犯刑律之内乱罪及陆军刑事条例之叛乱罪，业于四月二十八日依法判决宣示：李大钊、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劼、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吴平地、方伯务等二十名均处死刑；舒启昌等四名各处一等有期徒刑十二年；李云贵、韩子明、吕玉如、张之旺、赵玉发、张全印等六名各处四等有期徒刑二年，除李大钊等业已执行外，合行令仰该厅遵照将舒启昌等十名转送监狱执行。具报此令，等因奉此相应将舒启昌等十名函送贵厅查收，转交监狱执行实纫公谊。
此致
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
计送舒启昌、谢光沛、孟祥、郭林一、李云贵、韩子明、吕玉如、张之旺、赵玉发、张全印共十名 （京师警察厅印）
经查，此公函所言“刑律之内乱罪”，民国初年《暂行新刑律》这样解释：“凡以暴力紊乱国家内部存立之条件者，谓之内乱罪。即现行刑律十恶之谋反是也。旧律以谋反为谋危社稷，本案改为内乱。”
“陆军刑事条例之叛乱罪”即《陆军刑事条例》中所述“叛乱罪”，泛指一切有碍于其统治秩序、威胁其政权存亡的行为。综上所定罪名，李大钊等所犯是危及国家安全、社会治安，乃至推翻政府的“谋逆”大罪。当日下午2时，李大钊等20人即被执行绞刑。从入狱到判刑短短22天时间，从宣布“罪状”到执行死刑更是刻不容缓。1927年4月29日的《顺天时报》记载了从开庭审判到执行的过程。特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当局办理党案，自特别法庭成立后，审判长何丰林及各法官曾在警厅屡次检阅证据，及李大钊等供单。其关系较重者，并由何等亲提审问，核对前后供词，商量判决办法，至前晚止，大致即经商定，遂于昨日上午十时在警厅正式开庭……开庭后即将李等提讯，至午讯完，当即判决。所有情节最重之李大钊……等二十人，一概绞决。首由主席法官将各个人之罪状及证据一一检出，当众公布，各人皆承认，并画手押于罪状纸下，竣事后，即由何丰林宣布各人即刻执行死刑退席。当派定东北宪兵营长高桂五（高继武—作者注）为监刑即送司法部街后身之看守所刑场执行……
由此可见，张作霖绞杀李大钊等人之迅速，20人从提审到宣判用时两个小时，从公布“罪状”到执行也仅两个小时，不容许上诉，戒备森严。执行之时残酷地使用了“三绞法”，李大钊等年轻革命者被杀害。
随着势力的不断扩张，张作霖以荡平中国、在北京就任大总统为目标，“赤党”是他如意算盘上最大的绊脚石。李大钊长期在北京主持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工作，是“赤党党魁”，他卓越的领导才能及有效的战略布署给张作霖沉重的打击，所以张作霖对李大钊及其领导的共产党恨之入骨。这就是张作霖对李大钊下毒手的主要原因。
领导北方革命成为军阀“眼中钉”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李大钊擅长做统战工作，注重改造旧军队，使他们倾向革命。冯玉祥就曾深有感触地讲过“教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势力不断伸展，控制了京山线（北京至山海关铁路）和津浦路北段，直达鲁、皖、苏等省，几乎触及中国的半壁江山。1925年10月10日，孙传芳率五省联军向盘踞沪宁线的奉军进攻，奉军败退，把主要力量集中于京山线及天津附近。张作霖一面退守与孙传芳作战，一面又不断侵占冯玉祥的驻地，冯不得已退至南口。为避免与孙传芳、冯玉祥同时开战，张作霖派出代表到冯军中试探、拉拢。冯玉祥本着保民安民之心不愿与张作霖正面冲突，与之周旋，口头上许之以联合，但军事行动上，加紧与京津守军前方将领鹿钟麟等人的联系，并加强与国民二军岳维峻联络，做着不免一战的准备。
李大钊帮助冯玉祥认清张作霖的拉扰目的，指出奉军北退的战略在于“以徐州的防御交给张宗昌，而以其主力军屯驻于京津一带以监视国民军，尤其对国民第一军特别严重的注意”，使冯玉祥迅速与奉分离并与郭松龄联合举起反奉大旗。
郭松龄是奉系军阀首领，但他深恶战争，建议张作霖停止内战，退回关内。张作霖不予理睬，反倒派张学良入天津督战。当孙传芳进攻保定之时，张作霖勃然大怒，“谓我退彼进，则舍一战外，别无方法。急电令郭李（李景林）准备作战，且令于珍密带总攻击命令来津”。郭、李见形势急迫，遂决定反戈。郭松龄派代表到冯玉祥军中，请冯玉祥联合作战。冯玉祥在日记里也记载了与郭松龄代表的会见：
十一月二十日
八点：令王乃模与郭松龄之代表谈话。
……（下午）八点，李都统、宋师长来，告以解决时局之方法，及今早与郭松龄代表接洽之情形，并令宋师长带骑兵两师往多伦，牵制热河之奉军。
十一月二十五日
七点半起，阅公事，知郭松龄已发动，乃将此种情形告知李都统、张师长、佟旅长与冯旅长等。八点，通电劝奉张下野，并历述其应下野之理由有三。
11月23日晚，郭松龄由天津带兵13列车赶赴滦州倒戈反奉，并致电张作霖，要求其下野，让位张学良。
郭松龄部队起事后，迅速出关，势如破竹，破山海关、营口，直达新民，逼近张作霖奉天老巢。在最紧张之时，张作霖竟然购买大量汽油，准备烧毁住宅以绝后世。12月17日，张作霖向郭松龄求和，郭松龄未允，张转向日本求助，获得日本关东军支持，并在日军帮助下逮捕郭松龄夫妇，残忍杀害。郭松龄兵败，但他的部将魏益三却继承了郭松龄的遗志，率部参加冯玉祥国民军，编号为国民军第四军。张作霖虽然杀害了郭松龄，但对郭松龄和冯玉祥以及策动郭倒戈的共产党恨在心头，共产党员任国桢就因为在《东北早报》上刊发郭松龄倒戈的文章而被捕。
在郭松龄倒戈的过程中，李大钊做了大量的工作。萧裕声在其著作里这样写道：“李大钊亲自作郭松龄等奉军将领的工作，联络他们参加反帝、反奉战线。在‘五卅’运动高潮中，李大钊同志以中国国民党北方领导人的身份，派遣共产党员任国祯和国民党员钱公来、朱霁青等到奉天。指令他们一方面发动学生、工人、市民参加反日、反奉运动，同时畀以与郭松龄接洽任务。”
郭松龄被害后，北京国民反日进兵南满大会在中山公园社稷坛举行郭松龄追悼大会，李大钊、徐谦、刘清扬等出席大会并作了悼念演讲。
郭松龄倒戈、冯玉祥反奉给张作霖以沉重的打击，他们的正义之举，与他们自身反对战争、渴望和平、关爱人民之心有关，但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宣传引领也给予他们极大帮助。
在日军帮助下，张作霖得到喘息后与直鲁联军达成共识，对国民军展开了猛烈的攻击。1926年1月1日，冯玉祥宣布下野，后在李大钊等人的帮助下赴苏联考察，张之江接任西北军总司令。
3月12日，奉军在日本军舰的掩护之下进入天津大沽口，并间接引发了“三一八”斗争。李大钊等斗争的领导人遭到段祺瑞执政府的通缉。李大钊掩护其他同志转移，自己秘密转至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兵营，居住于28号房间，并将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一并迁入，开展地下斗争。4月17日奉军占领北京后，大肆逮捕进步人士，实行野蛮统治。《京报》《社会日报》等报馆被查封，邵飘萍、林白水相继被害。
李大钊对张作霖的反动本性是有所了解的，但他深知自己所领导的北方区委、北京执行部在此时期的重要责任，所以当党内外同志劝李大钊离开北京时，他坚定地留了下来，促使冯玉祥进一步走上革命道路，谋划着北方的保卫战，策应着北伐。
随着张作霖与孙传芳的进攻，冯玉祥部国民军撤出北京，退守南口。李大钊等建议国民军利用南口地势修筑工事，加强固守，保住战斗力量，与敌斡旋4个月之久。为解除南口国民军的危机，李大钊还派人做京畿一带军队的工作，相约一致动作，谋划与张之江联合行动，解决吴佩孚，截断奉、鲁军后路。然而，因为种种原因，行动失败，南口也于8月14日被奉军攻破，西北军向包头大撤退。
南口失守，国民军溃败，急需冯玉祥重整队伍。早在1926年3月，冯玉祥政治失意，希望亲自到苏联考察。李大钊在征得党中央的同意后，助冯玉祥成行。而此时，李大钊根据革命形势需要，不得不立刻请冯玉祥归国并安排于右任到苏联与冯接洽。8月9日，冯玉祥与于右任在莫斯科会面，于讲明受李大钊所托请其回国的来意，并转达了李大钊为其制定的作战方针。冯玉祥接受李大钊意见，返回中国。9月16日晚8时，冯玉祥到达五原，与鹿钟麟等部会师，9月17日在五原召开誓师大会，发出《五原誓师宣言》，宣布脱离北洋军阀，接受国共合作纲领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参加革命。
在冯玉祥未回国之前，李大钊请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李石曾以个人名义电告冯玉祥出兵陕西的战略：“请即出兵陕西，经富谷县、葭县、延川、洛川、耀县，攻取同州直扑潼关，一则可以阻吴败退入陕之路，一则可以解西安、三原之围。”后来李大钊又请方仲如带亲笔函给冯玉祥，建议出“长安会师郑州”。冯玉祥接受李大钊建议，确定“固甘援陕、联晋图豫”八字方针，兵分多路赶赴西安。11月27日，冯玉祥彻底击垮刘镇华镇嵩军，解杨虎城、李虎臣长达8个月之久的西安之围，打破了张作霖消灭国民军、荡平北方的梦想。
在此基础上，李大钊还对各军事力量进行分析比较，争取一切机会联合分化，与奉系在争取军事力量上展开博弈，取得良好效果。
1926年12月1日，张作霖在天津蔡园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并当即制定了军事战略方针。李大钊于12月5日写信给中央，指出当前需注意问题：“（一）接近鲁张（宗昌，作者注）……驱孙（传芳）而拒杨（宇霆）；（二）收纳靳（云鄂）、田（维勤）、魏（益三）等，使之北拒奉，东拒鲁，西向潼关与国民军携手；（三）联合阎锡山，使之消极的不与奉合作。”
1927年1月，李大钊以北方区委名义向中央报告《奉系最近军事计划》：“奉方对南之真意，可概括言之如左：姑以他人之兵力抵御党军、国民军，他们能抵御得住，固佳，如不能，则奉方出其生力军以与转战数省疲弊无力之党军、国民军战，如此，确信可取事半功倍之效。”一针见血地指出张作霖此战略布署的要害。针对这一计划，李大钊结合联军之间既联合又矛盾的现状，提出了多项策略并加以实施。如，加强党军与靳云鄂联系，打破奉系许靳云鄂以河南的诱惑，靳云鄂最终与入豫奉系开战；进一步加强与晋地阎锡山的联系，打破奉系对阎锡山的拉拢，使之与国民军合作。在冯玉祥组建国民军时，阎锡山放还了原俘获的国民军官兵，并且派代表温士潘驻北京，与李大钊接洽，接受李大钊的建议，保晋拒奉，打破奉系不费枪弹坐待江山的计划。
1927年3月，蒋介石率北伐军攻取南京，几乎同时，在周恩来等共产党员的领导之下，上海起义成功，蒋介石亦率军接收。至此，从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革命，仅历时9个月，就占领了长江中下游。张作霖审时自保，向国民政府提出妥协，《顺天时报》曾载文报道：
1927年3月，李石曾氏曾语人云：“奉天派对于南北妥协问题，曾一再向余提议，而杨宇霆更屡次派人与余接洽，但余与李大钊协议后，以现状尚无妥协余地，故当即谢绝”云云。
正是因为李大钊的卓越领导才能和谋划能力，引起了张作霖和众多反动军阀的嫉恨，所以大战在即，逮捕杀害李大钊就成了军阀们共同的主张。
谋害李大钊的多方“黑手”
张作霖对苏联仇恨已久。因为种种历史原因，苏联并没有完全落实《悬案协定》（《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筒称），尤其在中东路问题上寸步不让。中东路在张作霖的东北管辖区域内，张与苏联在《悬案协定》的基础上又签定了《奉俄协定》。因为双方利益的争夺，1925年张作霖逮捕了苏方派驻的中东铁路局局长伊万诺夫，双方关系更加恶化。郭松龄倒戈期间，苏联把持铁路对张作霖进行要挟，使张作霖大为光火。在北京党案发生前，张作霖即已派部队包围并搜查了哈尔滨苏联总领事馆，除了“罪证”文件外，还起获了一定数量的军火。这可以看作是张作霖包围苏联大使馆以致强抓杀害李大钊的一个信号。
李大钊被捕当日，张作霖电告各将领，说明该案经过。以下是1927年4月8日《晨报》的报道：
本地军警今晨在使馆界内，拘获著名共产党首领李大钊，及同党三十五名，搜出军火枪弹，及宣传品多件。此次被捕人等，将会严问。然须指明者，即此项扰乱之徒，实负宣传共产及蹂躏之责，其罪不可恕。北京维持治安前途之大多危险，现已移去。被捕各人将按情定罪。
百余字的电文中“严问”“罪不可恕”等即已经表明张作霖本人杀伐的态度。
1927年4月14日《盛京时报》报道：
其党魁数人，希图将北京都市完全毁坏，并有许多不轨行为，关于地方治安者太大。军警当局，责有攸归，当然不能不加以制止云。
由以上报道可以看出，张作霖在抓捕李大钊之时，已经下定了要严惩的决心。
1927年4月8日，张作霖电告各军阀，征询处置意见。张宗昌、孙传芳等6人给张作霖的回电中，只有一人“电请量情法办”，其余5人均主张“严办”，山西军阀阎锡山没有回电（这是李大钊与之联系、做晋工作的结果）。张学良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也是和张作霖一样的—严惩。
党案发生后，北京大学等9校校长商谈营救被捕学生及李大钊事。《晨报》1927年4月11日报道：
特推定北大校长余文燦，师大校长张贻惠，于十日向张陈述，并预先致张一函，说明拜访之意，昨日上午十时余张二人，曾赴文昌胡同八号访张，次因张公出，遂于下午四时复往。余张等到时，适张外出，由叶秘书代见。
余、张两校长在前往访问张学良之前即致信告知，那就说明张学良知道二位校长要来访。上午10时来访时，张学良外出，下午4时再访时，张又外出。可知张学良是不想与余、张两校长见的，由叶秘书代答本意给予两校长的答复不过是推诿之词。
接下来张学良又以答侠骨先生公开信的形式表明自己的态度：
（一）你说：应该从速宣布李大钊勾引赤俄扰乱中国的证据，定为叛国罪，处以死刑。这件事，军警当局此时正在分别审讯，自当等候依法办理。
（二）你说：国民党应从宽处置，那正与我们的宗旨相合。孙中山先生曾同奉天有合作的历史，我们自然以友谊看待。我们讨赤，是讨共产党及赤化主义者，与纯正的民党并不反对。现在北京政府，以及军警当局中，民党人员，就很多呢。
在该信中，张学良明确地告知三点：1、李大钊是要定为叛国罪，必杀无疑的；2、奉军对于共产党及赤化主义者断不留情，而对于国民党党员不做深入追究；3、放低自己的姿态，表明这样做是因为形势所逼迫，请不明就里者多加谅解。
在查阅李大钊被难史料时，我们会注意到临刑前，有“南方某要人”主张“速行处决”的报道。那么这“南方某要人”是何人，又为何力主杀害呢？
《晨报》4月29日报道：
最妙者，闻南方某要人亦有电致在京某人，主张将所捕党人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民国日报》5月12日报道：
蒋介石又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记者按此讯甚确）二十九日北京晨报详载其事，惟改“蒋介石”三字为“南方某要人”。
《晨报》隐去了蒋介石的名字，但文字颇有深意，用“南方某要人”代替蒋介石，且用“最妙者”三字，引人联想。首先“南方”点出位置，北伐军一路北进，几乎肃清江、浙、赣联军，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已经失去长江下游，更无力攻击两广。蒋介石占南京建立临时政府，汪精卫此时尚在武汉与共产党合作中，含混之中自有所指—蒋介石。
蒋介石一步步打压共产党的力量，都因为共产党的妥协而得逞，他自己也完成了由革命党人到新军阀的蜕变。
1926年，在北伐之前，蒋介石制造了“三二〇”中山舰事件，打击排斥共产党的力量，夺取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权。
北伐途中蒋介石为控制国民党中央、排斥汪精卫，突发迁都之议，先是要迁都南昌，后又定都南京。远在北京的李大钊对此有所觉察，提出疑问：“国民政府定都何所，中外观瞻所系，岂能朝令夕更，视若儿戏？……如果不为一时军事上必需，即介石同志及总司令部亦宜坐镇武汉。”李大钊虽然对蒋介石忽左忽右的行为很不理解，但还是以大局为重，劝告他要顾及国民党中央的团结。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更是加紧与张作霖联系，意欲除掉李大钊等革命者。在得到蒋介石一纸电文后，张作霖毫不迟疑地加快了杀人速度，当天审判定罪，当天处刑，甚至来不及完成所捕党人的全部审判。就这样，新旧军阀联手杀害了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李大钊。
如果说张作霖突袭大使馆、杀害李大钊事件暴露了他的军阀本性，那么国际势力的背后支持，也是悲剧发生的重要原因。
张作霖深知中国军警进入使馆区是不符合国际法规定的，所以在进入使馆区前，他多次以“苏联人滥用豁免权，组织并传播针对北京政府的煽动、破坏活动”为由，向驻英大使蓝普森提出搜查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建议，蓝普森基本默认了张作霖的请求，但又不愿意担责，以免其他中国军队或政治力量效仿，建议张作霖与首席公使欧登科协商。张作霖的要求得到了欧登科的首肯，欧登科还为张作霖所率领的“一批中国警察进入使馆区搜查远东银行、俄国兵营和庚款委员会签发了许可证”。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驻中国使团也默许了张作霖的搜捕行为。当时的汉口《民国日报》对各方态度做了明确的交代：
辛丑和约开会决定，准华兵搜查俄使署，当时与议者，闻一致同意，美使马慕瑞亦无异言，允许状系荷兰公使以领袖资格签字，此事各使署当时皆知之。是以当华兵入界搜查时，各使署卫兵皆退让于旁，俄代使今晨以抗议文送登各报。
正是有了驻华公使团的支持，张作霖做好一切安排和布置，并且派外交处长亲临现场参与，实施了大逮捕。张作霖在搜查苏大使馆西院后派遣军队把守，各大使馆也派了士兵以保护本国人员为名加强对俄使国的监视。
牵强的“罪证”与走过场的“审判”
张作霖在大搜捕的过程当中，不仅逮捕了李大钊等国共两党工作人员，苏联大使馆武官等工作人员，远东银行、庚款委员会、中东铁路办事处等工作人员，还对俄西院兵营所有的房间进行了地毯式的清查，包括从李大钊住室、国共两党领导机关办公室、苏联武官室等处查获了各种各类的旗帜、印章、少量武器和大量文件，报纸上记载有7卡车之多。
为了给自己的行径寻找借口，张作霖加派人手翻译整理，将搜查到的文件编译成册，取名《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于1927年底出版。在编辑整理过程中，张作霖曾将部分文件公开展览，请中外人士观瞻。还命人将整理文件目录在《盛京时报》《申报》等报纸上连日公布，文件包括苏联对华的工作计划、苏联在华所用经济、对国民军军队的经济支持、北方区工作情况、李大钊与各地同志通信及工作安排等，现仅选其中一小部分与李大钊关系密切的内容摘录如下：
（一） 高风致李大钊函一件，函内叙述劳工运动及鼓吹北伐。
（一）致中甫（陈独秀—作者注）研究共产主义之私函一件。
（一）孔德致瑞祥函一件，系用药水书写，用火烘出，内容商量藉中山逝世纪念日，宣传共产主义，企图发展。
（一）白永泰致陈泉函一件，说明共产真谛，并朝其努力。
（一）陈乔年编著俄国共产党历史稿一帙。
（一）胡溪致白永泰信一件，叙述在包头宣传共产，并催寄款项。
（一）彭振纲由绥远包头寄白永泰信一件，索寄《共产主义之建设》等书籍。
（一）邢之书致白永泰信一件，索寄《无［产］阶级政党之建设》及《工人与政党》等共产书籍。
（一）柏桂即白永泰致廉德信一件，叙述款项已由使馆（即指俄馆）直接汇往领署拨付，并去函津沪各埠工会，一致群起为后援，嘱勿气馁。
所选内容全部与中国共产党相关，除“致中甫信”和“陈乔年编著”两件外，均是李大钊与其他党员的通信，其中“瑞祥”“白永泰”“柏桂”是李大钊及北方区委的代名词，无论是寄“瑞祥”还是“白永泰”，均指北方区委或李大钊。据李星华回忆，李大钊得知张作霖要闯入俄使馆后，曾经和同志们烧毁过一些重要的文件，既使不算李大钊烧掉部分，这些被查获的文件也足以为张作霖杀戮提供借口。
李大钊被捕后，受到多次审讯，审讯者记录下来一些证词，因有所歪曲，后来他要求自录供词。除此，李大钊还以自述的形式写下生平最后一篇文章，被称为《狱中自述》，共三稿。无论是当时的审讯记录，还是李大钊亲笔所写自述，他都明确表明自己国民党党员的身份。李大钊巧妙地利用这一身份，对革命同志尤其是共产党员进行掩护，比如他在回答“施英是何人”这一问题时，说“施英是湖南人”，实际上施英即赵世炎，是中共北方区的组织部部长，也是他最亲密的战友，刚刚与周恩来领导了上海大罢工。在这些文字中，李大钊讲了人生历程，坦陈自己反对当时的“北京政府”，因为北京政府是北洋军阀的政府，是帝国主义把持下的政府，代表了大官僚大军阀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如果说这就是军事法庭给李大钊定罪的理由，那么无论如何这都是牵强的，又何况张作霖口口声声要对国民党人宽大处理。
李大钊在被绞杀之时，何隽先生曾亲临现场。他回忆，在受刑之前，指挥行刑官曾询问过李大钊对家属有何嘱托？李大钊说道：“我是崇信共产主义者，知有主义不知有家，为主义而死，分也，何函为？”李大钊牺牲后，家人的生活所需皆为北大同仁及亲朋捐赠。为主义而献身，这是李大钊平生夙愿和终身理想，“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为之奋斗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正所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坦荡胸怀明日月！
现在有一些言论，对张作霖绞杀李大钊一事进行“另类”评说。笔者不想去评论张作霖的好与坏，不想跟任何人起笔墨官司，只是想把这段真实的历史讲出来，希望大家对这段历史公正公平地认识和看待。
閱讀更多 文史精華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