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是從湖北走向中國政治中心的軍政人物，與定孔教為國教究竟有什麼關係？以往人們談論國教運動的研究多集中於康有為、陳煥章以及尚賢會，很少有人論及黎元洪與定孔教為國教的關係。那麼黎元洪對定孔教為國教的態度如何，其中發生了哪些改變，背後又有哪些原因？搞清楚這些問題，有助於更全面地瞭解黎元洪，認識定孔教為國教這一歷史事件。
黎元洪像
定孔教為國教的緣起
定孔教為國教之論發軔於康有為。1897年，他在組織以尊孔救中國為宗旨的聖學會時就提出了尊孔教為國教的主張。在戊戌變法中，他也曾付諸實踐，但隨著戊戌政變的發生而陷入低谷。民國初期，他舊話重提，並引發定孔教為國教之爭。
為什麼康有為要提出定孔教為國教的思想主張？這主要是因為自基督教東傳中國以來，由於信仰、理念的不同，在各地引發一系列的教案。辛亥革命後，信教自由的理念給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帶來了巨大的衝擊，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價值體系面臨更大的困境，社會上出現了道德權威失墮的局面。為了保存國粹及彌補空前嚴重的信仰危機，康有為、陳煥章等圍繞“天壇憲草案”及“二次國會復開”要求孔教入憲，發起了定孔教為國教的運動。
1913年8月，陳煥章等人代表孔教會向國會遞交“孔教入憲”的請願書，提出：“一、中國之統治基礎在於道德，但是‘道德之準定於宗教’。二、苟許人信教自由而無國教，則放任太過，離力太大，而一國失其中，有國教而不許信教自由，則干涉太甚，壓力太重，而一國失其中。”他認為立孔教為國教可以避免上述問題。
隨後，社會各界人士圍繞著“孔教是否為宗教”以及“定孔教為國教是否與信教自由相牴觸”展開了激烈討論，最後以定孔教為國民教育的修身大本而暫時告一段落。這樣的結果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一方面擁護、贊成定孔教為國教的人士認為目的並沒有達到，表示強烈反對；另一方面反對定孔教為國教的人士認為這樣有礙其他宗教的發展。故而在第二次國會討論中，連“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都被刪去。國教運動遇到極大的困難。
值得注意的是，民國初期有關定孔教為國教的爭論非常激烈，擁護者和反對者涇渭分明。擁護者的理由主要為：現今社會信仰混亂，社會上尚“革命”激進風氣，尊卑之風散失，認為定孔教為國教可以保存國粹，改變社會的無序狀況；與西方一樣有宗教，一方面不至於被西方國家認為異端，另一方面可以達到強國的目的。反對者的主要理由是以袁世凱為中心的政治勢力將孔教作為規復人心的工具，以湯化龍等為代表的舊官僚將孔教歸為教育範疇，而章太炎等卻將其歸為禮教範疇，因此予以反對。他們認為孔教已不適用，不能起到維護人心的作用，有礙教育進行；孔教為政治運動，容易誘發帝制問題；引起民族矛盾以及宗教矛盾，妨礙思想自由；導致五族分裂，並與現行國體及憲法相牴觸；違反傳教條約，易招致外人的干涉。
在定孔教為國教爭論中的黎元洪
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黃陂人，曾兩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三任副總統，在民初政壇上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他與定孔教為國教也有著莫大的關係。
1913年8月，在孔教會代表遞交定孔教為國教的請願書後，時任中華民國副總統兼鄂督的黎元洪即發表通電錶示支持。他明確表示: “竊維大亂之起，倡自邪說，繼以暴行欲覺世墉民，其功必在立教”，針對民國建立以來中國社會出現很多混亂的情形，呼籲“兩院速定國教，模範人心，孔道一昌邪說斯息。”
黎元洪的通電立即引起了很大的社會反響，隨後各省督軍和行政官員函電飛馳，表達各自的訴求。如福建民政廳廳長劉次源隨即發佈請尊孔教為國教電，積極響應黎元洪的提議：“值此大命將傾之際，求一起死回生之術，非扶翼孔教培植人才絕無餘，幸副總統所陳洞中膏肓，實深佩服。”
隨後，湖北各地掀起了一股尊孔熱。如湖北孔教支會以“湖北省議會長覃君孝方，碩學重望”，邀其成立了以“闡明聖經、維持學風，並獎進通經致用之材為要素”的講經部。每星期日下午自1時至3時講經。9月27日，黎元洪在武昌舉行“孔子誕辰祭典，湖北省都督府，各道觀察使，武昌各知事、中學以上各校長、教育總會長畢至孔廟行三跪九叩首禮”。這是民國廢除跪拜之禮後，官方第一次用傳統的禮節祭祀孔子。11月下旬，黎元洪在給沈惟禮發起的寰球尊孔總教會的回信中，重申昌明孔教的重要性，併為該會題“聲教洋溢”匾額。
1913年11月9日，黎元洪在國會否認定孔教為國教後當即致電袁世凱及各省都督、民政長，指出：“孔子教義為我國立國之命脈、人類群倫之原理，夫前此伍朝樞、谷玉秀諸員絕對消孔教為國教，表面觀察或可強解今至孔子教義數字尚不許見之憲法條文。此等委員對於孔教別存意見，路人知之。夫國會所以代表一國之公心，起草員所以代表國會之公心，憲法草所以代表國家公心及國家政策使生永久之效力，乃於吾國數千年國魂、國學之大本，天經地義之大教，竟以小數人之私見毀滅無餘。”他認為否定國教是因為少數議員之偏見，不能代表國之公心。不僅如此，黎元洪還指出“祀孔配天，實為國家萬年根本之計劃”，因此主張在憲法未正式規定之前，應通令京內外各學校一律崇祀孔子。
因為黎元洪在民國初年的中國政壇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和號召力，所以在1913年12月7日，由北京基督教堂發起，各地教堂及各省組織之專會決定各“派代表一員，赴武昌謁見黎副總統，陳述定孔教為國教之危險”。12月14日，章於駿聯合武昌基督教教徒舉行集會，討論“國教問題之基督教領袖大會宣言”，並商議抗議定孔教為國教的對策。在這次集會上，章於駿講道：“袁大總統與黎副總統曾接陳君呈文，請定孔教為中國國教，即加讚許。今如耶佛回教出而反對，則對於此事自當下斷，蓋大總統與黎副總統乃民國之保障，民國乃五族人民聯合而成，自宜尊重公意。”
為了防範外國的干涉，黎元洪的代表胡瑞霖進一步闡明孔教並非宗教的理由：其一，“宗教家大半皆持排斥異教主義以為擴充己教之地步”，“以無形之禍福，懸期於人”；其二，“宗教家必有一種虛無飄渺之談以眩惑眾人心目，使前有所冀，後有所畏，趨而入我彀中，如前因後果天堂地獄之類是也。”希望全國社會各界人士不要以宗教家“狹視孔子”。
但是當基督教徒丁義華與黎元洪論及孔教問題時，黎元洪又說：“宗教與禮教本系二事，決與信教自由無所妨礙。”黎元洪指出定孔教為國教決與信教自由無礙，堅決支持定孔教為國教。後隨著袁世凱帝制運動的興起，黎元洪堅決反對袁世凱復闢，此問題被暫時擱置。
自袁世凱帝制失敗，黎元洪繼任總統後，定孔教為國教的問題被再次提上議事日程。1916年康有為致電民國政府，指出：“夫今萬國之人，莫不有教，惟生番野人無教。今中國不拜教主，豈非自認為無教之人乎？則甘忍與生番野人等乎？”他強烈要求政府“以孔子之教，編入憲法，復祀孔子之拜跪明令”。1916年10月4日，孔道會名譽會長張勳藉著在徐州召開13省督軍聯合會議的機會請康有為擬定了“定孔教為國教”的電文，並以十三省督軍、省長的名義致電黎元洪，請求國會定孔教為國教，並向國會施加壓力，企圖將定孔教為國教寫進憲法。陳煥章在1916年12月9日上書黎元洪，提出舉辦祀天禮的請求，借伸張黎元洪繼位的正統性，進而達到定孔教為國教的目的。
在這種情況下，黎元洪應王正廷、陸徵祥的請求，允許全國各教堂代表商議宗教平等，以及定孔教為國教等問題。為慎重起見，他請“全國教會，不論新教舊教，均請推派代表三人，於12月10日以前到京雲”。這次沒有像第一次那樣，與會者都明確支持定孔教為國教。1917年2月9日，曹錕、盧永祥、陳炳昆、劉承恩相繼發表通電，紛紛表態支持定孔教為國教。奉天督軍張作霖也於1917年2月11日發表通電，明確主張定孔教為國教。27日，更多的軍閥相繼發表通電，表示支持定孔教為國教。1917年6月8日以調節府院之爭為藉口，一向倡導尊孔、堅持立孔教為國教主張的張勳入京脅迫黎元洪解散國會，發動復辟，宣佈立孔教為國教，“以綱常名教為精神之憲法，以禮義廉恥收潰決之人心”。然而，定孔教為國教問題後又隨著國會的解散以及對德參戰等問題而被擱置一旁。
黎元洪支持定孔教為國教的原因
黎元洪在第一次定孔教為國教期間是以堅決支持為主張，但是由於地位的改變，態度也隨之發生了變化。那麼，黎元洪為什麼曾支持定孔教為國教呢？
第一，辛亥革命又為排滿革命，黎元洪曾設祭壇，祭祀軒轅黃帝，剪去髮辮，也是為了顯示自己的漢人身份，而孔教歷來被視為漢人的專屬文化。其在電文中明確呼籲定孔教為國教，使孔道得以穩固保存發展，“綿延以光黃族而振民德”。為了凸顯自己的漢人正統觀，所以黎元洪對定孔教為國教給予大力支持。
第二，民國初年政體變更，有些人以革命、平等、自由為幌子做僭越法律之事。黎元洪在支持定孔教為國教的電文中就明確指出：“滋者國體維新民行仍舊，廉恥之防未立，信義之用未宣，人背常經，士越恆軌。心無定仰，則兢權壤利之弊滋。鄉無善範，則犯上作亂之釁起。又其甚者，至欲廢父子之倫，裂夫婦之制，群集苛言，禽獸不如。”他認為無禮義就無足於安社會。《申報》上刊登的一篇評論，就論及北京在1912年間出現的各種亂象：“自去年革命以來，金融恐慌，秩序混亂，各機關尤為殘壞，貧民日漸增多，而失業之流氓、痞棍混入黨會，巧借名目，更為搔擾。又近來國家又財政困難，對於地方自治經費，諸從搏節。際此嚴冬飢寒迫人，遂發生種種惡果”，“商界市面大形蕭條，搶案城廂內外月必數起”，“竊賊尤夥”。北京尚且如此，更遑論其他。因此，黎元洪從維持社會穩定的角度出發支持定孔教為國教。
第三，革命黨人在湖北多次與黎元洪爭奪最高領導權，而孔教宣揚的尊上忠君，有利於他的統治地位穩固。黎元洪本人是在下級軍官的脅迫下被舉為都督的，地位並不十分穩固。其他省份出現頻繁更換都督的事況，讓黎元洪等十分擔心。袁世凱就曾說道：“值此波邪充塞，法守蕩然，以不服從為平等，以無忌憚為自由，民德如斯，國何以立。”基於維護武昌最高領導權的考慮，黎元洪也大力支持定孔教為國教。
第四，第一次定孔教為國教爭論之際，正是贛寧之役（二次革命）發生之時。黎元洪在當時選擇支持袁世凱，不唯與袁世凱尊孔子有很大的關係，也是為了與革命黨人仰仗的理念相對抗，進而支持定孔教為國教。
第五，有人認為黎元洪依賴饒漢祥，吳佩孚依賴張其皇，而“這些筆桿子大多是接受傳統教育的學者，對於新思潮不是不關心就是採取敵對的態度”。戴季陶也曾言，“迷信的人不但對科學及新思潮採取敵對態度，同時也是儒家道統的強烈擁護者” 。
第六，黎元洪主張中西文化融會貫通，在瀛臺宴客時曾說：“若請客專用西菜，大家多不喜歡吃，必須參以中國菜好。譬如制定憲法，亦不能專採西洋之形式，必參照中西之習慣。”而陳煥章等人剛好將儒家按照基督教的方式西化過，所以定孔教為國教也得到了黎元洪的大力支持。
最後，黎元洪受過傳統文化的薰陶，雖然後來接受外來文化，但是從其主張中西融合應用的想法來分析，不難發現其對傳統文化的認同感還是很強的。由此觀之，黎元洪支持定孔教為國教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餘 論
定孔教為國教的爭論雖然已經過去百年，卻值得我們深刻地反思。
第一，從民國初年定孔教為國教的爭論中不難發現外國人的參與，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如在民初支持定孔教為國教的人群中，就可以看到外國傳教士李佳白的身影。他不但極力推崇孔子文化，而且還邀請陳煥章等人在尚賢堂講座。日本人賀長雄於也於1913年8月發表《憲法須規定明文以孔教為國家風教大本》，大力鼓吹定國教，態度十分明確。
第二，關於孔教的研究，大多數人忽略了當時北京國民政府的看法。毋庸諱言，辛亥革命既推翻了傳統的政治體制，也帶來了社會的混亂。改變了傳統的倫理綱常，又沒有建立起完善的現代倫理綱常，導致社會上出現“敬殺人者為英雄”的怪現象。袁世凱就曾經批評時人對平等自由含義的誤解，若從此觀點出發，似乎有助於理解定孔教為國教者的文化焦慮、信仰焦慮。
第三，“自民國以來，黨爭之禍，外人之挑撥吾國黨爭以謀吞併之事。外人之挑撥吾國黨爭也，始則以民族主義為題，而無端起滿漢紛爭；滿既倒矣，又立南北分立為題，而起二次革命，複利用昔日滿漢之說而佐之以宗社黨之名目；及袁世凱大權獨攬，又陰自操縱帝制派及非帝制派之發起，而起中國之內爭；袁既死矣，又造為北洋派、南方派、官僚派、民黨派、半官僚派、陰謀派、帝制餘孽總總名目，以離間中國，著急人心，分裂中國人之力，使自相猜忌牽制，爭奪殘殺，而後彼乃收漁人之利，一舉而亡我。”陳煥章的這段論述，認為內爭之源為外人之亡我之心。但是若進一步思考，則不難發現，定孔教為國教之舉，也給予外國人以機會。由此觀之，民國初年社會上的許多政見之別，意識形態之分都有野心家為達到自己的目的而尋找的藉口的因素。易白沙與陳獨秀討論時就一針見血地指出：“尊孔不過是野心家利用孔學的缺點，以孔子為傀儡，而實大悖於孔子之精神。”
由於自身地位的轉變，黎元洪對於定孔教為國教的態度也有所變化。在黎元洪為湖北一省都督時，可以從自己的實際需要出發去支持定孔教為國教，而在他繼任大總統後，因為要調和各種政治、文化勢力的矛盾和衝突，所以在張勳等人通電要求支持定孔教為國教時，黎元洪的做法是邀請各方派代表開國會共同討論，並沒有明確表態堅決支持。這是一個政治人物在民國初年錯綜複雜的社會、文化環境下所作出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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