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是从湖北走向中国政治中心的军政人物，与定孔教为国教究竟有什么关系？以往人们谈论国教运动的研究多集中于康有为、陈焕章以及尚贤会，很少有人论及黎元洪与定孔教为国教的关系。那么黎元洪对定孔教为国教的态度如何，其中发生了哪些改变，背后又有哪些原因？搞清楚这些问题，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黎元洪，认识定孔教为国教这一历史事件。
黎元洪像
定孔教为国教的缘起
定孔教为国教之论发轫于康有为。1897年，他在组织以尊孔救中国为宗旨的圣学会时就提出了尊孔教为国教的主张。在戊戌变法中，他也曾付诸实践，但随着戊戌政变的发生而陷入低谷。民国初期，他旧话重提，并引发定孔教为国教之争。
为什么康有为要提出定孔教为国教的思想主张？这主要是因为自基督教东传中国以来，由于信仰、理念的不同，在各地引发一系列的教案。辛亥革命后，信教自由的理念给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价值体系面临更大的困境，社会上出现了道德权威失堕的局面。为了保存国粹及弥补空前严重的信仰危机，康有为、陈焕章等围绕“天坛宪草案”及“二次国会复开”要求孔教入宪，发起了定孔教为国教的运动。
1913年8月，陈焕章等人代表孔教会向国会递交“孔教入宪”的请愿书，提出：“一、中国之统治基础在于道德，但是‘道德之准定于宗教’。二、苟许人信教自由而无国教，则放任太过，离力太大，而一国失其中，有国教而不许信教自由，则干涉太甚，压力太重，而一国失其中。”他认为立孔教为国教可以避免上述问题。
随后，社会各界人士围绕着“孔教是否为宗教”以及“定孔教为国教是否与信教自由相抵触”展开了激烈讨论，最后以定孔教为国民教育的修身大本而暂时告一段落。这样的结果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一方面拥护、赞成定孔教为国教的人士认为目的并没有达到，表示强烈反对；另一方面反对定孔教为国教的人士认为这样有碍其他宗教的发展。故而在第二次国会讨论中，连“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都被删去。国教运动遇到极大的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初期有关定孔教为国教的争论非常激烈，拥护者和反对者泾渭分明。拥护者的理由主要为：现今社会信仰混乱，社会上尚“革命”激进风气，尊卑之风散失，认为定孔教为国教可以保存国粹，改变社会的无序状况；与西方一样有宗教，一方面不至于被西方国家认为异端，另一方面可以达到强国的目的。反对者的主要理由是以袁世凯为中心的政治势力将孔教作为规复人心的工具，以汤化龙等为代表的旧官僚将孔教归为教育范畴，而章太炎等却将其归为礼教范畴，因此予以反对。他们认为孔教已不适用，不能起到维护人心的作用，有碍教育进行；孔教为政治运动，容易诱发帝制问题；引起民族矛盾以及宗教矛盾，妨碍思想自由；导致五族分裂，并与现行国体及宪法相抵触；违反传教条约，易招致外人的干涉。
在定孔教为国教争论中的黎元洪
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黄陂人，曾两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三任副总统，在民初政坛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与定孔教为国教也有着莫大的关系。
1913年8月，在孔教会代表递交定孔教为国教的请愿书后，时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兼鄂督的黎元洪即发表通电表示支持。他明确表示: “窃维大乱之起，倡自邪说，继以暴行欲觉世墉民，其功必在立教”，针对民国建立以来中国社会出现很多混乱的情形，呼吁“两院速定国教，模范人心，孔道一昌邪说斯息。”
黎元洪的通电立即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随后各省督军和行政官员函电飞驰，表达各自的诉求。如福建民政厅厅长刘次源随即发布请尊孔教为国教电，积极响应黎元洪的提议：“值此大命将倾之际，求一起死回生之术，非扶翼孔教培植人才绝无余，幸副总统所陈洞中膏肓，实深佩服。”
随后，湖北各地掀起了一股尊孔热。如湖北孔教支会以“湖北省议会长覃君孝方，硕学重望”，邀其成立了以“阐明圣经、维持学风，并奖进通经致用之材为要素”的讲经部。每星期日下午自1时至3时讲经。9月27日，黎元洪在武昌举行“孔子诞辰祭典，湖北省都督府，各道观察使，武昌各知事、中学以上各校长、教育总会长毕至孔庙行三跪九叩首礼”。这是民国废除跪拜之礼后，官方第一次用传统的礼节祭祀孔子。11月下旬，黎元洪在给沈惟礼发起的寰球尊孔总教会的回信中，重申昌明孔教的重要性，并为该会题“声教洋溢”匾额。
1913年11月9日，黎元洪在国会否认定孔教为国教后当即致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民政长，指出：“孔子教义为我国立国之命脉、人类群伦之原理，夫前此伍朝枢、谷玉秀诸员绝对消孔教为国教，表面观察或可强解今至孔子教义数字尚不许见之宪法条文。此等委员对于孔教别存意见，路人知之。夫国会所以代表一国之公心，起草员所以代表国会之公心，宪法草所以代表国家公心及国家政策使生永久之效力，乃于吾国数千年国魂、国学之大本，天经地义之大教，竟以小数人之私见毁灭无余。”他认为否定国教是因为少数议员之偏见，不能代表国之公心。不仅如此，黎元洪还指出“祀孔配天，实为国家万年根本之计划”，因此主张在宪法未正式规定之前，应通令京内外各学校一律崇祀孔子。
因为黎元洪在民国初年的中国政坛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所以在1913年12月7日，由北京基督教堂发起，各地教堂及各省组织之专会决定各“派代表一员，赴武昌谒见黎副总统，陈述定孔教为国教之危险”。12月14日，章于骏联合武昌基督教教徒举行集会，讨论“国教问题之基督教领袖大会宣言”，并商议抗议定孔教为国教的对策。在这次集会上，章于骏讲道：“袁大总统与黎副总统曾接陈君呈文，请定孔教为中国国教，即加赞许。今如耶佛回教出而反对，则对于此事自当下断，盖大总统与黎副总统乃民国之保障，民国乃五族人民联合而成，自宜尊重公意。”
为了防范外国的干涉，黎元洪的代表胡瑞霖进一步阐明孔教并非宗教的理由：其一，“宗教家大半皆持排斥异教主义以为扩充己教之地步”，“以无形之祸福，悬期于人”；其二，“宗教家必有一种虚无飘渺之谈以眩惑众人心目，使前有所冀，后有所畏，趋而入我彀中，如前因后果天堂地狱之类是也。”希望全国社会各界人士不要以宗教家“狭视孔子”。
但是当基督教徒丁义华与黎元洪论及孔教问题时，黎元洪又说：“宗教与礼教本系二事，决与信教自由无所妨碍。”黎元洪指出定孔教为国教决与信教自由无碍，坚决支持定孔教为国教。后随着袁世凯帝制运动的兴起，黎元洪坚决反对袁世凯复辟，此问题被暂时搁置。
自袁世凯帝制失败，黎元洪继任总统后，定孔教为国教的问题被再次提上议事日程。1916年康有为致电民国政府，指出：“夫今万国之人，莫不有教，惟生番野人无教。今中国不拜教主，岂非自认为无教之人乎？则甘忍与生番野人等乎？”他强烈要求政府“以孔子之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拜跪明令”。1916年10月4日，孔道会名誉会长张勋借着在徐州召开13省督军联合会议的机会请康有为拟定了“定孔教为国教”的电文，并以十三省督军、省长的名义致电黎元洪，请求国会定孔教为国教，并向国会施加压力，企图将定孔教为国教写进宪法。陈焕章在1916年12月9日上书黎元洪，提出举办祀天礼的请求，借伸张黎元洪继位的正统性，进而达到定孔教为国教的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黎元洪应王正廷、陆征祥的请求，允许全国各教堂代表商议宗教平等，以及定孔教为国教等问题。为慎重起见，他请“全国教会，不论新教旧教，均请推派代表三人，于12月10日以前到京云”。这次没有像第一次那样，与会者都明确支持定孔教为国教。1917年2月9日，曹锟、卢永祥、陈炳昆、刘承恩相继发表通电，纷纷表态支持定孔教为国教。奉天督军张作霖也于1917年2月11日发表通电，明确主张定孔教为国教。27日，更多的军阀相继发表通电，表示支持定孔教为国教。1917年6月8日以调节府院之争为借口，一向倡导尊孔、坚持立孔教为国教主张的张勋入京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发动复辟，宣布立孔教为国教，“以纲常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义廉耻收溃决之人心”。然而，定孔教为国教问题后又随着国会的解散以及对德参战等问题而被搁置一旁。
黎元洪支持定孔教为国教的原因
黎元洪在第一次定孔教为国教期间是以坚决支持为主张，但是由于地位的改变，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那么，黎元洪为什么曾支持定孔教为国教呢？
第一，辛亥革命又为排满革命，黎元洪曾设祭坛，祭祀轩辕黄帝，剪去发辫，也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汉人身份，而孔教历来被视为汉人的专属文化。其在电文中明确呼吁定孔教为国教，使孔道得以稳固保存发展，“绵延以光黄族而振民德”。为了凸显自己的汉人正统观，所以黎元洪对定孔教为国教给予大力支持。
第二，民国初年政体变更，有些人以革命、平等、自由为幌子做僭越法律之事。黎元洪在支持定孔教为国教的电文中就明确指出：“滋者国体维新民行仍旧，廉耻之防未立，信义之用未宣，人背常经，士越恒轨。心无定仰，则兢权壤利之弊滋。乡无善范，则犯上作乱之衅起。又其甚者，至欲废父子之伦，裂夫妇之制，群集苛言，禽兽不如。”他认为无礼义就无足于安社会。《申报》上刊登的一篇评论，就论及北京在1912年间出现的各种乱象：“自去年革命以来，金融恐慌，秩序混乱，各机关尤为残坏，贫民日渐增多，而失业之流氓、痞棍混入党会，巧借名目，更为搔扰。又近来国家又财政困难，对于地方自治经费，诸从搏节。际此严冬饥寒迫人，遂发生种种恶果”，“商界市面大形萧条，抢案城厢内外月必数起”，“窃贼尤夥”。北京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因此，黎元洪从维持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支持定孔教为国教。
第三，革命党人在湖北多次与黎元洪争夺最高领导权，而孔教宣扬的尊上忠君，有利于他的统治地位稳固。黎元洪本人是在下级军官的胁迫下被举为都督的，地位并不十分稳固。其他省份出现频繁更换都督的事况，让黎元洪等十分担心。袁世凯就曾说道：“值此波邪充塞，法守荡然，以不服从为平等，以无忌惮为自由，民德如斯，国何以立。”基于维护武昌最高领导权的考虑，黎元洪也大力支持定孔教为国教。
第四，第一次定孔教为国教争论之际，正是赣宁之役（二次革命）发生之时。黎元洪在当时选择支持袁世凯，不唯与袁世凯尊孔子有很大的关系，也是为了与革命党人仰仗的理念相对抗，进而支持定孔教为国教。
第五，有人认为黎元洪依赖饶汉祥，吴佩孚依赖张其皇，而“这些笔杆子大多是接受传统教育的学者，对于新思潮不是不关心就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戴季陶也曾言，“迷信的人不但对科学及新思潮采取敌对态度，同时也是儒家道统的强烈拥护者” 。
第六，黎元洪主张中西文化融会贯通，在瀛台宴客时曾说：“若请客专用西菜，大家多不喜欢吃，必须参以中国菜好。譬如制定宪法，亦不能专采西洋之形式，必参照中西之习惯。”而陈焕章等人刚好将儒家按照基督教的方式西化过，所以定孔教为国教也得到了黎元洪的大力支持。
最后，黎元洪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虽然后来接受外来文化，但是从其主张中西融合应用的想法来分析，不难发现其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还是很强的。由此观之，黎元洪支持定孔教为国教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余 论
定孔教为国教的争论虽然已经过去百年，却值得我们深刻地反思。
第一，从民国初年定孔教为国教的争论中不难发现外国人的参与，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在民初支持定孔教为国教的人群中，就可以看到外国传教士李佳白的身影。他不但极力推崇孔子文化，而且还邀请陈焕章等人在尚贤堂讲座。日本人贺长雄于也于1913年8月发表《宪法须规定明文以孔教为国家风教大本》，大力鼓吹定国教，态度十分明确。
第二，关于孔教的研究，大多数人忽略了当时北京国民政府的看法。毋庸讳言，辛亥革命既推翻了传统的政治体制，也带来了社会的混乱。改变了传统的伦理纲常，又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现代伦理纲常，导致社会上出现“敬杀人者为英雄”的怪现象。袁世凯就曾经批评时人对平等自由含义的误解，若从此观点出发，似乎有助于理解定孔教为国教者的文化焦虑、信仰焦虑。
第三，“自民国以来，党争之祸，外人之挑拨吾国党争以谋吞并之事。外人之挑拨吾国党争也，始则以民族主义为题，而无端起满汉纷争；满既倒矣，又立南北分立为题，而起二次革命，复利用昔日满汉之说而佐之以宗社党之名目；及袁世凯大权独揽，又阴自操纵帝制派及非帝制派之发起，而起中国之内争；袁既死矣，又造为北洋派、南方派、官僚派、民党派、半官僚派、阴谋派、帝制余孽总总名目，以离间中国，着急人心，分裂中国人之力，使自相猜忌牵制，争夺残杀，而后彼乃收渔人之利，一举而亡我。”陈焕章的这段论述，认为内争之源为外人之亡我之心。但是若进一步思考，则不难发现，定孔教为国教之举，也给予外国人以机会。由此观之，民国初年社会上的许多政见之别，意识形态之分都有野心家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寻找的借口的因素。易白沙与陈独秀讨论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尊孔不过是野心家利用孔学的缺点，以孔子为傀儡，而实大悖于孔子之精神。”
由于自身地位的转变，黎元洪对于定孔教为国教的态度也有所变化。在黎元洪为湖北一省都督时，可以从自己的实际需要出发去支持定孔教为国教，而在他继任大总统后，因为要调和各种政治、文化势力的矛盾和冲突，所以在张勋等人通电要求支持定孔教为国教时，黎元洪的做法是邀请各方派代表开国会共同讨论，并没有明确表态坚决支持。这是一个政治人物在民国初年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下所作出的抉择。
閱讀更多 文史精華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