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球大战”计划是1983年美国拟建立的“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之战略防御计划”的简称。由于该计划的名称酷似科幻电影和小说，因此引起过世人极大的好奇与关注。其实，早在1964年我国“两弹”研制即将成功时，毛泽东就根据其“有矛就有盾”理论，从我国战略防御的实际需要出发，提出了要发展我国的反弹道导弹武器。不久，该研制工作便正式启动，并定名为“640工程”，被认为是中国版的“星球大战”计划。
一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全球逐渐被“核讹诈”的乌云所笼罩。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核国家—美国和苏联，率领着“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政治集团，相互挥舞着核大棒，怒目圆睁，冷战对抗……
面对美苏核讹诈，毛泽东高瞻远瞩，纵览全局，从那时起就决意要打破美苏的“核垄断”，研制出中国自己的核武器。
1957年10月，毛泽东应邀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其间，在观看苏联研制原子弹、氢弹等尖端武器的纪录片时，毛泽东对坐在身旁的彭德怀说：“我看，矛和盾总是同时产生的，有矛就会有盾。”彭德怀心领神会，说：“是的，一种新武器的出现，总会有对付它的新的办法。”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开始从哲学的高度，审视和思考打造中国人自己的“制敌之矛”与“御敌之盾”了。
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聂荣臻关于我国十年科学技术规划的汇报时，首次明确提出了关于研制反导弹武器的想法。这时，中央决策的“两弹”研制业已进行中。他对聂荣臻说：“我们的原子弹、导弹无论如何也不会比别人搞得多，我们又是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除了搞点进攻性武器外，还是要搞防御性武器。”
10天后的12月26日，聂荣臻便召集钱学森、王诤、张劲夫、王秉璋、安东等人开会，开始研究反导问题。
聂荣臻说：“毛主席指示我们搞防御弹道导弹，现在就要着手探索和研究。这项工作，目前不是立即摆开很大的摊子，但要先成立一个小组，并考虑采取什么探索研究方向及如何培养研究力量。现在也谈不上搞什么型号。”他建议，“这个小组由钱学森挂帅，小组成员请钱学森提出，包括从事用莱塞(即激光)方法反导弹的探索研究人员在内。”
1964年1月2日，中国的原子弹即将爆炸成功之前，毛泽东再次督促聂荣臻，说：“还是要从防御上发展，要研究反导弹武器。在数量上（指“两弹”）我们搞不过他，这个问题（指反导武器）要抓紧研究一下。”并说，“要组织一批人，让他们吃饭不干别的，专搞这个事。”还说，“搞不成不要紧，搞成了用不上也不要紧。秦始皇的万里长城，也没有什么用处嘛。”
1月7日，毛泽东在看了罗瑞卿送来的《新闻天地》上刊载的《“反飞弹”时代到来》一文后，作出批示：“是否送聂荣臻同志一阅。”
根据毛泽东的一再督促和指示，聂荣臻随后又找来钱学森，就有关反导问题进行咨询与研究。1月24日，聂荣臻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说：“防弹道导弹是个高度复杂的技术，当前美苏等国也把这个问题作为打破核僵局的关键。我已建议成立一个组，由钱学森负责，探讨发展反导弹的任务、技术途径、核技术培训等问题。”
在此前不久，毛泽东还约见了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问他：“敌人如果用导弹打我们，怎么办？”并要张劲夫“约有关科学家谈谈对付的办法”。显示出毛泽东搞中国反导系统的迫切心情。
为了直接听取专家意见，获取第一手资料，毛泽东决定邀请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钱学森等，就反导问题进行一次面谈，以获得更加专业的依据。2月6日，毛泽东让工作人员打电话召集钱学森、竺可桢和李四光三位科学家到中南海菊香书屋谈话。见面后，毛泽东先与竺可桢、李四光两位科学家闲聊，接着又向钱学森了解我国正在研制的“两弹”进展情况。随后，他话锋一转，说：“总是要搞防御。搞山洞，钻进地下去也是一种防御。”钱学森回答：“我们现在正遵照主席的指示，先组织一个小型的科技人员小组，准备研究防弹道式导弹的方法、技术途径。”
毛泽东听后，再次重申：“有矛就必会有盾。要搞少数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
那天一起受到毛泽东接见的竺可桢，在当时的日记中对此作了简明记述，他写道：“问钱学森反导弹有否着手，目前毫无基础，毛主席以为应着手探研。”但是，钱学森在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后，因忙于“东风二号”导弹的研制工作，一直未向任何人提及此事。直到2月29日聂荣臻办公室来电话问：“听说毛主席和你谈了导弹和反导的事，具体内容是什么呀？”钱学森这才将谈话内容整理出来，并呈送给了聂荣臻。
由于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和谈话，大都是1964年初集中提出来的，所以被称为“640指示”。而随后开始的我国反导系统研究，也被称为“640工程”，并成为我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项重大的科技攻关任务。
二
为贯彻落实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1964年3月23日，国防科委召开了“弹道式导弹防御科学讨论会”。会议由国防部五院副院长钱学森主持，参加会议的还有四机部部长王诤，以及十院、科学院、炮兵等单位共30多名专家和领导干部。
会议作出决定，在国防部五院二分院成立“防御规划第一小组”。该小组由8人组成，其主要任务是：负责制订反弹道导弹和红旗3号防空导弹的总体规划，在年内拟订出技术途径和战术技术指标，并决定，由二分院副院长蔡金涛具体负责指导这项工作。
这次会议，还初步确定了反导的三种技术途径，并做了相应分工：第一种途径是“以导弹反导弹”，由国防部五院负责；第二种途径是“以超级大炮反导弹”，由炮兵科学研究院负责；第三种途径是“以激光反导弹”，由科学院上海光电所负责。
会议结束后，国防科委向毛泽东及有关部委呈报了《关于防御敌人导弹的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毛泽东阅后非常高兴。
很快，根据钱学森的要求，宋健等开始组织人力对国外相关的情报资料展开搜集和分析工作。5月，宋健向钱学森提出报告，建议应首先从低空拦截反导弹系统的研制入手，研制主要性能指标为识别高度80公里、拦截高度15公里、导弹飞行时间约20秒、导弹平均速度1500米/秒的“低空反导导弹”。钱学森阅后表示同意。这样，就基本形成了我国“反击一号”的指标设想。随后，二院便着手开始进行有关的技术设计工作。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取得成功，一举打破了美苏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
1966年10月，我国“核弹”与“导弹”结合的发射试验成功，证明我国已经拥有了“制敌之矛”。因此，“御敌之盾”的研制工作也大大加快了步伐。
其实，早在1965年1月4日，以国防部五院为基础，成立了第七机械工业部。五院所属的二分院，改称七机部第二研究院，专门从事地空拦截导弹的研究。两个月后，七机部又在二院二部“反导规划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711所。6月30日，在711所的基础上又成立了“反导弹武器系统总体研究所”，即七机部二院26所。由钱学森提议，宋健担任所长，承担我国反导弹的技术统筹及反导弹武器系统的研制任务。
这年的5月10日，中央专门委员会（原“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负责领导尖端武器研制）还发出了《关于防御敌导弹的研究工作问题的通知》，要求四机部、五机部、六机部、七机部、中国科学院、军委炮兵、国防科委二十基地等部门，必须把防御敌导弹的研究纳入本单位的年度和长远规划。7月8日，国防科委向毛泽东和中央专委呈交了《关于反导弹防御体系的研制规划报告》。8月27日，中央专委批准了该报告。从此，“640工程”作为一项国家重点科研攻关项目，正式纳入到国家科技发展的规划中。
1966年2月23日，经过一年的研究探索，国防科委召开了“640工程”工作汇报会。会上，对我国的反导研发方向进一步细化，并明确了五个工程项目的分别代号：反弹道导弹系统称为“640-1工程”；超级大炮系统称为“640-2工程”；激光炮系统称为“640-3工程”；预警雷达系统称为“640-4工程”；弹头再入物理现象的研究称为“640-5工程”。
3月，国防科委将上述反导工程系统的代号，以文字形式正式定名为“640工程”，并上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审批。22日，国防科委发出《关于反导弹工程体系的代号的通知》，正式公布了“640工程”五大系统的分别代号。
同年6月，国防科委二十基地还在库尔勒组建了第四试验部，开始进行我国的反导弹靶场建设。此时，“文化大革命”业已席卷全国，“640工程”无疑也受到了波及。但由于这是“毛主席亲自倡议、督促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便没有人敢去横加干涉和阻挠了。
1967年10月，国防科委召集参与“640工程”的各有关单位在北京开会。决定重新调整“640工程”项目的具体部署，不仅进一步明确了五大子系统的代号、各研究单位的分工、系统的研制规划等，而且决定进一步加快反导弹靶场的建设与反导弹核弹头的研制。同时明确提出，争取在今后五六年内研制成功我国的第一个反导弹武器系统。
1969年中苏爆发“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公然叫嚣将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使中苏关系进入到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受此影响，毛泽东一方面号召全国军民“深挖洞，广积粮”，加快进行“三线建设”；另一方面要求进一步加快我国“反导系统”的研究步伐。这年8月14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七机部二院被改组为“反导、反卫星总体研究院”，开始实施名副其实的中国版“星球大战”计划。
三
反导、反卫星总体研究院成立后，开始集中一切力量，重点进行“反击”系列反导拦截导弹及“先锋”系列的反导大炮的研制工作。
当时，“反击”系列的拦截导弹分为三种，并相应地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武器试验器，即“反击一号”；第二阶段为低拦武器，即“反击二号”，用于拦截中程地地导弹；第三阶段为高拦武器，即“反击三号”，用于拦截洲际导弹。
其中，“反击一号”采用的是两级液体火箭发动机，为半自动雷达制导模式，目的是在中低层空间，依靠破片式的战斗部，摧毁来袭导弹。“反击二号”则是在“反击一号”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些结构性优化。
“反击一号”武器试验器，本来是最早提出的研发项目。在宋健等提出建议之后，1968年1月10日国防科委就批复同意了“反击一号”模型弹研制及飞行实验，1969年还进行了“反击二号”的低空方案拦击试验。因文革的干扰，“反击一号”研制计划曾一度搁浅。直到1970年8月，“反击一号”第一发模型弹才在二十基地开始进行飞行试验，并达到了预定目标。1972年4月，“反击一号”01批两发独立回路遥测弹完成总装并出厂交付。后来，尽管曾出现过试验失败等情况，但经反复试验，最终取得了满意效果。
“反击二号”本来比“反击一号”起步要晚，于1970年才开始进行方案的论证和研制工作，但其进度却是后来居上。从1971年10月至1972年4月，“反击二号”先后共进行了6次小比例模型弹弹射试验，5次获得圆满成功。但是，由于其作战范围与“反击一号”重叠，因此1973年停止研制。
“反击三号”是1971年6月国防科委和空军联合召开会议后开始研发的。它是在几百公里的高度上，在外层空间拦截敌方来袭弹头的反导武器系统，由导弹、715精密制导雷达、7010预警（目标）雷达、指挥所和地面设备组成。所用导弹为三级固体导弹，最大直径1.4米，可从地下井进行发射。后来，由于工程任务的调整，1977年“反击三号”也停止了研制。而其中已研制成功的S-7大型车载计算机等，后来作为东风五号和其他型号的配套设备一直在使用。
尽管“反击二号”“反击三号”因种种原因先后停止了研发，但“反击一号”却在1979年8月至9月间，在昆明基地成功地进行了两发模型遥测弹的飞行试验。实验中，无战斗部的弹体在有效杀伤半径内，成功地与目标相遇。
与此同时，我国“先锋”系列反导大炮的研制也取得一定进展。这项研究，是由二院下属的第210所负责组织研发的。
1965年，二院研究人员就曾在85毫米口径滑膛炮上进行过试验。经改装以后，重达4公斤的弹丸其初速达到1200米/秒，比改装前提高了50%。但是，这个速度如果用于反导，则仍嫌不够。
因此，1966年至1968年，他们又在140毫米口径的滑膛炮上，先后进行了11次共48发的试验，发射重达18公斤的弹头，初速达到1600米/秒，射高达到74公里，射程达130公里，1000米立靶射击精度0.0168%，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但是，弹丸的威力过小，射程上也达不到反导的要求。
之后，科研人员进行了320毫米次口径火箭加力弹、固体冲压加力弹的研究试验，威力仍然不够，不足以摧毁高速飞行的弹道导弹。于是，又决定设计420毫米的“超级大炮”。
经过努力，“先锋号”超级大炮终于设计完成。该炮炮长达26米，炮重155吨，弹重160千克，初速900米/秒，可发射火箭助推弹头。这些参数，丝毫不亚于当时世界上一些著名的超级大炮。
随后，科研人员对这种“先锋号”超级大炮，进行了一系列的试射。这一次，虽然在射程上达到了要求，但在射击精度上却仍不理想。
就在科研人员加紧研发的同时，国际形势却发生着悄然的变化。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整个世界的主流也逐渐向着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1972年，美苏两家也签署了《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规定“双方保证不研制、试验或部署以海洋、空中、空间为基地的以及陆基机动反弹道导弹系统”，并于1972年10月3日正式生效。
国际形势的明显变化，再加上该项目的技术要求、研究经费以及现实需要等种种因素，“640工程”中的许多项目纷纷暂停。1980年3月1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下令，取消了整个“640工程”的研发。
1982年国家航天部召开会议，正式作出了“640工程”下马的决定。这样，除保留下了激光破坏原理和核电磁脉冲技术两项课题外，其余有关“640工程”的研究全部停止进行。
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老科学家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必须要注意跟踪世界先进水平，注重发展我国高技术的建议。之后，“863计划”中的反导项目研究重新得以启动，并对后来我国航空航天技术和反导、反卫星武器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四
尽管“640工程”没有实现最初目标，但在工程研制中取得的一些重要的科技成果，至今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比如，“640工程”中激光武器的研制，在聂荣臻的具体组织、支持下，1964年，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简称光机所）宣告成立。他们以高功率固体激光器为主攻目标，启动钕玻璃激光系统研制。70年代中期，在激光远距离打靶、激光反响尾蛇导弹的研究上，取得重要成果，曾获国防科委重大科研成果奖。
“640工程”中早期战略预警雷达系统的发展比较顺利。该雷达系统的核心是由“南京第14电子研究所”负责研制的“7010相控阵预警雷达”和“110单脉冲超远程精密跟踪雷达”。前者于1970年5月批准研制，1972年开始小面阵天线设备的安装架设和联调，1975年10月正式开机观察外空目标，1976年进行全面阵天线安装调试并投入运转。该雷达面宽40米，高20米，探测距离3000公里，可连续跟踪10批以上的目标。1977年以后，曾多次完成我国导弹、卫星的观测任务。
“110单脉冲超远程精密跟踪雷达”探测距离达2000公里以上。1977年，我国第一部110超远程跟踪雷达装备部队，后来该雷达在我国发射洲际火箭、卫星等工程中多次执行跟踪测量外空目标的任务。它的研制成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超远程大型跟踪雷达的国家，极大地缩短了我国在雷达技术方面与国际最先进水平的差距。
1981年7月18日，7010雷达站对次日苏联向太平洋发射的运载火箭进行跟踪。连续开机11天，于19日和28日两次观测到火箭，并及时预报出了发射点和落点的经纬度、预警时间和射程。事后美国公布的信息证明，7010雷达的观测数据完全准确。
1983年1月5日，苏联塔斯社公布：苏联发射的宇宙-1402号核动力侦察卫星（1982年8月30日发射）在轨道上失踪，不久就将坠毁。消息传出，举世震惊。因为这颗卫星在5个月的运行中受到原子反应堆产生的中子的强烈轰击，已具有了放射性，并且极可能带有剩余核燃料。于是，世界各国纷纷呼吁有跟踪拦截能力的国家，及时预报该卫星的落期和落点，以便应付不测。1月12日，7010雷达站接到上级指示，要求观测和跟踪这颗“灾星”。经过连续10天的开机观察，终于跟踪上了目标，并通过解算，得出了坠落时间和地点，判明不会落入中国境内，从而为高层的战略决策提供了有力的信息支持，并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640反导工程”的实施在相当程度上带动了我国基础工业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研究人员在高新科研领域取得不少关键性的突破，为我国人造卫星、载人航天、深空探测测控网的建设，以及航天服务事业的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今，中国已建成了由陆地、海洋、太空一体化的导弹航天测控网，还在海外建立了观测站，这也是反导建设方面的一大成就。
我国在2010年1月11日成功进行第一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2013年1月27日和2014年7月23日，又进行了两次陆基反导技术试验。这三次反导技术试验的圆满成功，意味着中国已经完全掌握了反弹道导弹技术。国外有评论称：中国陆基反导试验的成功，其战略意义绝不亚于当年的“两弹一星”。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屋建瓴，未雨绸缪，从我国战略防御角度出发，提出“有矛必有盾”思想，很早就为国家和民族谋划打造“制敌之矛”与“御敌之盾”，为我国今天的富强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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