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4月，年已65歲的習仲勳，在恢復組織生活後即被中央派往廣東省主持工作，一直工作至1980年11月調回北京，主持中央書記處的工作。
習仲勳在廣東主政僅兩年零八個月，但貢獻卓著，影響深遠。廣東改革開放先行先試、成果豐碩，而他建言中央並主持創建的深圳、珠海、汕頭三個經濟特區，則是最重要的碩果。
提出建立深圳、珠海 “貿易合作區”
習仲勳剛到廣東時，滿目文革瘡痍。離他的住處不遠有個賣魚賣肉的小檔口，要想買到魚就要起早排隊，憑票購買。有些老人甚至凌晨三四點就去排隊，習仲勳有時也在早上五點多鐘去排隊。他在省委會議上說：“廣東四季常春，是魚米之鄉，買來的剝皮魚過去都是當肥料撒在地裡的，現在卻是香餑餑。”“一定要解放思想，搞社會主義不是貧窮，要儘快提高生活水平。”
早在2000多年前海上絲綢之路時，廣東就與海外頻繁交往，有著獨特的人文地緣優勢。然而，得天獨厚的廣東，在文革以來經濟增長速度竟連續14年低於全國平均水平。特別是廣東緊鄰港澳，粵港百姓貧富差別懸殊，偷渡逃港謀生成了困擾廣東近30年的頑症。緊鄰香港的寶安縣（深圳市前身）是“重災區”，外逃人數佔全省外逃人數60%以上，偷渡搞得人心渙散，帶來極大負面影響。
習仲勳主政廣東，首先關注的就是偷渡逃港問題。他多次深入基層調查研究，足跡遍及南粵大地。第一次調研他就徑直去了寶安縣。在與香港僅有一街之隔的沙頭角“中英街”，我方蕭條冷落，聊無生機；香港那邊卻車水馬龍，繁榮蓬勃。在臨時收容站裡，習仲勳詢問青年人為什麼要偷渡，回答是：“我們窮，分配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習仲勳又與20多位寶安基層幹部座談解決逃港問題，基層幹部直言“左”的思想束縛，使寶安縣與香港新界農民生活差距日益擴大。座談中，習仲勳毫不忌諱地說：“香港人80%以上是廣東人，為什麼在香港能把經濟搞好在國內卻不行？這是政策問題，怪我們沒有制定好的政策。要最終解決偷渡外逃問題，根本要靠加快改革開放步伐。”
習仲勳與鄧小平所思完全一致。鄧小平在廣州視察工作時，就偷渡問題曾當即指出：“這是我們政策有問題，不是部隊所能管得了的。”他強調要發展經濟，“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怎麼解決？習仲勳在蛇口看了一個漁業生產大隊，有5 對船，最大的150噸，共有200多個勞動力出海，生產搞得不錯，漁民收入也較高，他很高興。接著，習仲勳考察了寶安縣兩家“三來一補”企業，即來料加工、來件裝配、來樣製作和補償貿易。在聽取寶安縣領導關於吸收外資搞加工業、小額貿易的工作彙報後，他鼓勵說：“說辦就辦，不要等。只要能把生產搞上去，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就幹，不要去管它什麼主義，有好的我們就要學。”
習仲勳深感調整經濟政策和改革經濟體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一針見血地指出，“許多本來是正確的東西，卻不讓搞、不敢搞，比如過境耕作問題，讓香港企業家進設備採砂石出口、收入兩家分成問題，吸收外資搞加工業問題，恢復邊境小額貿易問題”。他看到了市場經濟的活力和寶安縣的出路：“搞外貿基地建設，主要看香港市場需要什麼，什麼價高、賺錢多，你們就生產什麼。只要能把生產搞上去，農民能增加收入，國家法律沒有規定不能搞。”
之後，習仲勳又先後到梅縣、汕頭、惠陽地區的21個縣調研。在南海縣，他了解到一季度來料加工企業就收到加工費77萬美元，等於出口1萬頭豬，還簽訂了72個金額達6000多萬港元的引進外資合同，非常高興，鼓勵大力引進外資。
回到廣州，習仲勳立即指示落實過境耕作和開展小額貿易等問題，並派工作組到寶安、珠海兩地調研，幫助開展外貿基地建設。很快，邊境農副產品、小商品和海淡水產品可以進行小額貿易出口了，所得外匯40%留給社隊，用於進口生產資料和生活必需品。
習仲勳深有感觸地說：“廣東這麼好的條件，再搞不上去，作為一個黨員幹部心不安啊。”
1978年四五月間，中共中央、國務院選派了三個代表團，分別到西歐、日本和港澳等地考察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先進做法與管理經驗。港澳考察組來到廣州後，習仲勳主持召開省委常委會議專門聽取彙報。他的思路與考察組的思考不謀而合。習仲勳謀劃，在毗鄰港澳的寶安、珠海等地建立“試驗區”，並將寶安、珠海兩縣改為省轄市，面向港澳“以經營出口副食品為主”，同時開闢遊覽區，辦好商業、服務業。
想到就做，一貫雷厲風行的習仲勳迅速主持省委常委會議，研究關於開展對外加工裝配業務和寶安、珠海兩縣的建設問題。會上，他分析了廣東所處地位重要性和有利條件，希望中央能改變經濟管理體制，給廣東更大的支持和處理問題的權責。比如，允許廣東吸收港澳華僑的資金，從香港引進一批先進設備和技術、購進電力，在靠近香港處搞拆船業取得鋼材。在當時來看，習仲勳這些要求和構想可以說是對以往體制的極大突破。
會後，習仲勳又向國務院上報了《關於寶安、珠海兩縣外貿基地和市政建設規劃設想的報告》。報告提出，要在三五年內把寶安、珠海兩縣建設成為具有相當水平的工農業結合的出口商品基地、吸引港澳遊客的遊覽區、新型的邊防城市，並要求將兩縣建成相當於地級的中等城市，配備強有力的領導班子，由省、地雙重領導。
會議期間，習仲勳和廣東省委還同意了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在寶安縣蛇口投資建立加工工業區的提議，以充分利用國內較廉價的土地、勞動力和外部資金、先進技術、原材料，促進我國交通航運現代化和寶安縣城市建設以及廣東省的建設。
很快，國務院正式批覆同意大力支持興辦蛇口工業區，並同意將寶安、珠海兩縣改設為深圳市和珠海市。1979年1月23日，深圳市、珠海市正式成立。
緊接著，習仲勳在主持省委常委會議時建議，參考國際經驗在深圳、珠海、汕頭礐石、達蠔設立對外加工貿易區。當時，廣東省委對在深圳、珠海、汕頭所辦出口工業區的名稱一時定不下來，叫“出口加工區”，會與臺灣的名稱一樣；叫“自由貿易區”，又怕被認為是搞資本主義；叫“貿易出口區”，那又不像。因此暫定名為“貿易合作區”。
習仲勳認為，試辦“貿易合作區”富有創意，於是決定將這一大膽設想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向中央領導彙報。這一決策，成為我國改革開放創辦經濟特區戰略的先聲。
建言中央給予廣東特殊經濟政策
1978年11至12月間，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召開，鄧小平在會上宣佈了“一個大政策”：“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好起來……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
鄧小平的“大政策”激勵了廣東省委，習仲勳在參加會議時，著力介紹了廣東省的改革開放措施，希望中央給廣東放權，讓廣東抓緊有利的國際形勢，在四化建設中先走一步，為國家多作貢獻。
他分析了廣東省發展的有利條件，建議中央：鑑於廣東與港澳來往密切，希望能允許廣東在香港設立一個辦事處，加強調查研究，與港澳廠商建立直接的聯繫；凡是來料加工、補償貿易等方面的經濟業務，授權廣東決斷處理，以便減少不必要的層次和手續。
他提出，與外商合作發展海水養殖業和海洋捕魚業。要實現漁業現代化，就需要更多的投資、設備，目前國家投資有限，比較現實的辦法是開展補償貿易。日本、法國、香港的一些廠商，主動提出用補償貿易辦法，由他們提供資金、技術、設備，合作開發南海漁業資源。這是加快漁業現代化的重大措施，希望中央支持辦好這件事。
他提出，引外資實現農業機械化。希望中央允許廣東省吸收港澳、華僑資金，從香港引進一批先進設備和技術，購進電力，進口部分飼料；在靠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業，解決農機具製造所需的鋼材，建立強有力的支農工業。
他提出，要給地方經濟決策權。“要果斷而又迅速地作出相適應的改變，在中央的統一計劃下，充分發揮各級、各部門、各企業的積極性。要普遍推行合同制度，嚴格按經濟規律的要求辦事。”
他還提出，行政體制也要改革。中國這麼大的國家，各省有各省的特點，有些事應該根據各省的特點來搞。
習仲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發言，引起了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他所談的意見，也成為中央工作會議熱議的話題。這些意見對於廣東爭取在改革開放中先行一步具有重要作用，對於黨、國家和各省、市、自治區領導層解放思想、確立改革開放理念，同樣具有促進作用。
緊接著在12月18日至22日，習仲勳列席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會後，習仲勳、楊尚昆、郭榮昌、王全國和吳南生等省委常委帶領8個工作組，共300多人，到各地區和縣、市開展調查研究。經過將近一個月的調研，習仲勳和省委班子形成了比較一致的意見，就是一定要充分根據廣東省的特點發揮優勢，同時希望中央下放權力讓廣東省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
習仲勳認為廣東創辦“貿易合作區”的設想實事求是，決定在1979年春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向中央領導作彙報。
成功創建深圳、珠海和汕頭“經濟特區”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一年一度的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主要討論調整國民經濟等問題，並對國民經濟提出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
習仲勳是中南組的召集人。華國鋒、李先念和胡耀邦參加了中南組的討論。4月17日，習仲勳作了系統發言。彙報中，他直截了當地對中央計劃工作提出了批評，認為我國經濟管理體制權力過於集中，集權和分權關係沒有處理好，並提出給廣東放權的要求。
這時，華國鋒插話問：“仲勳同志，你們要些什麼權？”
習仲勳說：“廣東希望中央給個新的體制和政策。廣東作為一個省，5000萬人口，等於人家一個或幾個國。但現在省的地方機動權力太小，國家和中央部門統得過死，不利於國民經濟的發展。我們要求在全國的集中統一領導下，放手一點，搞活一點。這樣做，對地方有利，對國家也有利。”
習仲勳要的是中央多給廣東審批權特別是審批外匯的權利。當時省沒有外匯進口物資權，地方急需進口的物資，往往從填卡到進口，少則半年，多則一年至兩年，一些小的項目都要經國家有關部委審批，報批手續繁瑣，效率低下。各地反映說：“外面熱，下面急，上面卡，中間團團轉。”只要放活一點兒，廣東就可以給國家貢獻更多外匯。廣東1978年收入外匯20億美元以上，留給地方使用的只有4%。為此，習仲勳要求中央下放權力，實行外匯收入和財政定額包乾；省對地、市也實行包乾。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習仲勳多次主持廣東省委、省政府領導班子會議，討論並提出請中央給廣東省下放權力。如在外匯收入方面，以往長期集中歸於中央，廣東省則提出，希望從1980年起外匯收入以1978年為基數，外貿出口增長部分的外匯，上繳中央三成，七成留給廣東省，由省內綜合平衡，包乾安排。從1985年開始增加上繳，為國家多作貢獻。
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習仲勳還提出：希望中央給點兒權，讓廣東能夠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條件先走一步，允許在毗鄰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屬於重要僑鄉的汕頭，各劃出一塊地方，單獨進行管理，作為華僑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資場所，按照國際市場的需要組織生產，初步定名為“貿易合作區”。
這時，當場有人潑冷水說，廣東如果這樣搞，那得在邊界上拉起1000公里的鐵絲網，把廣東與毗鄰的湖南、廣西、江西、福建四省隔離開來。
習仲勳不為所撓，再次堅定地講道，如果中央能夠讓廣東充分利用有利條件先走一步，“廣東會超過香港”。
鄧小平頻頻點頭，非常贊同習仲勳代表廣東省委關於請求下放若干權力和搞“貿易合作區”等富有新意的設想。對“貿易合作區”的名稱，鄧小平還說：“還是叫特區好，將來臺灣回來，香港回來，也是特區，過去陝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是我們中國的地方就是了，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習仲勳辦事執著，為把給廣東“放權”和創辦特區的事做得更牢靠，會議期間還專門去鄧小平家拜訪，彙報具體設想。那一天，習仲勳從鄧小平家出來神情喜悅，顯然他為能得到小平同志的贊同、支持而備受鼓舞。
習仲勳代表廣東省委鄭重提出向中央“要權”，還得到了華國鋒、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和谷牧等中央領導人的高度重視與大力支持， 同時也引起與會同志的共鳴。會議期間外出活動，時任安徽省委書記的萬里一看到習仲勳就說：“仲勳同志，你講得好啊，你們廣東先走一步，我們跟著來！”
中央工作會議結束後，習仲勳立即趕回廣東，他的心情“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廣東可以先走一步，為全國探索一點兒經驗，這個任務很光榮；懼的是，任務艱鉅，缺乏經驗，能否搞好，有些擔心。但他堅定地說，搞現代化“不能離開中國實情，只能搞中國式的現代化。要走出一條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小平說要殺出一條血路來”。
1979年6月6日，廣東省委向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上報《關於發揮廣東優勢條件，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報告》，專門列出“試辦出口特區”一節，提出了特區的管理原則等意見。中央十分重視這個意見。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了《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於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兩個報告》。這一文件為廣東、福建兩省在改革開放中先行一步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礎，對我國實行多年的計劃經濟體制產生了巨大的衝擊作用，成為我國改革開放進程中十分重要的關鍵性文件。
懂華商、懂市場價值規律、
懂幹部的領導人
廣東省能夠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先行一步，與習仲勳反覆倡導解放思想，深入基層調查研究，並多次向中央提出建議和積極爭取是分不開的。可以說，習仲勳是改革開放初期懂經濟建設規律的領導人。
習仲勳還善於傾聽百姓心聲，懂民生，更懂得參與經濟建設的港澳、海外華商的心思和政商關係實質。因此，他看問題看本質，抓要害，決策務實。
改革開放初期，港澳華僑以及臺商到廣東考察，在一次對外經貿會議上，習仲勳直率地說：“現在，人們都說你們來祖國大陸投資，第一是愛國，第二才是賺錢。此話不對，你們實際上第一是賺錢，第二才是愛國，不賺錢你們愛什麼國。”那些華僑笑了：“習書記講得對，我們來投資，當然有愛國心，但是不賺錢，誰來呀？”
在習仲勳的堅定領導下，廣東省很快在搞活對外經濟活動和辦好特區等方面闖出一條路子。
廣東引資興業走在了全國前面。習仲勳提出，調動華僑建設僑鄉的積極性是很重要的工作。1978年以來，除華僑商人要求搞加工裝配業以外，有些人還提出在廣州市等地建高級賓館，協助開展旅遊和華僑回國觀光業務；有些人則提出要捐款建學校、辦福利事業等。為適應華僑建設祖國的需要，廣東省研究並採取措施：一是恢復華僑投資公司；二是請國家優先安排，幫助廣州市的建築行業儘快實現現代化；三是對一些重點僑鄉，幫助他們分別作出建設規劃，以便利用華僑資金，有計劃、有領導地開展工作。在習仲勳的主持下，廣東從1978年夏天開始就引進外資發展旅遊事業，建成了內地第一家涉外旅遊中山溫泉賓館；1979年又建成了當時中國第一家五星級酒店和最高建築白天鵝賓館。
廣東的價格改革走在了全國前面。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內產品的價格體制和價格結構基本脫離市場，造成市場供應十分緊張。習仲勳通過市場調查，意識到必須改革價格管理體制。從1978年秋開始，在習仲勳主持下，廣東省依據先農副產品、後工業產品，先消費品、後生產資料的順序，通過放寬計劃外產品的價格管理，逐步縮小統派統購範圍，擴大實行浮動價的範圍和幅度，實行計劃價、浮動價、自由價、質量差價、地方差價、季節差價相結合的價格政策，逐步把價格放開。同時擴大商品流通渠道。廣東在全國率先放開政策，縮小統購統銷的商品範圍，從100多種減少到20多種，最後減少到8種，這樣一來，物資豐富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
廣東干部“走出去”走在了全國前面。習仲勳除了親自率領代表團出訪考察外，還派出領導幹部到香港和一些發達國家考察，並親自打電話聯繫。他在接見赴港人員時曾風趣地說：“咱們廣東是孫中山先生誕生的地方，又是著名的僑鄉，世界各國都有咱們廣東人在做生意，他們很想了解中國，瞭解廣東，咱們也很想了解世界、關心華僑，所以這次請你們各路諸侯出去跑一跑，看一看，加強了解，增進友誼，促進合作，我看是有好處的。香港是資本主義的縮影，但資本主義有益的東西我們還要大膽吸收。”
1980年9月28日，中央印發《中央書記處會議紀要》，進一步肯定了廣東省先行一步的改革成就，並給予廣東省更大的獨立自主權，要求廣東省“為全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體制改革探索道路，積累經驗，培養幹部”。
1984年1月，鄧小平第一次視察深圳、珠海兩個特區，這裡“一片興旺發達”的景象給他留下深刻印象。2月24日，他回到北京後說：“深圳治安比過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開始回來，原因之一是就業多、收入增加了，物質條件也好多了，可見精神文明說到底是從物質文明來的嘛！”
全國首創的4個經濟特區，廣東佔了3個，從倡建特區到選點和規劃、再到特區領導班子的配備和加強，以及《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的誕生，習仲勳可以說傾注了極大心血和智慧。
特別是在決策和創辦特區的初期，習仲勳也曾受到極“左”思想明裡暗裡的抵制和反對。有人竟說，他們不懂，陝甘寧是政治特區，不是經濟特區。此話傳到廣東，習仲勳說，對了，就叫“經濟特區”！後經鄧小平拍板，同意叫“經濟特區”，並強調是經濟特區，不是政治特區—這就是“經濟特區”的由來。在鄧小平眼裡，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辦經濟特區就是要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殺出一條血路來”。實踐證明，這不僅在社會主義發展史上是一大創舉，而且在世界經濟性特區發展史上也是一個新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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