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4月，年已65岁的习仲勋，在恢复组织生活后即被中央派往广东省主持工作，一直工作至1980年11月调回北京，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
习仲勋在广东主政仅两年零八个月，但贡献卓著，影响深远。广东改革开放先行先试、成果丰硕，而他建言中央并主持创建的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则是最重要的硕果。
提出建立深圳、珠海 “贸易合作区”
习仲勋刚到广东时，满目文革疮痍。离他的住处不远有个卖鱼卖肉的小档口，要想买到鱼就要起早排队，凭票购买。有些老人甚至凌晨三四点就去排队，习仲勋有时也在早上五点多钟去排队。他在省委会议上说：“广东四季常春，是鱼米之乡，买来的剥皮鱼过去都是当肥料撒在地里的，现在却是香饽饽。”“一定要解放思想，搞社会主义不是贫穷，要尽快提高生活水平。”
早在2000多年前海上丝绸之路时，广东就与海外频繁交往，有着独特的人文地缘优势。然而，得天独厚的广东，在文革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竟连续14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广东紧邻港澳，粤港百姓贫富差别悬殊，偷渡逃港谋生成了困扰广东近30年的顽症。紧邻香港的宝安县（深圳市前身）是“重灾区”，外逃人数占全省外逃人数60%以上，偷渡搞得人心涣散，带来极大负面影响。
习仲勋主政广东，首先关注的就是偷渡逃港问题。他多次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足迹遍及南粤大地。第一次调研他就径直去了宝安县。在与香港仅有一街之隔的沙头角“中英街”，我方萧条冷落，聊无生机；香港那边却车水马龙，繁荣蓬勃。在临时收容站里，习仲勋询问青年人为什么要偷渡，回答是：“我们穷，分配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习仲勋又与20多位宝安基层干部座谈解决逃港问题，基层干部直言“左”的思想束缚，使宝安县与香港新界农民生活差距日益扩大。座谈中，习仲勋毫不忌讳地说：“香港人80%以上是广东人，为什么在香港能把经济搞好在国内却不行？这是政策问题，怪我们没有制定好的政策。要最终解决偷渡外逃问题，根本要靠加快改革开放步伐。”
习仲勋与邓小平所思完全一致。邓小平在广州视察工作时，就偷渡问题曾当即指出：“这是我们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他强调要发展经济，“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怎么解决？习仲勋在蛇口看了一个渔业生产大队，有5 对船，最大的150吨，共有200多个劳动力出海，生产搞得不错，渔民收入也较高，他很高兴。接着，习仲勋考察了宝安县两家“三来一补”企业，即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制作和补偿贸易。在听取宝安县领导关于吸收外资搞加工业、小额贸易的工作汇报后，他鼓励说：“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干，不要去管它什么主义，有好的我们就要学。”
习仲勋深感调整经济政策和改革经济体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许多本来是正确的东西，却不让搞、不敢搞，比如过境耕作问题，让香港企业家进设备采砂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问题，吸收外资搞加工业问题，恢复边境小额贸易问题”。他看到了市场经济的活力和宝安县的出路：“搞外贸基地建设，主要看香港市场需要什么，什么价高、赚钱多，你们就生产什么。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农民能增加收入，国家法律没有规定不能搞。”
之后，习仲勋又先后到梅县、汕头、惠阳地区的21个县调研。在南海县，他了解到一季度来料加工企业就收到加工费77万美元，等于出口1万头猪，还签订了72个金额达6000多万港元的引进外资合同，非常高兴，鼓励大力引进外资。
回到广州，习仲勋立即指示落实过境耕作和开展小额贸易等问题，并派工作组到宝安、珠海两地调研，帮助开展外贸基地建设。很快，边境农副产品、小商品和海淡水产品可以进行小额贸易出口了，所得外汇40%留给社队，用于进口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
习仲勋深有感触地说：“广东这么好的条件，再搞不上去，作为一个党员干部心不安啊。”
1978年四五月间，中共中央、国务院选派了三个代表团，分别到西欧、日本和港澳等地考察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做法与管理经验。港澳考察组来到广州后，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专门听取汇报。他的思路与考察组的思考不谋而合。习仲勋谋划，在毗邻港澳的宝安、珠海等地建立“试验区”，并将宝安、珠海两县改为省辖市，面向港澳“以经营出口副食品为主”，同时开辟游览区，办好商业、服务业。
想到就做，一贯雷厉风行的习仲勋迅速主持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关于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和宝安、珠海两县的建设问题。会上，他分析了广东所处地位重要性和有利条件，希望中央能改变经济管理体制，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和处理问题的权责。比如，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的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在靠近香港处搞拆船业取得钢材。在当时来看，习仲勋这些要求和构想可以说是对以往体制的极大突破。
会后，习仲勋又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建设规划设想的报告》。报告提出，要在三五年内把宝安、珠海两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基地、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新型的边防城市，并要求将两县建成相当于地级的中等城市，配备强有力的领导班子，由省、地双重领导。
会议期间，习仲勋和广东省委还同意了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在宝安县蛇口投资建立加工工业区的提议，以充分利用国内较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和外部资金、先进技术、原材料，促进我国交通航运现代化和宝安县城市建设以及广东省的建设。
很快，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大力支持兴办蛇口工业区，并同意将宝安、珠海两县改设为深圳市和珠海市。1979年1月23日，深圳市、珠海市正式成立。
紧接着，习仲勋在主持省委常委会议时建议，参考国际经验在深圳、珠海、汕头礐石、达蠔设立对外加工贸易区。当时，广东省委对在深圳、珠海、汕头所办出口工业区的名称一时定不下来，叫“出口加工区”，会与台湾的名称一样；叫“自由贸易区”，又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叫“贸易出口区”，那又不像。因此暂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习仲勋认为，试办“贸易合作区”富有创意，于是决定将这一大胆设想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向中央领导汇报。这一决策，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创办经济特区战略的先声。
建言中央给予广东特殊经济政策
1978年11至12月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邓小平在会上宣布了“一个大政策”：“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好起来……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邓小平的“大政策”激励了广东省委，习仲勋在参加会议时，着力介绍了广东省的改革开放措施，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让广东抓紧有利的国际形势，在四化建设中先走一步，为国家多作贡献。
他分析了广东省发展的有利条件，建议中央：鉴于广东与港澳来往密切，希望能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一个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
他提出，与外商合作发展海水养殖业和海洋捕鱼业。要实现渔业现代化，就需要更多的投资、设备，目前国家投资有限，比较现实的办法是开展补偿贸易。日本、法国、香港的一些厂商，主动提出用补偿贸易办法，由他们提供资金、技术、设备，合作开发南海渔业资源。这是加快渔业现代化的重大措施，希望中央支持办好这件事。
他提出，引外资实现农业机械化。希望中央允许广东省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在靠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业，解决农机具制造所需的钢材，建立强有力的支农工业。
他提出，要给地方经济决策权。“要果断而又迅速地作出相适应的改变，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各级、各部门、各企业的积极性。要普遍推行合同制度，严格按经济规律的要求办事。”
他还提出，行政体制也要改革。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事应该根据各省的特点来搞。
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他所谈的意见，也成为中央工作会议热议的话题。这些意见对于广东争取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具有重要作用，对于党、国家和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层解放思想、确立改革开放理念，同样具有促进作用。
紧接着在12月18日至22日，习仲勋列席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后，习仲勋、杨尚昆、郭荣昌、王全国和吴南生等省委常委带领8个工作组，共300多人，到各地区和县、市开展调查研究。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调研，习仲勋和省委班子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意见，就是一定要充分根据广东省的特点发挥优势，同时希望中央下放权力让广东省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
习仲勋认为广东创办“贸易合作区”的设想实事求是，决定在1979年春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向中央领导作汇报。
成功创建深圳、珠海和汕头“经济特区”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一年一度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主要讨论调整国民经济等问题，并对国民经济提出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
习仲勋是中南组的召集人。华国锋、李先念和胡耀邦参加了中南组的讨论。4月17日，习仲勋作了系统发言。汇报中，他直截了当地对中央计划工作提出了批评，认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集权和分权关系没有处理好，并提出给广东放权的要求。
这时，华国锋插话问：“仲勋同志，你们要些什么权？”
习仲勋说：“广东希望中央给个新的体制和政策。广东作为一个省，5000万人口，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要求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
习仲勋要的是中央多给广东审批权特别是审批外汇的权利。当时省没有外汇进口物资权，地方急需进口的物资，往往从填卡到进口，少则半年，多则一年至两年，一些小的项目都要经国家有关部委审批，报批手续繁琐，效率低下。各地反映说：“外面热，下面急，上面卡，中间团团转。”只要放活一点儿，广东就可以给国家贡献更多外汇。广东1978年收入外汇20亿美元以上，留给地方使用的只有4%。为此，习仲勋要求中央下放权力，实行外汇收入和财政定额包干；省对地、市也实行包干。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习仲勋多次主持广东省委、省政府领导班子会议，讨论并提出请中央给广东省下放权力。如在外汇收入方面，以往长期集中归于中央，广东省则提出，希望从1980年起外汇收入以1978年为基数，外贸出口增长部分的外汇，上缴中央三成，七成留给广东省，由省内综合平衡，包干安排。从1985年开始增加上缴，为国家多作贡献。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还提出：希望中央给点儿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这时，当场有人泼冷水说，广东如果这样搞，那得在边界上拉起1000公里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的湖南、广西、江西、福建四省隔离开来。
习仲勋不为所挠，再次坚定地讲道，如果中央能够让广东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先走一步，“广东会超过香港”。
邓小平频频点头，非常赞同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关于请求下放若干权力和搞“贸易合作区”等富有新意的设想。对“贸易合作区”的名称，邓小平还说：“还是叫特区好，将来台湾回来，香港回来，也是特区，过去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是我们中国的地方就是了，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习仲勋办事执着，为把给广东“放权”和创办特区的事做得更牢靠，会议期间还专门去邓小平家拜访，汇报具体设想。那一天，习仲勋从邓小平家出来神情喜悦，显然他为能得到小平同志的赞同、支持而备受鼓舞。
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郑重提出向中央“要权”，还得到了华国锋、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和谷牧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 同时也引起与会同志的共鸣。会议期间外出活动，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一看到习仲勋就说：“仲勋同志，你讲得好啊，你们广东先走一步，我们跟着来！”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习仲勋立即赶回广东，他的心情“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广东可以先走一步，为全国探索一点儿经验，这个任务很光荣；惧的是，任务艰巨，缺乏经验，能否搞好，有些担心。但他坚定地说，搞现代化“不能离开中国实情，只能搞中国式的现代化。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小平说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6月6日，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上报《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专门列出“试办出口特区”一节，提出了特区的管理原则等意见。中央十分重视这个意见。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这一文件为广东、福建两省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对我国实行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作用，成为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十分重要的关键性文件。
懂华商、懂市场价值规律、
懂干部的领导人
广东省能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与习仲勋反复倡导解放思想，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并多次向中央提出建议和积极争取是分不开的。可以说，习仲勋是改革开放初期懂经济建设规律的领导人。
习仲勋还善于倾听百姓心声，懂民生，更懂得参与经济建设的港澳、海外华商的心思和政商关系实质。因此，他看问题看本质，抓要害，决策务实。
改革开放初期，港澳华侨以及台商到广东考察，在一次对外经贸会议上，习仲勋直率地说：“现在，人们都说你们来祖国大陆投资，第一是爱国，第二才是赚钱。此话不对，你们实际上第一是赚钱，第二才是爱国，不赚钱你们爱什么国。”那些华侨笑了：“习书记讲得对，我们来投资，当然有爱国心，但是不赚钱，谁来呀？”
在习仲勋的坚定领导下，广东省很快在搞活对外经济活动和办好特区等方面闯出一条路子。
广东引资兴业走在了全国前面。习仲勋提出，调动华侨建设侨乡的积极性是很重要的工作。1978年以来，除华侨商人要求搞加工装配业以外，有些人还提出在广州市等地建高级宾馆，协助开展旅游和华侨回国观光业务；有些人则提出要捐款建学校、办福利事业等。为适应华侨建设祖国的需要，广东省研究并采取措施：一是恢复华侨投资公司；二是请国家优先安排，帮助广州市的建筑行业尽快实现现代化；三是对一些重点侨乡，帮助他们分别作出建设规划，以便利用华侨资金，有计划、有领导地开展工作。在习仲勋的主持下，广东从1978年夏天开始就引进外资发展旅游事业，建成了内地第一家涉外旅游中山温泉宾馆；1979年又建成了当时中国第一家五星级酒店和最高建筑白天鹅宾馆。
广东的价格改革走在了全国前面。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内产品的价格体制和价格结构基本脱离市场，造成市场供应十分紧张。习仲勋通过市场调查，意识到必须改革价格管理体制。从1978年秋开始，在习仲勋主持下，广东省依据先农副产品、后工业产品，先消费品、后生产资料的顺序，通过放宽计划外产品的价格管理，逐步缩小统派统购范围，扩大实行浮动价的范围和幅度，实行计划价、浮动价、自由价、质量差价、地方差价、季节差价相结合的价格政策，逐步把价格放开。同时扩大商品流通渠道。广东在全国率先放开政策，缩小统购统销的商品范围，从100多种减少到20多种，最后减少到8种，这样一来，物资丰富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
广东干部“走出去”走在了全国前面。习仲勋除了亲自率领代表团出访考察外，还派出领导干部到香港和一些发达国家考察，并亲自打电话联系。他在接见赴港人员时曾风趣地说：“咱们广东是孙中山先生诞生的地方，又是著名的侨乡，世界各国都有咱们广东人在做生意，他们很想了解中国，了解广东，咱们也很想了解世界、关心华侨，所以这次请你们各路诸侯出去跑一跑，看一看，加强了解，增进友谊，促进合作，我看是有好处的。香港是资本主义的缩影，但资本主义有益的东西我们还要大胆吸收。”
1980年9月28日，中央印发《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进一步肯定了广东省先行一步的改革成就，并给予广东省更大的独立自主权，要求广东省“为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探索道路，积累经验，培养干部”。
1984年1月，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珠海两个特区，这里“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2月24日，他回到北京后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
全国首创的4个经济特区，广东占了3个，从倡建特区到选点和规划、再到特区领导班子的配备和加强，以及《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诞生，习仲勋可以说倾注了极大心血和智慧。
特别是在决策和创办特区的初期，习仲勋也曾受到极“左”思想明里暗里的抵制和反对。有人竟说，他们不懂，陕甘宁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此话传到广东，习仲勋说，对了，就叫“经济特区”！后经邓小平拍板，同意叫“经济特区”，并强调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这就是“经济特区”的由来。在邓小平眼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办经济特区就是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杀出一条血路来”。实践证明，这不仅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一大创举，而且在世界经济性特区发展史上也是一个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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