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是用今人的观点和标准去审视衡量历史，还是以历史的眼光和尺度去阐释、复原（接近和模拟）历史，这在西方史学史上有“辉格史学”和“反辉格史学”之争。辉格派的历史学家主张站在今天理论认识的制高点上，用今日的理论框架和观点来编织历史，认为一切历史书写都带有主观色彩，包括主观的路数，主观的价值判断。而反辉格派则不然，他们主张应该校准自己的位置，把自己置于与我们时代不同的历史中，用当时那个时代的眼光去看待古人，用他们那个时代的价值标准去理解他们的一切，而不是把今日变成一种绝对。辉格派重视历史阐释的现代性和阐释者的主体性，意大利克罗齐提出“一切被书写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的观念（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页），也包含这个意思。事实上，不可能有心如止水、不偏不倚、纯然忘我、无“我执”、无“法执”的历史书写，任何书写都是一种干预，也包含一种介入，材料的取舍、抑扬、详略之间，就已经表现出了价值判断。但是“反辉格史学”也有其真理性，辉格派的主观书写很容易滑入将历史当成小姑娘随意打扮的危险境地。陈寅恪先生在其《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曾指出：“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0页）倘若历史书写的“现代化”成为古人的“现代化”，历史的真相就被歪曲了，反辉格史学正是基于这种担心对辉格史学作出校正。
由此可见，我们讨论小说史的书写，讨论小说史的解读和阐释，也就自然而然地和一切历史书写一样，要在这样一种“历史的”和“现代的”两难境界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找到一个度，也许只有这样，才可能带来对小说史的真正理解与把握。小说史的阐释应当是对其中蕴涵的历史的知识、思想、信仰的发掘和分析，而这些是属于古人的，不是属于今人的，更不是属于今天的外国人的。强调这一点，乃是强调对历史的尊重。当然，阐释历史、阐释小说史，必然要站在今天的理论高度上，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历史的知识、思想、信仰固然是属于古人的，历史阐释又必须具备高于古人的眼光，则是属于今人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不管用什么理论和方法，它不应当成为阐释者书写者的游戏或想当然的臆想，都应遵循求真崇实的分析原则，解释对象内在的意义，不是强加附会上什么意义。
小说作品的阐释、小说史的阐释，应当是多元的、多维度的。不仅必须有美学的、艺术学的阐释和批评，也还必须有其他角度。有一种观点叫做“回归文学”。作为补偏救弊当然不错。小说史、文学史观照的就是文学。但是文学是社会的反映，不能理解社会也理解不了文学。因此，文学阐释和批评不纯然是美学、艺术学的阐释和批评——虽然它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阐释批评。文学无非是写什么和怎样写。怎样写和为什么这样写，涉及美学和艺术问题，自然要予以关注。但写什么和为什么写，也是文学阐释批评的题中应有之义。特别是小说，它是叙事文体，讲故事的文体，再没有什么文体能像它那样细大不捐地、纤毫毕现地展示社会，同样是叙事文体的戏剧由于受到叙事方式限制，在反映社会上也望尘莫及。小说的这种特性，就使得小说阐释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展开，在“总目录”的背景下展开，使得跨学科、跨文化、跨文体研究成为必然。孔子讲“知言”、“知人”（《论语·尧曰》），孟子讲“知人论世”（《孟子·万章下》,“知言－知人－论世”成为中国传统的阐释方法，诚如前人所说：“知人论世，分明拈出千古读书要旨。”（明王志坚《四六法海·凡例》）抛开作者和社会，所谓纯粹的“文本分析”并不能完成小说作品的分析评判任务，更不用说对全部小说史现象的阐释了。
文学史、小说史的书写与一般历史书写并不相同，因为文学史和小说史所研究、观照的对象具有特殊性。当我们研究古代政治史的时候，我们研究的对象已经作古，无论是唐太宗还是成吉思汗，只是作为一种历史符号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的意义只是帮助我们了解历史内容和历史意义。文学史和小说史则不然。我们研究的对象一方面是“化石”，如作家、作家所经历的事件，如小说传播的途径等，从这些“化石”中我们来模拟出历史场景和历史过程，同时给出阐释和理解。可是文学史和小说史还有另一面，作为主要观照对象的文学作品，其中的人物、意象，其中的精神世界、情感世界，它们不是落在字面上的抽象符号，用符号学的概念说它们是“艺术符号”，是“有意味的形式”，“具有独特的能指和所指”。（黄华新、陈宗明主编《符号学导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页。）它们作为一种精神的有机体还活在今天人们的精神世界里，而且还在生长着、发育着，并不断抽绎着新的枝叶，开着新的花朵。也就是说，它们还活着，它们还是生命体，还作为生动的事物被今天的读者感受着、欣赏着。而今天读者之所以能够感受、欣赏它们，是因为有着相通的心理机制和阅读期待。因此，我们的小说史、文学史书写，必须考虑这样一种阅读性质，如果我们忽略了这种性质，我们给与读者的就是不完全的信息。因此，小说史书写应当包含着对“艺术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感悟和解读，引导、启发读者欣赏、理解作品的因素。如果说历史书写主要诉诸理性的话，文学史、小说史书写还要诉诸感性。书写者应该有饱满的激情，对作品的艺术生命、艺术个性要有一种展示的冲动，要有一种心灵的呼应和情致的感发，要通过书写者与文本之间的精神沟通与共鸣来唤起读者和文本以及和书写者之间的会心、共鸣，使作品的艺术的、审美的潜质在书写中得到足够的张扬，使它的魅力得到充分的展现，使读者得到审美的启示和享受。当然应注意，小说史毕竟不能停留在鉴赏的层面上，我们的书写应该有我们敏锐的、多维度的对于作品本身可能有的意义的阐发，同时还应该具备对作品的意义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变和演变的规律的一种解释，而这种解释应该带有一种追究“所以然”的性质。这样，它就不是一般的赏析，它具备学术的品格。
根据阅读目的和阅读对象的不同，有学者将文学史概括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即：“研究型文学史、教科书型文学史和普及型文学史”。（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其中最多的是教科书型，或带有教科书性质，主要以大学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本科生为阅读对象；普及型是针对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爱好者或比较宽泛的、大范围的相关文学从业者；研究型则是专业的小说史研究，以研究专著的形式出现。三种类型的对象不同，阅读目的不同，书写要求也不同。如果是教科书型，就要兼顾历史的存在、历史文献的存在、历史文化现象的存在，尽可能描述全景，同时在描述全景的过程中将有关学术意义的问题提出来，有所阐发；同时兼顾必要的文学文本的分析和艺术的阐发。如果是给一般意义的文学从业者读的，后者应该进一步增加，涉及学术问题的内容应该减少。假如作为研究专著，阅读对象假定在不大的圈子里，有类似的知识结构和基础，这种书写更多是对史和文献的尽可能完备的描述，同时，更多是对背后“所以然”进行分说，特别是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没有被发现的问题进行独立研究，并将研究结果写进书中，至于文本的分析，不必过多铺陈。除开简略的普及型，实际上研究型和教科书型书写模式并无巨大差别。一般来说，研究型的学术个性强烈，而教科书型则相对平和、平稳。
我们这部《中国小说通史》被教育部列入大学重点教材计划，不过我们并不想把它简单当作本科生或研究生课堂讲授的教材。我们设定的阅读对象不仅包括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也包括小说史专业研究者，因此追求对我们自己学术理念、小说史认识以及研究成果的表达。对于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来说，在我们看来，有学术深度的研究型专著或许是最好的教科书。因为，小说史给予他们的，不应当仅仅是知识和观点，还应当给予方法，包括文献方法、理论分析方法。我们对于小说史的认识和书写理念，在这部小说通史的实际书写中希望尽量反映出来。概言之，文言、白话并重，作品和史并重，文献考据和理论分析（美学的、历史学的、社会学的、文化史的）并重。而针对不同时代、不同文体、不同文本，即针对不同对象的特殊性，在“并重”的同时，还要作出各有侧重的处理，如早期的文言部分，文献考据与脉络追索更多一些；而明清白话小说部分，文本阐释与研究信息就更多一些。
当今的种种小说史论著，绝大多数是断代史和部门史，后者如体别史、艺术史、源流史等。少数小说通史，也取旨简要。这个事实表明撰写一部多卷本的小说通史殊非易事。因为一部小说史应当主要是撰写者自己多年研究成果的累积、整理和总结，而不是现贩现卖的拼凑或者浮光掠影的表述。我们南开大学文学院具有由一、二代学者——如朱一玄、许政扬、宁宗一、鲁德才等——开创奠定的古代小说研究的良好传统，通过研究生培养途径又不断增添第三代研究力量，二三十年来老传统得以发扬光大。二、三代研究力量又不断培养第四代新人，也出现了不少成绩显著的新秀。我们的小说研究领域比较广泛，覆盖了文言小说、白话小说、小说理论史、小说学、小说艺术史、小说文献学、小说史料学、域外汉文小说以及相关的文化史、民俗学等众多方面，产生了不少有良好声誉的重要成果。有鉴于此，我们觉得在国内古代小说研究界成绩斐然、进步巨大的背景下，发挥集体力量撰写一部比较详尽的《中国小说通史》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所以在几年前开始了这项四卷本小说史的撰写工作。全部主编和撰稿人都是在南开文学院工作或毕业的学者、学人，囊括老中青三代。尽管撰稿人并未包括所有在世的学者，但也包含着他们的成果和心血。二十多年前南开中文系曾撰写出版过一本《中国小说史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由这本“简编”到这部“通史”，记录着南开古代小说研究几代学者的行进轨迹。在今后的岁月中，我们将不断行进。
由于是集体撰写，尽管有条例约束于先，主编统稿于后，但在体例上、行文上还有不尽统一之处。但我们最担心的还是我们的书写理念是否对头，思路是否清晰，结构是否完善，观点是否允当，是否有什么缺陷和“硬伤”。在这些方面肯定存在着问题，我们期待着学界的批评。
（本文原为《中国小说通史》总序，由李剑国与作者合作而成，题目为编者另加）
作者简介：陈洪，南开大学“南开讲席教授”，原南开大学常务副校长；现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南开大学跨文化交流研究院院长；兼任教育部中文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教育部学科发展与专业设置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文联主席；另任加拿大里贾纳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多校兼职教授；担任《文学遗产》、《天津社会科学》等报刊编委，《文学与文化》杂志主编。主要研究范围包括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明清小说、文学与宗教等诸多方面，著作主要有《结缘：文学与宗教》、《中国小说理论史》、《金圣叹传》、《六大名著导读》、《佛教与中国古典文学》、《李贽》、《漫说水浒》、《画龙点睛》、《浅俗之下的厚重》、《沧海蠡得》、《中国古代小说艺术论发微》、《雪鸿閒辑》、《周易中的人生智慧》、《四大奇书话题》、《中国小说通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古典文论读本》、《大学语文》、《诸子百家精编》、《古典诗词名句鉴赏》等。学术论文主要有《从“林下”进入文本深处——的互文解读》、《〈红楼梦〉因果框架简析》、《论〈红楼梦〉疯僧跛道的文化意蕴》 、《〈红楼梦〉脂批“囫囵语”说的理论意义》 、《与》《〈西游记〉与全真之缘》、《从孙悟空的名号看 “全真化”环节》、《宗教文字与〈西游记〉的版本演变》、《牛魔王佛门渊源考论》等数十篇。曾获国家级教学名师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一、二等奖、宝钢奖、国务院授衔专家等荣誉，入选首批“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论著获国家及天津市社科成果奖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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