隴東地區是漢唐時期關中的核心區域，是先周文明的搖籃，是漢代“六郡良家子”的故鄉。在歷史上，隴東地區走出了許多歷史文化名人，產生了很大的歷史影響，如公孫賀、牛弘、牛僧孺之於漢代、隋唐政治，王符、傅玄之於漢晉思想，李夢陽、趙時春之於明代文學，岐黃、皇甫謐之於中國醫學，甘延壽、董福祥之於漢代、清末軍事。古代隴東作家，以王符、皇甫謐、牛弘、傅玄、牛僧孺、李夢陽、趙時春等為代表，他們的學術研究偏於保守，史學成就尤高；性格大都耿直、豪放，文學風格慷慨壯氣。這些特點，是其個性稟賦和時代影響所致，更是隴東地域文化下形成的士大夫學術與人格的共性。隴東粗獷的山河、高寒的物態、豪放的民情和農業的底色，對隴東士大夫的學術傾向和個性人格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本期三篇論文，分別討論中唐大曆、貞元時期古文家安定郡梁肅、明代“前七子”領袖李夢陽、明代詩人趙時春三位隴東籍作家的文學創作及成就，以期促進區域文化研究。（郭丹）

李夢陽的文化人格

楊海波

明代“前七子”領袖李夢陽（1473—1530），字獻吉，又字天賜，號空同子，甘肅慶陽人，他以其主體意識覺醒、追求個性自由和高揚自我的文化人格為底蘊，在明朝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文學復古運動。李夢陽這種特定文化人格的形成，當然首先與明代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學術等因素密切相關，也與他的家世有關。李夢陽的祖父“任俠使氣”，二祖父“嗜酒不治生，好擊雞走馬試劍”，本非上層儒士。李夢陽之大伯同樣好奇任俠，有父風；二伯“好酒”、好“狎侮人”（《空同集·族譜大傳》），皆較少受傳統理念之拘束，幾位先輩都具備某些江湖草莽豪傑行俠仗義的氣概。李夢陽本人在任職期間，錘擊壽寧侯，彈劾劉瑾，頂抗總督，拒揖御史，鞭打淮王府校，表現出傲兀倔強的姿態和鬥爭的膽略。他所有的這些行為和作風都體現了一個從社會下層走出來的文士的傲岸風性，表現了新興士風高揚自我的傾向和狂狷使氣的文化人格。

正是基於這樣的文化人格，李夢陽的文學品格也呈現出自己的獨特風貌。李夢陽倡導“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目的就是要衝擊和取代由壓抑的道德和平庸的人格出發的程朱理學影響下的“臺閣體”詩歌。

李夢陽文學復古運動將學習的對象瞄準漢魏盛唐，就是因為漢魏文人“不再是禮教俘虜下的孝廉與賢良方正，也不再重視那些五經博士所保存的先師遺訓，漢魏文人大都是要憑自己清醒的智慧對具體的問題提出意見”（林庚《中國文學簡史》）。他們有著與李夢陽相似的思想情操和文化人格；而所謂魏晉風度也是魏晉文人張揚個性、彰顯個體生命不容侵犯的文化人格的象徵。包括建安文學在內的漢魏詩歌，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最能流露人類心曲的部分，是當時人們生命意識自覺、要求解放、追求理想、高揚人本精神的聲音。李夢陽曾稱讚曹植：“曹植《白馬篇》，李白《飛龍引》，流光耀千古，不與日星隕。”（《空同集卷二十三·梁園古詩》）又在《陳思王集序》中說曹植的詩：“嗟乎植！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憤切而有餘悲。殆處危疑之際者乎！”（《空同集·卷五十一》）這裡，李夢陽對曹植其人其詩頗有慼慼之意，是由於他在弘治朝飽嘗進取所帶來的心靈苦痛，而曹植詩歌從整體創作風格來說，既有鬱郁不得志的哀怨，又充滿不屈的氣骨與忠厚纏綿的情懷，正好吻合李夢陽自我表達的需要。也正因為如此，李夢陽創作了很多具有漢魏風格的樂府詩，或詠史感懷，或揭露現實，或抒寫思婦閨怨，是人間真情的吟唱。

李夢陽的文學復古運動同樣師法盛唐詩歌，但他推崇的是以陳子昂、李白為代表的自然真摯、清新剛健的詩風，並非李東陽偏愛的以王維、孟浩然為代表的古淡悠遠之風，如他在其生前所編的詩集中明確有15首題名“效李白體”的七言歌行。《刻阮嗣宗集序》中，李夢陽藉助鍾嶸《詩品》的說法，把陳子昂、李白的傳統追溯到阮籍，認為阮籍《詠懷》為魏詩之冠，陳子昂的感遇詩和李白的古風都是向阮籍學習的產物，是“混淪之音”，“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原因是阮籍、陳子昂和李白的詩，都充滿了強烈的個體生命意識。阮籍《詠懷》語言清新，不假雕飾，充滿了對生命流逝的不安，以及對時勢憂患的隱晦表達。在陳子昂的感遇詩裡，“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對生命流逝的憂患表現為深沉的歷史感和建功立業的渴望；李白的古風充溢著“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的豪宕之氣，其中豪邁自信與及時行樂的情懷，正是其個體生命意識高漲的表現。確實，李夢陽在推崇漢魏詩歌的同時，也推崇盛唐詩歌，因為盛唐詩歌是中國文學中最富有感染力的輝煌篇章。李白“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杜甫“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這些詩抒懷言志、氣揚采飛，無不流蕩著慷慨豪邁的“意氣”，以及對功業、從軍邊塞、任俠、痛飲與狂歌的嚮往，風格也格古調逸、氣象雄渾，無不體現那個時代的“元氣”，洋溢著青春氣息和生命激情。

李夢陽一生創作詩歌千餘首，王世貞稱他是一代詞人之冠（王世貞《藝苑卮言》），《明詩別裁集》收明三百多位作家一千零二十餘首詩，李夢陽詩歌名列第二；《明詩綜》收詩凡二千四百餘家，李詩列第三。足見其詩歌數量之多，內容之豐富，時人之重視。《空同集》共收詩歌一千八百餘首，有古體有近體，有七言有五言，有律詩有絕句，都有很高的思想藝術成就。其中樂府詩或抨擊現實，表現民生疾苦，或詠史諷今，抒發對現實的感慨，題材豐富、內容充實、形式多樣、方法靈活，是繼兩漢樂府、“建安文學”、“新樂府運動”之後的又一個高峰。七言律詩追慕杜甫之高格，沉鬱頓挫，悲壯雄渾，遣詞造句，得杜精髓。歌行則直接效法太白，成就很高。王世貞稱李夢陽七言歌行：“如金雞擘天，神龍戲海，又如韓信用兵，眾寡如意，排蕩莫測。”（王世貞《藝苑卮言》）沈德潛也說：“空同……七言古雄渾悲壯，縱橫變化。”（沈德潛《明詩別裁集》）馮時可更說：“空同歌行，縱橫開闔，神於青蓮。”（明馮時可《元成選集》）說李夢陽的七言歌行超過李白，這種稱讚顯然過於溢美，但也從另一方面說明李夢陽歌行的藝術成就和藝術品格。

在李夢陽這千餘首作品中，有不少詩是描寫故鄉慶陽的。這些詠隴詩散見於《列朝詩集》《明詩綜》《明詩別裁集》《空同集》等，但明嘉靖傅學禮《慶陽府志》（甘肅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收集八首，並統稱為《環慶懷古》，使這些詩的慶陽地域特徵更加明顯。這組被冠以《環慶懷古》的詠隴詩深切緬懷古代聖賢名將的歷史功績，強烈抒發自己渴望建功立業的政治祈願和遠大抱負；濃墨描繪慶陽獨特的自然風光，詳盡展現故鄉豐富的歷史遺存和人文景觀，深刻表達作者對故鄉的熱愛。筆力蒼勁凝重，氣象雄渾開闊；感情濃烈豐富，基調昂揚慷慨；語言生動凝練，音節格律響亮謹嚴。如《感述·秋懷》：“慶陽已是先王地，城對東山不窋墳。白豹寨頭惟皎月，野狐川北盡黃雲。天清障塞收禾黍，日落溪山散馬群。回首可憐鼙鼓急，幾時重起郭將軍。”是這類詩的代表。這八首詩在李夢陽千餘首詩歌中數量雖然十分有限，但它們卻猶如大海里的一朵小小的浪花，和洶湧的波濤一起，共同匯成雄渾壯闊的生命樂章。

然而，李夢陽確實是以他個性意識的復甦與人本精神的高揚的文化人格為底蘊，鑄就他格古調逸與氣象雄渾的文學品格的。同時，像大多數古代作家一樣，他的文化人格也是矛盾的、衝突的。由於傳統的根深蒂固，李夢陽在盡力背離傳統的同時，又不自覺地向傳統迴歸，行為上的狂放不羈只是外在的表現，其背後隱含著的是新舊觀念和文化人格的激烈衝突。李夢陽也是一個嚴正的衛道士，綜合觀之，他似乎並非有意背離程朱之學，只是無意中表現出一些背離的傾向。李夢陽的一生，他的身份也經歷了一個由文人向儒士的靠攏。他對程朱理學也只是對其弊端及理學家的文藝觀念進行批評，對周、程、張、朱等理學大師還是非常推崇的。他的文學復古運動正是在這樣的文化人格背景下展開的，因此，他的復古運動，雖不乏創新精神，但始終離不開儒家文化傳統，無論是“格調說”“真情論”，還是重“比興”，都是在儒家“抒情”“言志”的傳統詩教下展開的，目的是復興古詩的審美本性和風教傳統，從而重倡儒家詩學的格調與神韻。他的文學品格當然也具有這種文化人格的烙印，無論是樂府詩、近體詩，還是歌行體、邊塞詩，和前人相比，都還有一定差距。

但不管怎麼說，李夢陽傲岸正直的文化人格和強烈的社會參與意識，以“格調說”和“真情說”為核心的文學復古運動，以及極具現實主義精神的文學創作，對沖擊明代當時道學家高談性理的性氣詩，以及改良政治、革新文風，振興中明詩歌，甚至開啟晚明文學新思潮，都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趙時春詩文的地域特色

杜志強

趙時春是明代“嘉靖八才子”之一，是當時政壇和文壇頗有影響的官員、文人，也是隴右尤其是隴東歷史上的文化巨匠，傳世有《趙浚谷集》。

趙時春先祖於元代中期徙居平涼，至嘉靖時，他們已在平涼生活了一百多年。除為官十載之外，趙時春一生的活動範圍大體不出平涼。一百餘年的家族歷史，以及個人長期生活的濡染，使得趙時春及其文學創作都打上了深深的地域文化烙印，胡松在《浚谷集序》中概括為“秦人而為秦聲”，可謂慧眼識見。具體來說，其創作的地域特色主要表現在情辭慷慨、描寫隴東風物和對邊患的密切關注上。

趙時春詩文的情辭慷慨，是平涼“歌謠慷慨，風流猶存”的歷史傳承，也是明代甚至整個古代隴右作家的群體特點，遠者如王符、傅玄，近者如康海、李夢陽等，莫不如此。這顯然是地域文化影響所致。這種性格反映在作品中時，就呈現出了情辭慷慨的特點。李開先《浚谷集序》評論道：“（趙時春）詩有秦聲，文有漢骨，樸厚而近古，慷慨而尚義，此三秦風氣。”李開先在“三秦風氣”的地域文化視野中，評論趙時春詩文的“慷慨尚義”，深具遠見。《明史·趙時春傳》的評價也大致相同。應該說，趙時春詩文之情辭慷慨，是歷來學人的普遍認識。

趙時春的詩歌語言宏麗，感情充沛，氣象壯闊，充分體現出“情辭慷慨”的特點。如其五律《秋暮登桂香樓》：“煙樹杳蒼蒼，憑高望四荒。天寒風日勁，地靜水雲長。秦塞連山紫，隴林帶雪黃。秋聲連道殣，無地不含傷。”寫暮秋登樓之感，語言剛勁有力，景色蒼涼壯闊，情感沉鬱慷慨，末尾點題，說明即使是閒暇登樓，但還是胸懷天下、心繫蒼生，體現出士大夫的可貴良知，用李開先“慷慨尚義”之語來評價，最為恰當。

其實，趙時春等西北作家之情辭慷慨，也是他們描摹西北山河的需要。這裡的山川草樹、煙雲變化，英雄慷慨、烈士悲歌，以及百姓稼穡、邊關烽火，都在其筆下吞吐風雲，氣象萬千。應該說，是隴東歷史與風物給了趙時春以感動，趙時春也以大量詩文為隴東歷史與風物增添了厚重感和溫度。在其詩文中，崆峒山、六盤山、關山、彈箏峽、瓦亭關、柳湖、暖泉，以及固原、朝那、靜寧、涇州、崇信等地城防、府（縣）學、人物等歷史人文遺蹟，都有描述和詠歎，趙時春也因此成為歷史上描寫隴東風物與人文最為集中的作家。

崆峒山是平涼最負盛名的歷史人文遺蹟，對此，趙時春有多篇詩文吟詠，如《遊崆峒記》《陟崆峒》《黃帝問道處》等，還有許多詩文也間接提及崆峒，他是歷來詠崆峒最多也最精彩的作家。趙時春善於用歌行體詩寄寓他在“崆峒之野”的人生感慨，形成其歌行體風華綺麗、蒼涼豪邁、灝氣流轉的特色。如其歌行體《寄包蒙泉侍御》詩，寄贈對象是謫戍莊浪衛（今甘肅永登）的湖廣按察使包節。包節與趙時春都有著不阿權貴、直言敢諫的個性，此時都身處西陲，同處人生的失意中。該詩將高臥空山、陸沉西陲的顧影自憐（“況吾與子俱陸沉，車塵馬跡徒然爾”），以及對人世紛華、人間虛名的風景看透（“人世紛華盡等閒，虛名都付蔡侯紙”），對落難友人和斯人憔悴的深切勉勵（“長向尊前對聖賢，那問凡間有藏否”），都融為一體，一唱三嘆，顯得沉鬱又灑脫，極具感染力。這樣的情感內涵與詩歌風格，顯然有著“崆峒之野”的風雨滋潤和文化沾溉。

趙時春對隴東歷史、風物的描述，有些還成了相關的稀見文獻。如其《朝那廟碑》一文，討論秦惠王《大沉厥湫文》的出土地點，認為華亭縣西北硯峽的湫池即朝那湫，也即《大沉厥湫文》的出土地。這是古人討論《詛楚文》的珍貴文獻，遺憾的是，歷代學者均未關注到。

趙時春詩文對邊防的密切關注也是其地域特色的突出表現。明中期北方蒙古俺答部強盛，駐牧河套一帶，對北部邊防形成了嚴峻挑戰。隴東距離河套較近，因此屢被侵擾。趙時春也曾親歷過俺答騎兵侵擾平涼城北的事件（見周鑑《趙浚谷行實》），這樣的生活，必然會促使他更為關注邊防。李贄《續藏書·僉都御史趙公》載，趙時春與人談及俺答蒙古時，“輒裂眥攘臂，誓不與俱生”，足見其對俺答蒙古的態度。

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帶軍突破古北口長城，兵臨北京城下，史稱“庚戌之變”。為了選拔將領，朝廷起用趙時春為兵部主事。此後，他任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轉戰於北防一線，儘管樹功無多，但也使他更為了解北防的地理和現實，進一步強化了其創作中關注北防的內容。

其實，對西北邊防的密切關注，還是隴東作家的歷史傳統。東漢時王符、傅燮對於“棄涼州”之議的據理力爭、大聲疾呼，為涼州的保全作出了歷史性貢獻。這既是其家國責任的反映，更是鄉土情結的體現。趙時春對邊防的高度關注，正是對這種傳統的繼承。為了探討戰守之策，他作《御戎論》三篇，積極言戰，也為他帶來了“知兵”的聲譽。何喬遠《名山藏·趙時春傳》全文收錄《御戎論》，足見其影響。其他如《楊提學〈大寧考〉敘》《〈紫荊考〉序》等文，關注點還是北部邊防。其《（嘉靖）平涼府志》，是平涼歷史上的第一部方誌。這樣的主題傾向，也成了趙時春文學創作上的地域標籤。

雖然趙時春的詩歌也屢屢提及北防問題，但就表述的系統、深刻和完整而言，顯然不及文章。趙時春的這類文章，淡化了性靈抒情的因素，言之有物，觀點鮮明，邏輯謹嚴，氣勢浩然，是典型的經世之文，在當時即產生了普遍影響，“傳播海內，士相與口誦手抄，以為法式”（徐階《浚谷集序》）。其主旨，徐階概括為“正士風，定國是，建尊主、庇民之業”（同前），其風格，胡松評為“變跌宕如司馬子長”（同前），都一語中的。從地域文化的視角來看，其文章沿襲“三秦風氣”長於議論、盛於氣勢而又淳樸厚重的地域特點，與司馬遷、王符等遙相呼應，進一步豐富和深化了“秦風”的內涵，為發揚“秦風”作出了歷史性貢獻；同時，這些文章也更加突顯了趙時春文學的個性，增強了其在文壇的影響力，使他成為明代“秦人而為秦聲”的代表。因此，可以確定，地域特色是趙時春文學創作的鮮明標籤，地域文化是其創作的重要內容。（作者系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梁肅與中唐古文運動

劉正平

梁肅（753—793）是中唐大曆、貞元時期的古文家，祖籍安定郡烏氏（今甘肅涇川縣東北），自高祖梁敬實起遷居河南府陸渾縣，父梁逵再遷今河南省新安縣居住，此為梁肅出生地。梁肅在文集中自稱“安定梁肅”，時人均以籍貫名之，可見文化上樑肅認同的是祖籍安定。少年時期，梁肅輾轉流徙浙東、常州等地，後以文投謁古文家李華、獨孤及，受其推重，並師事獨孤及。官至監察御史、翰林學士領東宮侍讀、史館修撰等職，名位清顯，儒林推重。

梁肅為人篤厚誠明，德行圓融，侍父母至孝，待師長至敬，喜獎掖後進，時人比之為顏淵、黃叔度。雖仕途通達，然為人閒淡自守，不問時局，政治上“無適時之用，任使之勤”，對管仲、諸葛亮之流“留心濟世”的棟樑之材並不推重，亦無所取法（崔恭《唐右補闕梁肅文集序》）。梁肅學識淵博，博通三教，合其兩長，從不鋒芒畢露，為人為文均溫柔敦厚，鮮涉政事，因此也沒有政敵、論敵。據崔元翰《右補闕翰林學士梁君墓誌》言，“其升於朝，無激訐以直己，無逶迤以曲從，不爭逐以務進，不比周以為黨”，退居之後也能做到“澹然居於一室”，以六籍百氏為娛，醉心翰墨。其立身處世原則如此，深得天台佛學“圓融無礙”教旨，無論在朝在野，均能優容自然，獲得普遍的推重和包容。

梁肅流傳下來的文章以賦、序、贊、記、碑銘、墓誌為主，多為散體，有少量駢體賦作傳世，如《指佞草賦》《述初賦》。其作品大多為迎送交遊之詞，論議重在述古，記贊主闡佛學，少數像《過舊園賦》這樣“追感平生”的作品，才會流露出“悲傷涕洟”的情緒。梁肅的文章，最大特色是“淵奧”，為文引經據典，六籍百家，信手拈來，論古譽今，縱橫捭闔，《舊唐書·韓愈傳》說，大曆、貞元之間，“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兼之出入儒釋，旁及道流，讀罷給人學識淵博、議論卓然之感，難怪乎時人推重如此。崔恭評價他的文章“神道設教，化源旁濟”，所指正在於此。梁肅創作有意迴避了社會熱點，少涉時事，以非常正統的文學觀念引領社會風氣，加之口不論人非，得以俯仰人世，優容自適，因此崔恭說他“絜當世，激清風”（《唐右補闕梁肅文集序》）並非指其關切社會現實，而是指其為文符合社會主流文化，併為弘揚清正之氣作出了貢獻。這樣的創作，在當世獲得美譽，但難以產生傳諸後世的經典作品，因此文學史上光芒黯淡。

梁肅的文學創作實踐雖然呈現出這樣的格局，但他的文學批評多有卓見，其文學觀念也非常重要，因此是中國文學思想史上難以繞過的重要人物。毫無例外，梁肅也重視文學的厚風俗、美教化功能，即所謂“明大道”“宗有德”“備教化”“美藝文”（崔恭《唐右補闕梁肅文集序》）。不過他經常提出一些別具一格的說法，用以闡釋自己的理論。他說，詩人之志有四：“美其德，美其位，美其政，美其鄰。”（《賀蘇、常二孫使君鄰郡詩序》）將詩文的頌美傳統擴大到“美鄰”的地步，無疑是一個新的發展。關於“文道”關係，梁肅的觀點承繼傳統，也有創見和發展。他評價中唐另一古文大家獨孤及的創作，認為其“操道德為根本，總禮樂為冠帶，以《易》之精義，《詩》之雅興，《春秋》之褒貶，屬之於辭”（《常州刺史獨孤及集後序》），這是傳統雅正的文學創作觀，並無新意別見，崔元翰在《右補闕翰林學士梁君墓誌》裡也給予他同樣的評價：“立德玩詞以為文，其所論載諷詠，發於春秋，協於謨訓，大雅之疏達而信，頌之寬靜形焉。”不過，梁肅對文道關係並沒有提出孰高孰下的判斷，他主張“道勝則遇物而適，文勝則緣情而美”（《送前長水裴少府歸海陵序》），這與同時代古文理論家的主張比起來，無疑是公允的。值得注意的是，梁肅提出了“德充則體和，道勝則境靜”（《晚春崔中丞林亭會集詩序》）的主張，認為為文之根本在於以充沛的道德，創造“體和境靜”的風貌，這與崔元翰對梁肅文章風格的評價是一致的。

梁肅推崇兩漢古文，積極肯定和讚美“楚風”文學。他根據《漢書·元帝紀》中漢宣帝宣示的漢家治理天下自有“王霸之道”祖制的記載，認為漢代的文章也有“王風”“霸圖”兩種風格，將博厚者歸為王風，雄富者歸於霸圖。“時彌遠而氣益振，世逾往而聲不滅”（《周公瑾墓下詩序》），梁肅認為兩漢之後的作者要麼理勝文薄，要麼文勝理消，前者導致言繁意亂，後者導致意巧氣弱。藉此他提出了關於文、道、氣關係的論述：“故文本於道，失道則博之以氣，氣不足則飾之以辭；蓋道能兼氣，氣能兼辭，辭不當則文斯敗矣！”梁肅認為最理想的創作是“氣全辭辯”，符合這一條件的人物是古文大家李翰。根據梁肅的描述，李翰創作之“氣”，實際上就是才氣，“明白坦蕩”“游泳性情”“溫直顯融”，“議者又謂君之才若崇山出雲，神禹導河，觸石而彌六合，隨山而注巨壑，蓋無物足以遏其氣而閡其行者也”（《補闕李君前集序》）。可見平和充沛的才氣是為文成功的關鍵，從這裡能夠看出宋代文學家蘇軾的影子，蘇軾《文說》雲：“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梁肅也不否定楚辭一脈傳承而來的“清越淒厲”之氣，他在《送元錫赴舉序》中說：“自三閭大夫作《九歌》，於是有激楚之詞，流於後世。其音清越，其氣淒厲。”由此可見，梁肅所言之“氣”，包含的風格比較多樣化。

梁肅有出入釋道的經歷，使得他的“道氣”之論有了特殊的含義。梁肅寫有《〈神仙傳〉論》和《導引圖序》這樣的文章，可見其思想養成較為複雜，本乎儒家，輔以佛老，故而將“道”“氣”的內涵豐富化、多樣化。他在《導引圖序》中說：“氣之貫萬物也，盛矣！本乎天者，資之以生。本乎地者，資之以成。古之善為道者，知氣之在人，不利則鬱，鬱則傷性，伐其命而不可援也。於是乎張而翕之，導而引之……”在這裡，他所說的“氣”是生成化育於天地之間的自然之氣，蘊藏於人體之內的“神氣”，實際上就是道家所言之“氣”，所以“氣”具有“貫道”的作用。由此可見，梁肅所言“道”“氣”，已超越了純粹的儒道和傳統“文氣”說。因此他在論及作家才學與文學創作的關係時，主張“才全志正”，豐富多樣化的才學養成，是輔道的關鍵，也才能寫出“光茂”如新的文章來：“才全者必幾於道，志正者必安於時……向非才全志正，又曷由光茂如是乎？”（《奉送劉侍御赴上都序》）

但梁肅卻是中唐古文運動橋樑式的人物，上承蕭穎士、獨孤及，下啟韓愈、柳宗元。其文論，創作方面主張“文本於道”，“失道則博之以氣，氣不足則飾之以辭”，認為道能兼氣，氣能兼辭，辭不當則斯文敗壞。他對文道關係、道氣辭關係的論述，無疑是韓愈和柳宗元古文主張的先聲，更對其之前的獨孤及等人的理論主張做出了比較大的發展。從唐代古文革新的幾個基本關鍵詞的角度考察，梁肅的貢獻是系統性和全方位的，甚至他也注意到了文章的“緣情”傳統，提出了“文勝則緣情而美”（《送前長水裴少府歸海陵序》）、“詩人之作，感於物，動於中，發於詠歌，形於事業”（《周公瑾墓下詩序》）的主張，他對屈宋枚馬的肯定，“顯示了古文理論由宗經傳道向緣情體物的發展”（胡大浚《〈梁肅文集〉前言》）。這正是他對古文運動理論作出的貢獻，但梁肅的創作走的卻是一條溫柔醇和的路線，“信佛、復古、而不適於經世之用”（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他的古文理論主要空言明道，很少關涉現實政治和社會生活，這與韓愈“不平則鳴”、柳宗元“輔時及物為道”的理論主張不同，後者積極關注社會現實、注重創作者的內心情懷，並運用在創作實踐中。梁肅文學成就的“病弊”在於理論主張的“先進”與創作實踐的“復古”相互背離，未能很好結合，進而創作出經典傳世作品，這也是他當世名聲斐然而後世默默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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