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悲哀沉沦 / 复兴
匠
学
世界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奖获得者王澍，曾说起过他之前的经历：每天都与工人们泡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工地上工人们每一根钉子是如何钉进去的，王澍都丝毫不放过。正是有这样的基础训练，才成就了他如今的事业辉煌。
朱启钤（左）和周恩来
其实，认真向工人们学习，并非王澍的首创。100多年前，朱启钤也是这么做的。朱启钤是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先后任民国交通总长、国务总理等要职。
同时，朱启钤还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始人。著名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即为学社会员。
千百年来，中国古代工匠们的技艺高超，甚至鬼斧神工，但这个群体普遍知识文化水平不高，技艺传承仅靠言传身教，几乎没有留下相关文字典籍。为了解与掌握所谓的“匠人之术”，并为国家整理留存住这些民间遗产，朱启钤亲自走访民间艺匠，虚心请教。
专门术语，未必能一一传之文字。文字所传，亦未必尽与工师之解释相符……历代文人用语，往往使实质与词藻不分，辨其程限，殊难确凿。
向者已云营造学之精要，几有不能求之书册，而必须求之口耳相传之技术者。然以历来文学，与技术相离之辽远。此两界殆终不能相接触。
——朱启钤
所与往还者，颇有坊巷编氓，匠师耆宿。聆其所说，实有学士大夫所不屑闻，古今载籍所不经觏。而此辈口耳相传，转更足珍者。于是蓄志旁搜，零闻片语，残鳞断爪，皆宝若拱璧。
煌煌中华古代建筑，宏伟精丽之观，今日回首，何其辉煌，拍拍脑袋一想，也应该是文化人参与指导、亲自设计。但历史的真实就是那么残酷。建筑营造和木器匠作一样，匠师与士人间的隔膜之大，距离之遥，令人匪夷所思。
梁思成（右）与林徽因
在这个盛产上智下愚、重道轻器的“文人情怀”国度中，与古代建筑相关的文献，留与后人的是，“则隐约之印象，及美丽之词藻，调谐之音节耳。读者虽读破万卷，于建筑物之真正印象，绝不能有所得。”(梁思成语)
上世纪三十年代 ，我国古代建筑研究处于筚路蓝缕之时，梁思成指出：“盖建筑之术，已臻繁复，非受实际训练，毕生役其事者，无能为力，非若其它文艺，为士人子弟茶余酒后所得而兼也”。然匠人每暗于文字，故赖口授实习，传其衣钵，而不重书籍。
数千年来古籍中，传世术书，惟宋清两朝官刊各一部耳。此类术书编纂之动机，盖因各家匠法不免分歧，功限料例，漫无准则，故制为皇室官府营造标准。然术书专偏，士人不解，匠人又困于文字之难，术语日久失用，造法亦渐不解，其书乃为后世之迷。”(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第一章序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
面对古代建筑学的空白，梁思成从故宫建筑入手，博征技师、请教名匠，耳聆手记，逐渐接近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堂奥。1934年，其首部著作《清式营造则例》出版，这是中国文化人第一次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匠人之术”、“匠学”的成果。
古代建筑与木器匠作，为兄弟门类，命运亦相同。而中国古典家具真正意义的研究之始，实则出自西人之手。出生于德国的古斯塔夫·艾克，曾执教于现代主义发源地的德国包豪斯学校。1923年，他来到厦门大学教书，1928年，又赴京任教清华大学，后成为“营造学社”创社会员。
1944年，艾克出版了《中国花梨家具图考》，这是明式家具科学系统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它用摄影、绘图记录实物，对家具榫卯、结构进行实证记录分析，堪称明式家具学术的开山之作。
在书首，艾克致谢云：“我怀着敬意感谢鲁班馆的技工们，感谢他们在实际技巧和传统工艺方面给予我的教育，愿这古老和崇高的技艺经受住我们这个机械文明时代的千难万险而永传不衰。”(艾克著，薛呤译，《中国花梨家具图考》，地震出版社，1991年)透过这些文字，不难看到当时北京鲁班馆匠师对这本著作的巨大意义和核心作用。
王世襄（左）与祖连朋
在明式家具研究史中，王世襄是用心最苦，耗时最长的参与者，数十年坚持与隐忍，古今罕有。他影响了一个学科和一个行业，但他的能量仍是来自他尊重的匠人们。他曾说过，“那时候没人要，当破烂，贵的我买不起，便宜的我收回来，请人修，恭恭敬敬请教，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在其《明式家具研究》序言部分，他特意安排了一张与木匠祖连朋师傅的合照，俩人前面，是一把锯一只刨子。两人姿态，一蹲一俯，竟相放低身段。当代最懂得传统文化和传统工艺的大文人，如此尊重一位木匠老人，这是对匠师的高情厚谊，更是对传统匠作工艺的郑重敬礼。
在明式家具这个行当中，如果说王世襄先生与祖连朋师傅的区别，前者发乎自觉。后者来于自然，祖连朋自然而然与一个行业、一个制作的体系相联，那是世代的生活，他们的身后是庞大的匠作根系。
老一辈学者王世襄、杨耀常年以木匠为师友，耳闻手记，不耻下问，进而提炼粹取，从而成为古典家具研究的大家。任何一种“匠人之术”，都是一种坚实而深厚的文化，广博的匠作犹如淹藏在深深大海之中的冰山，各位文化高人仅是水面上的一角。当代实例启示我们理解古代。
隋代赵州大石桥，为世界上最早的敞肩券石桥，其结构之合理和设计之美丽，让同时期全世界的古桥都显得黯淡无奇。此等世界级建筑，到唐代时，人们已不记得它是匠师李春带人修建的。正如唐代张嘉贞《安济桥铭》所说：“赵州洨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迹。制作奇特，人不知某为。”
赵州桥石栏板 国博馆藏
同样，明式家具这个伟大的工艺的制造者的身份，几百年后也湮灭在历史的风烟中，“人不知某为”。王世襄说：“至于文献材料，因家具制作纯属匠师之事，文人学子不屑，也不可能作详实的记载”。(王世襄：《明式家具研究》，第155页)王先生此话，也是唐人李春之论的千年回音吧。
古代文化结构中，重道轻器，“百工之事，君子不齿”。 各种工艺制作的缔造者，在煌煌史籍中，永远是籍籍无名。轻视工艺和匠师是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的一大特点，工艺常常被歧视为“奇技淫巧”。史籍之中，对匠师技师的记载，远远少于医卜相巫和江湖之人。
清末重臣兼外交官、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李鸿章对中西文化感受深刻。1864年，他在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函中说：“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能学……盖中国之制器也，儒者习其理，匠人习其事，造诣两不相谋，故功效不能相并。艺之精者，充其量不过为匠目而止。”(李鸿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这段话点明了中国人学识与技巧之间缺乏配合的窘迫。
1914年，民国人权运动领袖和科学管理先驱杨杏佛发表了《科学与中国》一文，主旨是探讨“中国无科学”，为何近代科学不产生于中国，这也是后来著名的“李约瑟难题”的要义。“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杨文说：“中国社会之心理，重玄谈文学，自古已然。制造发明之人，生被玩物丧志之讥，死无名垂竹帛之荣。”并指出中国学者的空疏学风：“言哲理则虚无缥缈，不可究诘，观事务则拘守形迹，不求原理。”此文声动一时，至今已整整一百年，但对于当下明式家具研究的“玄谈”， 尤觉是有的放矢，振聋发聩，其现实的光芒，仍照亮着今天的迷津。
宗白华
一代美学大师宗白华在研究先秦艺术史后，认为当时匠师具有自觉的工艺思想，甚至发展出抽象度很高的美学。
宗白华说：“匠师内部早就自发地发展美学思想。如梓人为笋虡那段，在先秦工艺美术高度发展时，匠师在实践中的发挥得到宝贵的美学遗产。与老庄孔孟荀的美学思想，并为先秦美学之精粹。”(宗白华“中国美学思想专题研究笔记”，《宗白华全集》第三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宗白华把先秦工艺思想的价值，甚至抬到墨法诸家之上。”(祝帅：《宗白华对艺术设计的理论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8年2期)
只是到了当代，才有智者对古代匠人另眼相看，朱启钤、宗白华、梁思成、王世襄等人的治学实例，启发我们明了传统的“匠术”、“匠学”的强大底蕴和对当代学者的塑造能力。
笔者认为，包括古典家具在内的各类古代工艺制作的“匠学”、“匠术”，被中国知识界关注、研究，风云际会，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背景是现代西方科学体系登陆我华。
其身份和研究模式是：一批受过现代教育、致力复兴、弘扬中华文化的仁人志士，实地勘察实物，广搜博集实物及文献资料;求教“匠师耆宿，聆其所说”、“口传身授”;以西方现代科学体系作为记录、诠释的手段，探讨古代器物的内在规律。
五十多年后，王世襄著作的问世和引发的一系列反响，应该是三十年代这场观念革命之光的重新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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