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旅館劫槍
1955年10月16日，星期日，一個很普通的日子。可是，對於江蘇省松江專區公安處赴長春出差的便衣警察李奉元、倪堯祥來說，這一天卻讓他們終生難忘，因為，他們的佩槍竟然被人搶走了！
當時的長春，剛被定為全國十個省轄大市之一，下轄長春、頭道溝、南關、朝陽、二道河子、寬城子、興隆山、大屯、范家店、淨月十個區（後四個是農村區）。李、倪是頭一天晚間抵達長春的。松江公安處承辦的一起案件中，七個涉案對象的二十多名證明人都在東北，分佈於五個城市，長春是其中之一，共有五個證明人。李、倪奉命前來外調。
16日當天的調查比較順利，李奉元、倪堯祥按圖索驥找上門去，一連三個證人都是一找一個準兒。但那時的交通條件不方便，他們也沒有辦案車輛，出行要麼坐公交，要麼靠兩條腿，三處地方奔波下來，一天也就過去了，剩下的兩個證人只好明天再說。傍晚，兩人回到下榻的“友好旅館”，泡了茶，拿出路上買的煎餅和滷牛肉作為晚餐。這時，響起了輕輕的叩門聲。
李奉元去應門，門外站著一個二十六七歲的青年，個頭兒不高，一張胖臉白白淨淨，穿著一件左胸印著“友好”字樣的藍褂子——這是這家旅館的工作服，說話聲音透著一丁點兒尖細，自我介紹姓樊，是旅館的副經理。李奉元、倪堯祥辦理入住登記手續時曾向前臺服務員瞭解過，知道這是一家剛剛公私合營的企業，經理姓彭，是公方代表；副經理叫樊壽柏，是資方代表。樊壽柏的父親樊應坤就是這家旅館的創辦人，已經快六十歲了。公私合營時樊老闆提出提早退休，讓兒子接班。根據政策，這個二十六歲的小夥子就成了旅館副經理。現在，樊壽柏登門拜訪，李奉元不疑有他，當即把他讓進屋裡。
樊壽柏跟兩位警察說，自己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事，今天他值夜班，這會兒剛上班，問二人對旅館的服務是否滿意，歡迎提出寶貴意見，云云。李、倪二人自是說沒有意見。樊壽柏接著說，自己長這麼大，還沒去過江南，從旅客登記簿上得知二位同志來自松江，就冒昧前來打擾，聽聽他們說說那邊的風土人情。李、倪二人對對方的身份確信不疑，沒有往其他方面想，便隨口聊了起來。正聊著，走廊裡傳來腳步聲，有人在門口喊：“樊經理？”
樊壽柏說聲“抱歉”，返身把房門開了一條縫，問：“哪位？”
外面一個粗嗓門兒的男子說：“樊經理，有件小事找您說一下。”
樊壽柏應聲開門，幾乎是同時，旋風似的竄進來四個男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分別撲向李奉元和倪堯祥。樊壽柏則迅速把房門關閉，扣上門鎖保險。李奉元剛剛從公安學校畢業，雖然受過一些擒拿格鬥訓練，但公安學校的目標並非培養散打運動員，他那手本領不過三腳貓水平，對付尋常小賊還可以，猝不及防之下被兩條大漢夾攻，很快就被打趴下了。倪堯祥倒是當過兵的，在朝鮮戰場上跟外國兵肉搏過，搏鬥經驗豐富，因此，對付他的那兩個男子不但佔不了上風，其中一個還被他一拳砸倒。另一個倏地拔出了匕首，倪堯祥稍一愣怔，立即把手伸向懷間掏槍，卻被樊壽柏從後面撲倒。那個倒地的傢伙也爬起來了，三人一起動手，將倪堯祥制伏。
五名歹徒奪走了李奉元、倪堯祥的手槍，撕開床單把兩人手足捆綁、嘴巴塞住。臨走時，樊壽柏脫下了身上的那件藍褂子扔在地上。歹徒離開後，倪堯祥滾到門口，聽見外面有人走過，遂以頭撞門示警。終於，有旅客喚來前臺服務員。服務員用鑰匙開了門，見狀大驚，立即報警。
長春市公安局南關分局值班副局長郭鼎率刑警趕到“友好旅館”。郭鼎在旅館遇到的第一個人，就是旅館副經理樊壽柏。小樊上前兩步一把抓住郭鼎的手緊緊握住，急得臉都變色了：“郭局長，您一定得破了這個案子，還我清白！”
郭鼎這時只知道有兩位入住該旅館的外地同行遭到搶劫，還不知道作案經過，自是覺得沒頭沒腦。待到樊壽柏說明案犯冒充他作案的情況，這才明白是怎麼回事。刑警勘查現場時，郭鼎和警校實習生小朱在另一個房間跟兩個受害同行見面。李奉元、倪堯祥都是刑警，瞭解這一行的做法，作陳述時要言不煩，這使做筆錄的小朱還不至於手忙腳亂。
郭鼎來自山東老區，從事公安工作已有九個年頭，經驗豐富，思維敏捷。聽了兩個江南同行的陳述後，立刻下令封鎖旅館，所有人員只進不出，同時讓樊壽柏寫出不當班的其他旅館員工的姓名、住址，分別給其所在地管段派出所去電，要求派出所協助通知這些員工立刻來旅館集中，不得延誤。這時，刑警已經完成了現場勘查，情況並不樂觀。有價值的發現只有從現場提取到的幾枚指紋，是否與此案有關，那還要等待市局的技術鑑定。
被搶劫的是兩支手槍，而且案犯作案時對受害人身上的錢包、手錶等財物不屑一顧，顯然說明他們準備用搶劫到的手槍進行更為嚴重的犯罪。考慮到這一點，郭鼎立刻給市局總值班負責人打電話報告了情況。
長春市公安局對該案甚為重視，指派市局刑偵處的莫鐵星科長前來指導偵查。莫科長向郭鼎傳達了市局領導及南關分局劉局長的指示，立刻組建專案組對該案進行偵查，力爭儘快破獲案件，抓獲案犯，追回被劫手槍。專案組長由郭鼎擔任，另幾名成員包括南關分局隨郭鼎出現場的刑警關思和、騰海飛、夏初秋和莫鐵星帶來的助手、市局刑警張斯勇，莫鐵星不任職務——這意思其實就是代表市局前來督辦該案的。
接著，郭鼎和莫鐵星就該案情況交換意見，認為眼下需要弄清楚以下幾點——是否有旅館員工或者其他旅客看到過這兩撥案犯（假樊壽柏和稍後進入現場的四個）？案犯是通過什麼途徑獲知李、倪二人身份以及他們隨身攜帶了手槍這些信息的？案犯怎麼知道旅館副經理樊壽柏當晚值班，那個冒充樊壽柏的案犯是否跟旅館某個員工有關係？假樊壽柏所穿的那件印有“友好旅館”字樣的工作服是從哪裡獲取的？
不當班的員工接到派出所的通知，陸陸續續趕到旅館。包括莫鐵星在內的六名專案組成員分別向員工和旅客瞭解上述情況。“友好旅館”連同正副經理在內一共有十七名員工，當天下榻的旅客有四十八人，刑警找這些對象一個個聊下來，還是要費一些時間的。等到全部談完，已經是晚上九點過後了，彙總情況如下——
“友好旅館”是一幢二層樓房，前面有一個院子，供旅客散步和晾曬棉被、衣物。院門的位置跟尋常建築物不同，開在院子的左角，進門後沿著左側圍牆穿過院子，就是旅館客房樓的大門，入內即是前臺。但這並不是客房樓唯一的進出口，在樓房另一側盡頭也有一道大門，同樣可以出入。當初這樣設計可能是出於旅客進出方便，但也給歹人混入旅館提供了便利。
據前臺當值的服務員郝秋水說，她下午五點接班後一直待在櫃上，一刻也沒有離開過，除了住宿的旅客，沒有其他人進來過。而據旅客王某、程某反映，他倆傍晚從外面回來時，看見一個胖子青年揹著手在院子裡溜達，穿一套藏青色卡其布中山裝，頭上戴著一頂黑色呢便帽——這身裝束，正是那個假樊壽柏作案時的穿著，只不過上衣外面套了一件藍色旅館工作服。至於後面四個案犯是怎樣進來的，則沒有人看到。不過，案犯逃離現場時倒是有不止一人看見，都說是從右側樓門出去的，步履匆匆的樣子，但並沒有人跟作案聯繫起來。
旅館裡包括樊壽柏本人在內的全部員工都說並不認識那五個案犯，也未向其他人透露過旅館內部或者旅客的信息，更沒有人向他們打聽過此類信息。至於假樊壽柏作案時穿的那件旅館工作服，經辨認是旅館服務員老秦的。他今天輪休，昨天下班前把工作服洗了晾在院子裡，準備第二天上班時穿的，沒想到被假樊壽柏拿來當道具了。但刑警估計這應該不是什麼順手牽羊的動作，而是事先策劃好的一個環節，否則潛入現場後沒有工作服穿怎麼辦？搶劫對象是公安人員，假樊壽柏沒穿工作服就直接叩門進去，光憑一張嘴蒙得了人家嗎？
這時，“友好旅館”的上級單位南關區飲食服務公司值班領導接到報告後趕來了。領導姓趙，不久前剛從部隊轉業，在區飲食服務公司擔任黨支部書記。趙書記曾當過偵察兵，儘管跟刑警職業不同，但腦子還是蠻活絡的，考慮事情細緻周到。聽刑警簡單介紹過案情，他分析說，案犯獲取相關信息應該有兩條渠道，一條是從旅館這邊獲取，另一條是松江那邊有人跟兩位外調人員過不去，或者是想阻撓調查什麼的，就一路跟蹤過來，弄清楚他們下榻在“友好旅館”後，僱傭長春當地人對他們下手。武器是軍人的生命，公安人員雖然不是軍人，但丟失武器乃是大事兒，回去是要受處分的。所以，這會不會是松江那邊的犯罪分子針對二位外調人員作的案？
二、金哥其人
回到分局，專案組六人對偵察兵出身的區飲食公司趙書記的猜測進行了討論，即松江當地的不法分子指使長春這邊的案犯對李奉元、倪堯祥實施搶劫，最後一致排除了這種可能。此時距長春解放已經七個年頭，社會治安日趨良好，成幫成夥的刑事犯罪分子基本絕跡；即便有某個公安機關尚未掌握的團伙正在醞釀出籠，距長春數千公里之遙的江蘇松江的不法分子又怎麼會知道？這種可能性不是說絕對沒有，但目前來講，專案組刑警認為還是應該盯著直觀的、一想就通的疑點調查。
所謂“直觀的、一想就通的疑點”，就是案情分析中大夥兒提出的那些問題，比如，案犯怎麼知道李奉元、倪堯祥來自松江公安處？李、倪二位身穿便衣，手槍是掖在懷裡的，從松江到長春一路上從未亮出來過，案犯怎麼知道他們帶著武器？“友好旅館”的值班安排並不公開張貼，只是由經理每月一次在自己的工作手冊上寫好後分別通知當班人，同事之間如果互相不打聽，也未必知道誰哪天值夜班，可案犯怎麼就知道了？等等。
案發次日上午，一干刑警再次前往“友好旅館”，就上述疑點跟員工一一接觸，對昨晚已經詢問過的問題進行細化調查。結果，從前臺服務員郝秋水那裡瞭解到一個情況。
郝秋水二十出頭，其兄郝冬雪原是“友好旅館”的茶房。1951年，人民政府動員愛國青年保家衛國參軍入伍，赴朝打擊美國鬼子，二十一歲的郝冬雪參加了志願軍。出征前夕，樊老闆特地在旅館設席為郝冬雪餞行，當眾宣佈待郝冬雪復員回國時，如果還想在“友好旅館”幹，一定給他留一個崗位。沒想到，1953年夏天郝冬雪在朝鮮犧牲了。今年“友好旅館”醞釀公私合營時，樊老闆想起自己當初的承諾，尋思郝冬雪成了烈士，不能回旅館工作了，但他的家人是不是都有工作呢？於是，郝冬雪的妹妹郝秋水就成了旅館的一名正式員工。
郝秋水是8月間上班的，到前天剛好兩個月。第一個月由老員工帶，第二個月就放單飛了。她知道自己上崗時間不長，經驗有限，想做好這份服務工作，就要在細心、耐心、和藹可親上下功夫。那天她接待李奉元、倪堯祥時，看兩人出示的工作證是江蘇省松江專區公安處的，知道兩人是警察，在登記時便問：“本店有為旅客保存貴重物品的服務，您二位有什麼貴重物品需要保存的嗎？”見那二位搖頭，姑娘又提醒了一句：“你們帶槍了嗎？手槍也可以保存的。”
李、倪兩人被逗樂了，說你這姑娘有趣，手槍是貴重物品不假，但更是武器，哪有把自己的武器交給別人保存的？那還不如不帶出來，留在公安處不是最安全？
這話雙方說說應該不算什麼，問題是，郝秋水回憶下來，當時前臺靠牆的那張長木椅子上還坐著另一個旅客。“友好旅館”有伙房，向旅客提供早中晚三餐，需要用餐的旅客可以在前臺買飯票菜票。該旅客就是來買飯菜票的，他過來剛對郝秋水道明來意，李奉元、倪堯祥兩人正好進門說要住旅館。郝秋水要給他們登記，就請那位旅客坐在一邊稍候。現在，郝秋水回憶起了這個情節，那位旅客就成為專案組刑警需要特別關注的對象。那麼，這人姓什麼叫什麼？從哪裡來的？現在人呢？
郝秋水把旅客住宿登記本拿到櫃檯上，翻給刑警看：“喏，這頁上記著的，他叫柳明貴，吉林省永吉縣供銷社幹部，住口前鎮供銷社宿舍，是來長春出差的。”
刑警立刻致電永吉縣供銷社，查詢是否有奉派出差長春的柳明貴其人。接電話的人說本單位從未有過這麼一個人，問明對方是長春市公安局刑警後，又主動告知了一個情況：一個月前，縣供銷社辦公室遭到撬竊，被竊的物品中有半本空白介紹信，都是蓋了公章的。不過，介紹信都有編號，被竊的那些介紹信編號的最後兩位數字均是70以後。刑警一翻旅客登記，柳明貴用來住宿的那紙介紹信的編號末二位數字是72，由此斷定這傢伙所用介紹信是永吉縣供銷社的失竊物品之一。
接下來就要調查這個叫柳明貴的傢伙是否跟搶槍案有關。旅館方面說，此人在10月14日下午三時許入住，說是來長春出差的，但並沒看見他到外面去過，一直待在旅館裡，有時來前臺坐坐，跟郝秋水有一句沒一句地閒磕牙；或者去旅館食堂，讓大師傅炒上幾個菜，邀其一起喝酒聊天。郝秋水曾問過他住下後怎麼不出去辦事，他說自己的差事需要兩個人去辦，他在等另一個同事。刑警跟大師傅聊下來，得知柳明貴確實向他貌似隨意地打聽過旅館內部的情況，他呢，喝著人家的酒，自然有問必答，但因為酒喝得有點兒多，此刻讓他回憶究竟問了些什麼答了些什麼，他早就想不起來了。
旅客住宿登記本上記載，柳明貴10月14日下午入住，10月16日上午退房離開。當時郝秋水隨口問過一句：“您等的同事沒來？”對方說已經來了，住在另一家旅館，讓他過去會合，所以他退房了。當天傍晚，“友好旅館”就發生了搶劫案。據目擊幾名案犯離開的旅客和服務員反映，柳明貴的體態特徵跟其中一個比較相像。
專案組分析，這個團伙一個月前在永吉作案，又利用在永吉的供銷社竊得的介紹信掩蓋身份，在長春作下了這起案子。目前難以確定的是，這個犯罪團伙究竟是長春的還是永吉的，抑或其他地方的流竄犯。他們在長春搶了兩支手槍，警方是沒法兒對這類贓物進行布控的，那麼，他們在永吉縣供銷社盜竊了些什麼呢？對這些贓物布控，也許會查到線索。10月18日，刑警關思和、騰海飛奉命前往永吉，對一個月前的那起竊案進行調查。
永吉縣公安局刑警隊介紹，供銷社那起竊案發生於9月17日夜間。那天是星期六，供銷社按例留一個幹部值班，加上傳達室負責看門和收發的鐘老頭兒，一共兩人。供銷社設在一所廢棄的廟宇內，四周都是二人高的磚砌圍牆，進出就是山門。供銷社的職能比較單一，一般說來，夜間和節假日輪值的幹部比較省事兒，諸如縣委縣政府下指示調撥搶險救災物資之類的緊急情況，一年也輪不上一次。所以，幹部也好，門房也好，晚上值班就是睡覺，這已經是多年來形成的習慣了。可是，這天晚上卻出了事兒。
當晚輪值的是來縣裡蹲點調研掛職供銷社副主任的省商業廳幹部宋浩，不過二十多歲，是東北解放後參加工作的。六點多到崗後，他在傳達室跟鍾老頭兒抽菸喝茶聊了一陣，然後去自己的辦公室聽收音機。八點半聽完喜愛的戲劇節目，把鋪蓋打開，去外面轉了一圈，各處都查看一下，就睡覺了。
睡到下半夜兩點多鐘，宋浩醒了。不是自然醒的，而是被冷風吹醒的。9月中旬東北的天氣，白天氣溫還比較溫和，到了深夜，去戶外待著的話，只怕要披件棉衣了。這時候晚上睡覺都得把門窗掩上，不關嚴不要緊，但敞開著肯定是不行的。宋浩體質比較弱，睡前是把門窗都掩上的，醒來一看房門開著，不禁有些奇怪。再一想更不對了，即使房門打開了，也不至於有冷風吹進來呀，外面走廊兩頭的門可都是關著的。他越想越不對頭，遂起來查看。燈一打開，根本用不著出門他就明白了——屋裡進過賊了，辦公桌的抽斗都開著呢！
縣供銷社這次遭竊，整個兒單位上上下下二十多名幹部每個人的辦公桌抽斗、櫥櫃門統統被撬，凡是有錢鈔、糧票、布票或者其他值錢物件諸如照相機、手錶等放在辦公室的，一概落入賊手。財務室損失最大，三百多元公款悉數被竊，同時失竊的還有那半本空白介紹信。幾枚公章倒是倖免於難，正好縣裡通知讓各單位換公章，白天時統一送往公安局了，否則公章落入賊手，還不知要生出什麼事來。
報案後，縣公安局刑警隊正副隊長、指導員悉數出動。根據現場的指紋、腳印判斷，案犯至少有三人。其作案方式並沒有什麼技術含量——在倚靠後圍牆而建的食堂伙房的牆壁上打了一個直徑五十釐米的洞，鑽洞而入，作案後循原路逃離現場。縣局刑警將獲取的指紋與之前曾被打擊過的案犯的指紋進行比對，發現其中一個指紋與一年多前因盜竊、搶劫被判處十年徒刑的流竄犯陳望富相同。縣局急電勞改農場，對方告知該犯於兩個月前越獄脫逃，農場方面已經進行過一輪追捕，沒有發現他的蹤跡，既然這廝又犯下了新的罪行，那就煩請永吉縣警方將其緝拿歸案，到時老賬新賬一起算。
對方的意思，明顯是要“卸肩”，永吉的刑警們哭笑不得。可是沒辦法，誰讓新案子發生在自己這邊呢？刑警隊派出五名刑警組成專案組，折騰了半個多月，卻是毫無收穫，連布控贓物也沒撈到一絲一毫的線索。這時，永吉縣接連發生了兩起惡性刑事案件，刑警隊人手短缺，縣局領導只好決定暫時擱置該案。
關思和、騰海飛返回長春後，立刻把永吉警方提供的陳望富的照片拿到“友好旅館”，請松江公安處的兩名民警辨認，二人一眼就認出，陳望富即是衝進房間的四名案犯之一。與此同時，市局技術室將永吉警方提供的陳望富的指紋與旅館現場遺留指紋進行比對，確認同一。專案組當即開會研究對策，決定同時採取兩個措施，一是對永吉縣供銷社失竊的財物進行布控，二是發揮“耳目”作用，收集外地來長春作案的流竄分子的情報。
僅僅過了一天，刑警夏初秋的“耳目”就提供了關於陳望富的信息。大約十天前的中午，曾有人看見長春本地一個人稱金哥的傢伙，請一個道上綽號“黑手”的主兒在“六合樓”吃飯。兩人選的位置是這家飯館二樓角落的一副小座頭，點了四個菜、一瓶白酒。夏初秋聽著心裡一陣激動——根據永吉警方提供的信息，“黑手”正是陳望富的綽號。據說這傢伙心毒手黑，下手時毫不留情，不管搶劫、盜竊，都是洗劫一空，不留分文。
要找到“黑手”，先得跟那個金哥接觸。專案組隨即著手調查金哥其人，接觸了若干個經常在社會上混的地痞流氓、黑道分子以及目前因犯事兒被關押在看守所的傢伙，竟然收集到三個不同的版本——
其一，說此人姓金，三十來歲，偽滿時期曾當過警察，東北解放後坐過牢，刑滿釋放後無業，生活來源基本是靠那些後出道的小混混兒“孝敬”；其二，說此人以前去過日本，日語說得不錯，參加過偽滿軍隊，聽說跟日本特務機關也有勾搭，東北解放後被人民政府關了一年多。後來他去深山老林挖棒槌，挖到過幾棵高品相的，發了點兒財，以此為本錢跑單幫做起了倒兒爺，把關外的藥材、土產販到關內，又把關內的衣服、收音機、自行車之類販到關外，據說生意不錯；其三，說金哥並不姓金，而是姓崔，曾跟朝鮮族人混過很長一段時間，一口朝鮮話非常流利，還會說日語。之所以稱其“金哥”，是因為此人出手闊綽，揮金如土，嗜色如命。至於他的錢鈔是從哪裡獲得的，那就說不清楚了。只知道此人腳踩黑白兩道，合法非法的錢都要撈。
各種說法莫衷一是，真假難辨，專案組一時不得要領。但老刑警郭鼎、莫鐵星都斷言，凡是揮金如土、嗜色如命的傢伙，別說在當今新社會了，就是在舊時黑道上也混不長久，所以，這人肯定會栽跟斗，而且栽得很重。正準備進一步查摸時，又有“耳目”報來一個令人吃驚的情況：金哥有手槍！
兩天前，頭道溝區有個叫袁冬玲的妖嬈妞兒，穿著一身時髦服裝和兩個小姐妹一起逛街，臨末進了一家餃子館。要的水餃剛送上來還沒吃時，旁邊不知怎麼冒出一個乞丐，袁冬玲掏出兩分紙幣施捨，乞丐沒收，只是在旁邊擤鼻涕、乾嘔、吐唾沫。這番連環套做出來，袁冬玲三位哪裡還有胃口吃水餃？一個女伴一怒之下，揮手撩了乞丐一記耳光，把水餃倒入泔水桶，三人憤然離去。
不料乞丐是專業水平，他們經得多，早就總結出了一套經驗，行乞也有預案。一個乞丐進門行乞，門外還有兩個。如若那套把戲有效，弄得袁冬玲三女噁心得起身而去，桌上的三份水餃就是他們的午餐了。但眼下是另一種情況，他們也就隨機應變。外面兩個乞丐見三女離去，立刻尾隨其後。三女去了另一家飲食店吃麵條，乞丐沒有招惹，在外面耐心等候。吃過麵條出門，他們繼續跟蹤，一直跟到袁冬玲的家門。
認準門頭，乞丐開始行動了。好傢伙！一下子來了十多人，也就轉眼工夫，袁家的大門上已經塗滿了糞便汙物，臭不可聞。袁冬玲自己還不知道已經著了道兒，聽見鄰居在外面一陣驚呼，開門出來一看，不由大驚失色。鄰居通過居委會報告了管段派出所，戶籍警來看了看，知道這是因為得罪了乞丐，但也無可奈何。乞丐一直是城市的頑症痼疾，即便是現在，也沒辦法根治，何況是六十年前。那年月，別說戶籍警了，就是分局治安部門也管不了這種事兒。袁冬玲也知道警察解決不了，遂決定自己想辦法，非要出這口惡氣不可！
為此，她去找了新結交的男友金哥。金哥長期在道兒上混，對丐幫自是瞭解。他立刻讓人給丐幫捎話，讓他們去苦主那裡放煙花爆竹賠禮道歉，否則……大家都是道兒上人，後果就不說了。當時長春市區的乞丐人數不算多，也就一二百號，以區為界自然形成六個幫夥，幫夥的老大互相之間有聯繫，以便遇到大事可以聯手行動。現在，長春道兒上有點兒名氣的金哥發話了，袁冬玲住處那一片的頭道溝丐幫老大有點兒緊張，於是跟其他五個老大通氣，商量此事該怎麼辦，是乖乖就範登門賠禮道歉呢，還是另謀解決方式。諸老大商量下來，決定糾集全市乞丐中能打善斗的主兒，約個時間，跟金哥鬥上一回。
諸老大之所以作出這樣的決定也是有原因的。他們認為解放已經五六年了，人民政府對金哥這樣的黑道勢力與對丐幫的處置方式是不同的，前者是打擊，抓住了依法懲辦，該殺的殺，該判刑的判刑，那是敵我矛盾；後者是勸告、收容、安排出路，反反覆覆不聽的，這才抓進去，但也不送看守所，跟法院監獄更不沾邊，而是送農場強制勞動——當時勞教條例尚未頒佈，這種勞動名曰學習，其實就是勞教，不過那是人民內部矛盾，這是文件上寫明瞭的。所以，丐幫諸頭領認為金哥不敢為這點兒區區小事真的跟丐幫幹起來。
丐幫還是通過那個捎話人把他們的意思傳給了金哥，當場得到迴音：“行啊，今晚在清真寺西衚衕口大銀杏樹下見面，你們來幾位隨便，我就單身赴會。”
當晚，丐幫調集得力人手，一下子集中了三十人，各帶匕首、鋼管、石灰包之類。趕到約定的地點一看，大家都愣了！金哥還真的是一個人來的，穿著一件毛嗶嘰黑色夾風衣，頭戴黑色禮帽，下著薄呢馬褲，足蹬高幫皮靴，儼然一個小開模樣，雙手插在兩側的衣袋裡，若無其事地吹著口哨。這一幕使丐幫諸老大吃驚不小，連忙轉頭四顧，懷疑這主兒是不是在周圍埋伏了大隊人馬。金哥見他們駐步不前，微笑著招手：“不是來了嗎？怎麼不過來呢？過來咱嘮嘮。”
到這當兒，諸老大已是進則不穩，退則不妥。互相使個眼色，示意身後那群跟班留在原地，他們幾個才走上前去，來到距金哥三米處時，齊齊站定，但誰也沒有開腔。倒是金哥又開腔了：“諸位老大來了，很好，我的話已經捎過去了，想必你們已經明白了我的意思。現在你們帶這麼多人過來，是想打群架？這就給政府添麻煩了，也是給新社會抹黑，我覺得不妥。這樣吧，咱們能不打就不打，一定要動手，那就舉手不留情了。不過呢，在這之前，我先給各位看樣東西……”
說著，他把插在衣袋裡的雙手抽出來。五位老大定睛一看，臉色倏變，就像聽見有人喊口令似的，齊嶄嶄地退後一步——對方手裡亮出的竟是兩把手槍！
“金哥”把雙手重新插進衣袋，臉上笑意不減：“怎麼樣？各位意下如何？”
五位老大知道這場架打不了了，這邊敢動手，對方就敢開槍。槍一響那還了得，那是要死人的！事主頭道溝區的丐幫老大關狗兒知道這當兒自己不說話不行了，於是抱拳作揖，說了幾句場面話，答應按照金哥的意思辦，明兒一定去袁姑娘府上放鞭炮賠禮道歉。
昨天午前，果然有三個乞丐到袁冬玲家門口放了鞭炮。這場糾紛就這樣解決了。
這條情報使專案組眾刑警吃驚不小。難道那兩支被搶的手槍在金哥手裡？十來天前金哥在“六合樓”請陳望富吃飯商談的就是搶劫手槍之事？專案組諸君都意識到，看來，要會會這位金哥。
三、車伕的遭遇
對於警方來說，查找金哥的下落不算難事，只要找到那個姓袁的姑娘就行了。10月22日，袁冬玲被管段派出所傳喚，去了才知道原來是專案組刑警找她問話。她承認正在跟金哥處朋友，將其瞭解的金哥的情況和盤托出——
金哥名叫金鎖定，今年二十九歲，父親是漢族，母親是朝鮮族。金鎖定並沒有當過偽滿警察，跟日本人也沒有什麼牽連。當過偽滿警察並與日本特務機關有聯繫的是其胞兄金鎖城，早在抗戰勝利後就被處決了。金鎖定家境優越，書讀得比較多，有高中畢業文憑，先後在銀行、商行、舊政府、醫院幹過，還給蘇軍當過一段時間的翻譯，但每一行乾的時間都不長。
1952年前後，他結交了五六個黑道人物。那些傢伙不是善主兒，一個個都比狐狸還狡猾。為了讓金鎖定掏錢供他們揮霍，他們故意在江湖上把金哥的名頭抬出來，為其憑空編造出許多“輝煌事蹟”。這樣一來，道上都把金哥吹得神乎其神，甚至在警方那裡都榜上有名，可要認真查起來，卻找不到他的什麼劣跡。
金哥有過一次婚姻，但1948年長春解放時，他的新婚老婆被人拐走了。目前他是單身，當然，他身邊從來沒少過女人。最近，他正跟袁冬玲處朋友，兩人談得還不錯，因此他把自己以往的情況跟袁冬玲說了不少。袁冬玲告訴刑警，她已經決定嫁給金哥。
刑警在婚戀問題上沒有發言權，他們關心的是金鎖定的下落。對此，袁冬玲卻說不上來，她說自己沒去過對方家。那麼，平時二人怎麼聯繫呢？袁冬玲說金哥家有電話。
有電話號碼就好辦了，刑警很快從郵電局查到金家的地址，作了一番佈置。然後，讓袁冬玲打了個電話把金鎖定叫出來，順利拿下。當場搜身，身上沒帶槍。把人帶到分局後，刑警訊問的第一句話就是：“你那兩支手槍呢？”
金鎖定說在他臥室的寫字檯抽斗裡放著呢。刑警立馬驅車前往金家，那年月，警察執法通常連工作證也無須出示，搜查證當然就更不用了。打開臥室抽斗一看，果然放著兩支手槍。可是，一拿起來怎麼這樣輕呢？再仔細一看，竟是兩支製作得幾可亂真的玩具手槍！刑警第一個反應就是這是案犯事先準備好的，以防警方發現他有手槍，憑此可以矇混過關。隨即，刑警對金家進行全面搜查，卻什麼可疑物品都沒有發現，更別說手槍了。
返回分局再審，金鎖定解釋說他就是用這兩支假槍嚇退丐幫諸老大的。他根本沒有手槍，也知道非法持槍是要被政府懲辦的，哪兒敢弄槍呢？而且，他絕對是良民一個，凡是政府不讓做的事兒，他都不會去做。至於黑道上的傳聞，那純是人家拿他開涮。刑警問：“你跟‘黑手’在‘六合樓’吃飯，有這事兒嗎？”
金鎖定坦然承認：“有。可我以前不認識他，更不知道他是逃犯。這傢伙來到長春後，找了個以前熟識的道上朋友，讓人家給我捎話，說他是遠道而來，特地拜訪，不為別的，就為當面一見。我這個人虛榮心強，人家這麼抬舉我，不見個面說不過去，就在‘六合樓’請他吃了頓便飯。”
“吃飯時都聊了些什麼？”
“都是道上的見聞，他說我聽。”
“沒聊到長春？”
“聊到過，他對長春很熟，所以我也沒多說。臨末他向我借錢，我就給了他三十元，然後就分手了。”
專案組對金鎖定的情況以及他跟“黑手”陳望富的接觸情況進行了調查，10月23日晚，幾人彙總結果，初步得出結論：金鎖定的供述內容屬實，這人跟“友好旅館”搶劫案沒有關係。
如此，就只好另闢途徑開展偵查了。次日上午，一干刑警剛剛集中一處準備研究案情，忽然傳來消息，長春區發生一起持槍搶劫案！跟著，市局的電話也打過來了，指令專案組前往現場參與勘查，如果該案作案人即是在“友好旅館”搶劫松江公安處民警手槍的那夥案犯，應串案並偵。
這起搶劫案發生的時間似乎不合黑道作案常規，竟是在上午八點過後發生的。苦主名叫耿連忠，是個三輪車工人；其妻莊秀鳳無業，照料子女從事家務之餘，在自家門口擺個攤頭，出售香菸火柴等小雜貨。這對夫婦一共生了五個子女，這在如今的城市裡是不可思議的，但在1955年時並不少見。當時政府主張“人多力量大”，號召百姓多生多育，生三個孩子以上的還被授予“光榮媽媽”稱號，享受育兒津貼。不過，生五個孩子，畢竟吃飯的嘴多，像耿家這樣的，經濟壓力是比較重的，這對夫婦的日子一直過得緊巴巴的。好在，近日他家獲得了一份意外之財——
那是七八天前，有一對歸國探親的華僑夫婦和在長春的親戚大大小小六七口去百貨大樓購物，這華僑自己也帶著一個三歲男孩兒，屬龍的，乳名就叫龍兒。到了百貨大樓，一干人擠在櫃檯前挑選絨線，一不留神龍兒溜開了。孩子走沒多遠，遇見一個職業拐賣兒童的河南男子，見龍兒獨自一個走來走去，尋思機會來了，當下便上前施展“拍花”手段，一瞬間就把龍兒麻倒，抱起就走。大人發現龍兒不見了，自是著急，於是分頭尋找，華僑夫婦更是急得扯開嗓門大叫“龍兒”。有顧客曾經在樓梯上遇見一個男子抱著一個男孩兒下樓，過來一說，大夥兒情知不好，趕緊出門尋找，哪裡還有那小寶貝的影子？華僑太太當場哭倒在地。百貨大樓的工作人員弄清情況後，建議家屬立馬去派出所報案。
一行人心急火燎趕到派出所，沒想到龍兒竟在那裡，只是陷入了沉睡狀態，呼之不醒，民警正打電話叫救護車呢！
原來，那男子抱著孩子出了百貨大樓，生怕家屬追趕，看見馬路對面有輛空三輪車，立刻叫停。騎三輪車的正是耿連忠。耿連忠幹這一行已經十八年了，可謂見多識廣，當下心裡便起了疑。這男子上車後就慌慌張張讓去火車站，而且要快，卻什麼行李都沒帶；再瞧這孩子昏昏沉沉的樣子，像是遭了“拍花”。去火車站是要經過派出所的，耿連忠馬上作出決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拐進派出所院裡再說！
到了派出所大門口，三輪車剛停下，那男子立刻意識到大事不妙，驚叫一聲，放下龍兒跳下車就逃，轉眼工夫就消失在人群裡了。好在孩子給截下了，派出所民警斷定這是一起拐童案，立刻打電話向分局報告。見龍兒沉睡不醒，接著又聯繫醫院。就在這時，一干家屬哭哭啼啼趕來報案了。
華僑夫婦聽民警介紹了情況，拉著耿連忠的手再三稱謝，還拿出一千元鈔票硬塞給老耿。那個年代，一千元人民幣對於耿連忠這樣的家庭來說是一筆鉅款了。當時社會上像耿連忠這樣家境的市民有的是，新社會提倡勞動光榮、自食其力，又斷絕了炒股票、私人開公司等投資途徑，所以不管老百姓還是當官的，基本沒有發橫財的機會，除非遇到繼承海外遺產之類的奇蹟。按照1955年的物價水平，一千元鈔票可以在長春市內買一套可供一家五口居住的半新房屋。
這事兒如若放到現在，而且涉及“一套房子”這樣的敏感詞彙，很有可能被新聞媒體捕捉去，互聯網當然更是不消說。但那時候的新聞界不可能捕捉這種新聞，新社會提倡的是做了好事不留名，當無名英雄，收受好處而且一下子收了一千元，那不但不叫做好事，還有“不勞而獲”之嫌。因此，長春市的報紙、電臺（電視臺還沒有問世）定然不會予以關注。
不過，正規渠道不報道，不等於社會上就不傳播了。甚至正是因為沒有正面報道，坊間傳播得反而更加起勁。這種“路邊社”的新聞更容易發酵，每個參與者都自由發揮想象力，不斷添油加醋，經過數輪茶餘飯後的擴散，傳到這起持槍搶劫案的作案者耳朵裡的時候，一千元已經變成了三千元，那誘惑力自然也就更強了。
這天上午，耿連忠與往常一樣，吃過早飯就蹬著三輪車出去了。然後，三個已讀書的子女也去上學了，留下兩個學齡前的孩子跟著女主人莊秀鳳在家裡。莊秀鳳收拾了飯桌，把鍋碗瓢盆什麼的都洗乾淨，正準備在家門口擺小攤頭時，突然來了五個男子。其中三個直接進了門，兩個留在門口。為首那個掏出一把糖果遞給兩個孩子，由另一個男子哄著帶進廚房。
這些人不請自入，而且視她這個女主人如空氣一般，儘管給了孩子糖果，彷彿表示了一些善意，但莊秀鳳還是有些生氣，畢竟這是自己家呀。剛要開口詢問，只見為首者把手伸進了那件黑色列寧裝的衣袋，再掏出來的時候，手裡已然握著一支手槍！
莊秀鳳驀地一驚，還沒來得及叫出聲，背後有人捂住了她的嘴，同時，後腰被一樣物件頂得生疼，顯然也是手槍。為首的男子說話倒是很和善，就像公私合營伊始在商店裡親自站櫃檯接待顧客的資方代理人：“大嫂，千萬別激動，否則今天大家都不好收場。我們把你放開，但你也別喊叫，行嗎？”
莊秀鳳知道這個時候要是亂喊亂叫，惹惱了這夥人，不但自己危險，孩子怕是也要受牽連，只得連連點頭。待後面的人鬆開了手，她喘了口氣：“您……幾位要幹什麼？”
“沒什麼了不得的大事兒，只是想請大嫂把剛拿到的那三千元錢借給弟兄們。”
莊秀鳳脫口而出：“哪有三千元啊！只不過才……”待意識到說走了嘴，已經來不及了。
旁邊的一個男子逼問：“錢放哪兒了？請大嫂交出來！”
莊秀鳳只是搖頭。為首的那個又開腔了，可能是怕嚇著了孩子，語調依舊比較平和：“大嫂如果不交，那我們只好搜一搜。弟兄們手腳都比較重，可能會損壞你們的傢俱，請大嫂千萬別見怪。”說著，衝周圍幾個人一努嘴，“那咱們就自個兒動手吧。”
莊秀鳳萬般無奈，只好說：“我拿給你們就是！”
“大嫂識時務，咱們也不為難你，就把錢借走，其他東西一律不拿。”
莊秀鳳打開櫃子，裡面只有一千元。案犯不信，莊秀鳳再三解釋無效，他們乾脆自己動手搜查。所有上鎖和不上鎖的櫥櫃箱籠都一一打開，裡面的東西全部翻出來，當然不可能搜出傳說中的另外兩千元，折騰一通，案犯只好作罷。臨走時，為首者對莊秀鳳說：“大嫂，報不報案隨您便，報了案公安也抓不著我們，不信，走著瞧！”
專案組刑警趕到耿家時，分局刑警隊的人已經先到一步。專案組一干刑警一到，大夥兒立刻分頭行動，勘查的勘查，跟苦主談話的談話，還有幾個訪查眾鄰居。從現場提取到的指紋、腳印以及苦主、鄰居對那夥案犯外貌的描述，足以表明他們就是在“友好旅館”向松江民警下手的傢伙。
於是，根據市局指令，這起搶劫案與“友好旅館”搶槍案串案並偵。區分局刑警隊調了三名刑警景小泰、李金髮、黃河帆參加專案偵查，專案組負責人不變，仍是郭鼎和莫鐵星。
四、可疑的胖女人
當天下午，專案組開會分析案情。之前曾疑惑案犯搶劫松江公安處民警的佩槍是否是因為他們之間有什麼過節，現在，根據剛剛發生的這起搶劫案判斷，案犯搶劫松江民警的佩槍，其動機純粹是為了獲得武器後實施更加嚴重的犯罪，他們之間並無瓜葛。如此一來，大夥兒都暗暗鬆了一口氣，這就不需要大老遠的跑到松江去外調了。
繼續往下分析，第一個需要釐清的問題是，案犯把住在“友好旅館”的兩位松江民警作為目標，是偶然決定的呢，還是事先有預謀？如果是前者，即他們本打算到“友好旅館”隨機挑選旅客作為目標實施搶劫，剛巧注意到兩位攜槍警察下榻於此，於是臨時改變計劃，向公安人員下手，那麼，調查起來就有點兒無從下手；如果是後者，即他們事先知道兩位公安人員的行蹤，就是奔著搶槍去的，那麼他們是如何選中該目標的就是一條可以追查的線索了。
另一個需要釐清的問題是，案犯對耿家下手之前，當然需要對耿家成員的日常活動規律有個瞭解，如果不擇時段想上門就上門的話，耿家全家大小七口，案犯就不得不考慮一下是否控制得住局面。耿家的住所面對著大街，左右鄰居就隔著一道牆，一旦有什麼異樣動靜驚動了鄰居，別說案犯有兩支手槍了，就是有一挺機槍也沒用。那麼，案犯是通過什麼手段對耿家進行踩點的？調查清楚這個情況，也許就可以摸到案犯的蛛絲馬跡。
還有一件事，就是要以專案組的名義向領導遞交一份緊急報告——鑑於案犯有槍，而且作案目的比較明確，那就得提防他們持槍搶劫銀行或者去銀行存取款的客戶，建議市局迅速通知各銀行（儲蓄所），並安排相關地段的轄區派出所加強巡邏防範。
會議結束，眾刑警隨即根據分工各自開展工作。刑警關思和、騰海飛去了“友好旅館”，調閱了旅客住宿登記本，重點是搶槍案發生前幾天入住該旅館的旅客，並跟旅館服務員個別交談，詢問這些旅客中有沒有表現異常給服務員留下深刻印象的。問了一圈，沒人能提供什麼有價值的線索，那些入住的旅客也都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地方，即使是持永吉縣供銷社介紹信登記入住的案犯“柳明貴”，如果不是前臺服務員郝秋水偶然記住的那個片段激活了大夥兒的記憶神經，恐怕也沒人會留意。
關思和、騰海飛只好把旅客的登記資料全部抄錄下來帶回分局，根據上面留下的單位聯繫方式挨個兒打長途電話詢問。其時已是下班時間，有一半電話無法接通，另一半因為有留守的值班人員，倒是有人接聽，不過問下來，都證實那些要了解的旅客確是因公到長春出差，本人經濟條件一般，出差時並未攜帶大額現鈔（當時的財務制度規定不能這樣做，即使真的需要也必須使用支票）。
次日，關思和、騰海飛又用了大半天時間，跟昨晚沒有聯繫上的那些單位打電話核實，此外，登記本上還有三個持派出所證明（那個年代要住旅館，如果沒有單位介紹信，就需要戶籍地派出所開證明）入住的旅客，他們就給當地的管段派出所打電話。這番工作直到下午兩點多才完成，一一核對下來，案犯“柳明貴”住進“友好旅館”之前五天入住該旅館的五十三名旅客，均系尋常工薪階層，身上攜帶的現金都不超過百元（這個數額在1955年時已經算是一筆不小的款項了）。
另一路刑警負責調查案犯對耿家進行踩點的情況。這一路的工作量較前一路要大得多，所以一下子撲上去六名刑警。耿家東南西北方圓一里內的居民住家、商鋪工廠、過往路人，均被納入調查範圍，這項工作持續了將近一天半，可是，到10月25日傍晚結束調查時，卻未獲得有價值的線索。所謂可疑對象倒是有一些的，不過都經不起推敲，無法追查下去。
晚上，專案組刑警集中起來彙總情況，對於兩路調查結果都覺得很不滿意。第一路對“友好旅館”的調查倒也罷了，看來案犯確實是隨機選擇了該旅館，想撞得著大魚就吃大魚，撞不著那小魚小蟹也是好的，總之是貫徹“賊不走空”的原則。第二路的調查結果就使人想不通了，根據案犯作案時選擇的時間節點來判斷，顯然，他們很清楚耿傢什麼時候人最少。案犯事先踩點那是肯定的，估計出動的可能還不止一兩個人。既然踩點，人就要露面，甚至還可能對耿家人進行短距離的跟蹤，那為什麼竟然沒人留意到呢？
議來議去，有人想到了一點疏漏——在耿家調查時，耿連忠出車沒在家，因此，專案組尚未跟耿家男主人就此事接觸過。專案組長郭鼎說，這邊的會繼續開下去，騰海飛、張斯勇二位同志辛苦再跑一趟耿家，這會兒老耿應該已經下班回家了，去找他聊聊，看他能否提供什麼情況。騰、張這一去，果然沒有白跑——
這天，耿連忠出車回來得晚了些，倒不是因為生意好，而是家裡來了強盜，把他剛剛得到的人生第一筆也可能是唯一的一筆鉅款給搶去了，心裡非常鬱悶。這天出車時，他腦子裡一直想著這事，後悔不該不聽老婆的建議把錢鈔存到銀行裡去。越想越是沮喪，下午四點過後，他乾脆不載客了，去了發小胡金蒙家。老胡見他滿臉愁容不禁詫異，說老弟你剛剛發了一筆大財，應該高興才是啊，怎麼這副模樣呢？耿連忠就把強盜登門之事一五一十說了一遍，越說越後悔，最後眼淚都快下來了。胡金蒙自是好言安慰，說既然如此，老弟你就別急著走了，就在我這兒吃晚飯吧，叫你嫂子弄幾個菜，咱哥兒倆喝點兒小酒，好好嘮嘮。
要說胡金蒙也就不過一個普通工人，文化水平跟耿連忠一樣，連小學四年級都沒讀完。可是，他空閒時喜歡閱讀，報刊書籍來者不拒，有啥看啥。看得多了，也就比較明白事理。他開導耿連忠說，攤上這事兒，你也不必沮喪，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別再後悔了，即使那筆款子拿到手後你立刻存進銀行，結果也是一樣的。為什麼這麼說呢？你想想，存了錢，總有一紙存單或者存摺吧？你把它放在哪裡？還不是放在家裡。強盜登門搶劫，搜不到錢，但會搜到存摺，那還不是照樣拿走（那時銀行的存取款手續沒有如今這般嚴格，既沒有密碼，也沒有規定必須是本人，憑戶口本就行）？他們趕在報案前去銀行把款子提出來，那不是一樣的嗎？
如此這般說了一陣，耿連忠心裡漸漸就覺得好過些了。回到家，見刑警登門，耿連忠連忙沏茶遞煙。張斯勇掏出一包香菸放在桌上，說老耿茶喝你的，煙就抽我的吧。三人邊喝茶抽菸，邊貌似隨意地聊天。其實刑警是有備而來，聊著聊著就把話題往案犯踩點上引。耿連忠說賊人踩點我知道，我蹬了十幾年三輪車，解放前解放後都載過踩點的傢伙，看他們那副樣子我就可以估摸個八九不離十。他們跟一般乘客不一樣，第一是無論怎樣裝扮，都掩不住一副骨子裡的歹人相，說話、看人都特別小心；第二，他們出手很大方，本來五六毛的車錢，通常都會掏個一塊兩塊的……說到這裡，老耿忽然抬手拍擊自己的額頭：“哎，我想起來了……”
耿連忠想起來的內容對於刑警來說簡直是喜出望外。在搶劫案發生的頭一天午前，他蹬著空車經過大同巷的時候，在一座木牌樓下被人喚住。那是一個三十來歲的女子，身高體胖，腰身渾如水桶，大餅臉，牛眼睛，雙下巴，留著長波浪捲髮，穿棗紅色小羊皮單夾克和藏青色勞動布褲子，說話聲音倒是比較溫婉。上車後，耿連忠問她去哪裡，她說也沒想去哪裡，就往前吧，心裡不痛快，只想兜兜風，車錢嘛，一小時我付你五元錢，先付一小時，說著遞過一張五元紙幣。耿連忠竊喜，一小時給五元，那已經遠遠超過他平時一天的收入了，而且，既然兜風，那慢慢蹬就是，也不吃力。
當時耿連忠並沒有注意到，現在回想起來，才覺得其實這個女子並未像她所說的那樣“心裡不痛快”。她上車後話很多，所說的內容如果不是因為她這身裝束，甚至會讓人懷疑她是不是區裡或者市裡哪個機關派下來對三輪車工人的生活現狀進行摸底暗查的公家人。她問耿連忠如今建國已經五年了，您的工作、生活狀況如何？家住哪個區？有幾間房？是自己的還是租的？家裡有幾口人？愛人有沒有工作？為什麼不出去工作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平時你們全家是怎麼生活的？孩子的學校離家遠不遠？等等。
耿連忠在前面慢悠悠地蹬著車，她坐在後面不緊不慢地問，因為那聲音很好聽，耿連忠暫時也就把那副尊容忘記了，老老實實地詳盡回答。臨末那女子說，師傅我跟您嘮了一陣心情好多了，您就送我回去吧。耿連忠就把三輪車往大同巷蹬，還是在那座木牌樓前停下。老耿沒有表，也不知道這一趟兜了多少時間，估摸可能不到一個小時，正想著是不是要退還一兩元錢的時候，對方又遞過一張五元紙幣，說師傅雖然沒到一個小時，不過跟您聊得挺開心的，這五元錢是我額外感謝您的，請您收下。
發了點兒小財，老耿自是高興，尋思這個月怎麼啦，大財小財連著光顧，是不是哪路菩薩對我特別關照啊！老耿信佛，初一十五去寺廟燒香那是雷打不動的，暗忖最近要不要抽個時間去給菩薩加燒一炷香。可是，次日家裡就遭劫了，也就打消了這個念頭。
騰海飛、張斯勇這才恍然，怪不得之前調查了那麼多群眾都未能查摸到一丁點兒線索，原來人家壓根兒沒有來現場踩過點，而是花了十元鈔票，輕而易舉地瞭解到了踩點也不一定能弄清楚的情況。騰、張二位也算是經驗豐富的老刑警了，可是這種法子別說碰了，連聽也沒聽說過。看來，“黑手”一夥案犯還真有兩下子，尋常盜賊跟他們還真沒法兒比。
騰海飛想到了一個問題：“老耿師傅，我還想問一下，您在載那個女子之前還載過其他乘客嗎？”
耿連忠想了想：“我在德昌衚衕拉了一個二十四五歲的小夥子，他上車後說去大同巷木牌樓。到了地方小夥子剛下車，那個女子不知從哪裡突然冒出來了……”
兩個刑警聽著，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看來，這小夥子也是案犯中的一個，他是故意把老耿引到木牌樓，好讓事先已經等候在那裡的女子上車。
專案組認為這是一條有價值的線索，決定循跡追查。10月26日，全組刑警出動，趕到大同巷，以木牌樓為中心，在方圓一公里區域內搜尋那個具有明顯特徵的胖女人的線索。半天下來，詢問了上百名群眾，沒有一個人見過符合查訪條件的女子。中午，一干刑警在附近一家小飯店彙總情況，正有些洩氣的時候，居委會主任姚大嫂來了：“同志們在這裡啊，你們要找的那個對象有人見過！”
專案組長郭鼎和刑警景小泰跟著姚大嫂來到居委會，見到了報告此事的康姓居民。據她說，她家那個大院一共住著四戶人家，上月有一戶因工作調動搬離了。過了一個星期，搬來了一個女人，三十來歲，燙著長波浪髮式，胖胖的，姓崔，聽說她丈夫是部隊上的軍官，不過誰也沒見過她丈夫，她也沒有在門口掛“軍屬光榮”的牌牌。
這個女人在哪裡工作呢？這個，康大嫂說不上來了。旁邊姚大嫂倒是知道，說好像是汽車配件廠食堂的炊事員。至於耿連忠描述的棗紅色皮夾克和勞動布褲子，姚大嫂說，這個崔姓女人從不來居委會，上下班也不從自家門前經過，平時難得見她一次，沒有這個印象。康大嫂則說，她倒是天天跟對方照面的，只是不記得她穿過這等式樣的衣服。
接下來，刑警去汽車配件廠調查，得知該女子名叫崔姬霞，確是食堂的炊事員。汽車配件廠是三班制，食堂炊事員也上三班。刑警瞭解下來，得知23日崔姬霞上的是夜班，次日即24日上午七點半下的班。所以，這天白天她應該有時間乘坐老耿的三輪車。刑警把崔姬霞的照片拿去讓耿連忠辨認，老耿一看就斷定：“就是這個女人！”
如此，崔姬霞的嫌疑大幅度上升，專案組決定當面跟她接觸。這天輪到崔姬霞上中班，開晚飯時，食堂負責人通知她去一趟厂部。崔姬霞覺得奇怪，問都下班了，厂部找我幹嗎？負責人說不清楚，電話裡就是這麼說的，你去一下就知道了嘛。崔姬霞於是直奔厂部，一進門就被請進了保衛科辦公室。
刑警問崔姬霞24日的活動情況，她滿臉困惑地回答說記不清楚了，接著又補充：“我這個人記性差，別說兩三天前的事兒了，當天上午的事情下午就忘記了也是常有的。”
繼續談下去，刑警終於明白可能是錯疑對象了——崔姬霞似乎意識到自己遇上了麻煩事兒，記性變得好起來了，忽然回憶起她那天上午下班後去了醫院，因為看病的人多，排了幾趟隊，配好藥回到家時已是十一點多了。為了證明她沒有說謊，崔姬霞要求刑警跟廠醫務室核實，她那天早上下班時是去醫務室開了看病的特約單的。
這個容易，保衛科長立馬往醫務室打電話，值班廠醫查了特約單存根，崔姬霞說的是事實。可是，開了特約單並不等於去醫院看過病了，而且，即使醫院裡有崔姬霞看病、化驗和配藥的記錄，也不能證明去看病的就一定是她本人。不過刑警沒從這方面提出質疑，因為崔姬霞接下來的解釋，讓刑警找到了真正的嫌疑人。
五、匪首與情婦
崔姬霞有個嫡親妹妹，名叫崔姬豔，比她小一歲。崔姬豔的人生經歷可比她那炊事員姐姐豐富多了，早在十二歲時，就被一個日本太太看中當了人家的乾女兒。她的乾爹山本上尉是日軍特高課的軍官，奉命化裝中國百姓潛入抗聯地盤偵察時被打死了。山本死後，日本太太打算帶著乾女兒回國，崔姬豔尋思乾爹已死，這日本乾媽今後沒甚進賬了，就拒絕了。
這年她已經十六歲了，親生母親早歿，親爹是酒鬼煙鬼兼賭鬼，從來不管她。於是，她就自作主張跟了一個叫關思捷的偽滿警官。三年後，抗戰勝利，關思捷不知去向。崔氏姐妹那“三鬼”老爸其時已經去世，姐妹倆遂把祖屋出讓，所得錢鈔二一添作五。崔姬豔用她的那份錢鈔當本錢做起了生意。這些年來的經歷讓她老於世故，生意做得還不錯，到長春解放時，她已經是一個擁有兩家不大不小店鋪的老闆了。
然後，厄運就來了。那個姘頭警官關思捷前幾年逃進了關內，不知通過什麼關係搭上了國民黨“保密局”那條線，成了一名特務。1949年春，關思捷奉命潛回長春收集情報，他打聽到崔姬豔已經做了老闆，而且還是單身，於是就來找她，沒有透露自己的真實身份，只說是在天津做生意，這次來長春是為了採購人參。崔姬豔信以為真，留其住宿，每日酒食款待。關思捷到長春來是單槍匹馬，生怕被熟人認出來報告民主政府，所以基本不出門，一直躲在崔姬豔屋裡，要見什麼人，要打聽什麼事兒，都讓崔姬豔出面。在長春待了十天，關思捷完成了使命，第十一天頭上告別崔姬豔，欲返回關內。哪知，還沒離開長春就被公安局逮捕了，崔姬豔也跟著折進了局子。
這起特務案審理下來，關思捷被判了死刑執行槍決，崔姬豔屬於“不知情的從犯”，被從輕發落，只判了三年徒刑。不過，她的兩家店鋪都給政府沒收了。1952年4月，崔姬豔刑滿釋放，生活沒有著落，靠姐姐崔姬霞和一些朋友的賙濟為生。去年11月，她總算開了一家小雜貨店，卻不肯好好經營，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她結交的雜七雜八的朋友眾多，常常要跟人家吃喝玩樂廝混，哪有工夫照顧生意？
崔氏姐妹倆的關係倒是處得不錯，崔姬霞對這個比她小一歲的不成器的妹妹一向關愛有加。她嫁了個解放軍軍官，常年駐防河北，每年一次探親假。平時崔姬霞是一個人過日子，這正好便於崔姬豔時不時來蹭飯，有時姐妹倆聊得晚了，崔姬豔就住在姐姐家。姐姐對妹妹很是信任，為方便妹妹出入，還給她配了一把家門鑰匙。24日那天，崔姬霞下班後去醫院看病，中午回到家裡時，妹妹已經來了，還燒了幾個她喜歡吃的菜餚。那天崔姬豔穿的就是棗紅色羊皮夾克和藏青色的勞動布褲子，那頭長波浪是一週前姐妹倆結伴去理髮店一起燙的。
找崔姬豔讓刑警費了些工夫。先是去她的住所，門上掛著鎖，問鄰居，都說這兩天沒看見她回過家。又去附近她開的那家小雜貨店，也關門打烊，鄰居說至少兩三天沒見她露過面了。兩個地方接連撲空，刑警有些緊張，這個女子會不會被“黑手”滅口了？再回去找崔姬霞，問她們姐妹倆在長春有些什麼親朋好友，然後連夜按照崔姬霞提供的地址一戶戶找上門去，一直忙到午夜過後，也沒打聽到崔姬豔的消息。
第二天，專案組繼續尋找崔姬豔的行蹤。崔姬霞想起來，一個名叫梅老棒的男子曾跟崔姬豔處過朋友，已經到了談婚論嫁的程度，可是，後來還是吹了，據說是因為有人悄悄向梅老棒透露崔姬豔至少跟一打以上的異性朋友廝混過。梅老棒本人雖說也不是什麼正人君子，可是用他自己的說法是，“解放後已經脫胎換骨了”，容不得崔姬豔亂來，一怒之下就跟她斷了來往。崔姬霞告訴刑警，當時她妹妹挺傷心的，向她哭訴了好幾回。
刑警按照崔姬霞提供的地址找到了梅老棒。這主兒三十四五歲樣子，原以為是一個粗魯漢子，見面才知道，竟是衣冠楚楚的一個斯文人，是劇團的專業編劇。聽刑警說明來意，他很爽快地在一張白紙上寫下了他所知道的崔姬豔的那些異姓朋友的姓名，部分還有單位和大致地址。刑警據此又查訪了一天多，於10月28日夜間在寬城子區馬尾衚衕一個姓丁的單身男子家找到了崔姬豔，當即把兩人帶往分局。
這下，總能夠查摸到“黑手”陳望富的線索了吧？面對刑警的訊問，崔姬豔倒是老實交代了，只是她交代的線索似乎已經過時了！
崔姬豔跟“黑手”是老相識。早在“黑手”在永吉縣犯事被法院判刑的十年前，他倆就在長春的一家飯館用餐時認識了。像崔姬豔這樣的女人，跟男人認識之後，如果對方想入非非，只要捨得花錢，她很快就會以身相許。她跟“黑手”認識的第三天，兩人就越過了那條界線。不過，沒多久“黑手”就失蹤了。
“黑手”落網後交代說，他跟崔姬豔的交往，肉體關係僅僅是其中一個目的，而且不是主要目的。那麼主要目的是什麼呢？他是想建立“關係戶”，因為他知道，像他這樣的流竄犯，必須狡兔三窟，準備多個藏身點，以便作下大案後躲藏。既然已經跟崔姬豔建立了“關係”，就沒必要長期泡在她那裡了，於是就來了個不辭而別。
應該說，陳望富預先埋伏的這個棋子發揮了作用。從勞改農場越獄後，他又在永吉縣作了案，繼而逃往長春，在崔姬豔和另外兩個“關係戶”那裡輪流躲藏。“黑手”的江湖經驗非常豐富，善於識人，他自己對自己的評價是：“我這個人的直覺比較靠譜。”
來到長春後，他在崔姬豔那裡待的時間最多，因為崔的住處有前後兩道門，後門外是一片空地，沒有鄰居。他從後門出入，比較隱蔽，不用擔心被鄰居瞅在眼裡，七嘴八舌傳開去，萬一傳到居委會幹部耳朵裡，那就會向派出所反映，戶籍警就要登門盤查了。那樣一來，永吉縣供銷社“因公出差”的證明只怕就沒有用了，不說為何不去住旅館卻住在一個單身女人家裡，單單因為沒去派出所報臨時戶口就可以拘他。
不過，跟崔姬豔處得稍長，“黑手”就感覺到這個女人具有一種潛在的危險。怎麼說呢？像崔姬豔這樣的貨色，人生信條就一個字——財。當然，這一點“黑手”是知曉的，否則他也勾搭不上她，“黑手”自己也天天在想發財，而且是發大財。問題是崔姬豔比自己還貪得無厭，那就不妙了，說不定什麼時候，為了錢也會出賣他陳望富。
以“黑手”的個性，對這種女人只有一個辦法——殺了了事。但現在不同以往了，懾於人民民主專政的威勢，不到萬不得已，他哪敢殺人滅口？再說了，崔姬豔眼下對他的威脅還是潛在的，所以解決方式也可以緩和一點兒，撇開她就是。可是，想想之前在她身上花了不少錢鈔，就這樣放過她，“黑手”又覺得太便宜她了，就想讓崔姬豔“作一點兒貢獻”。正好坊間傳聞三輪車伕老耿憑空發了一筆一千元的大財（傳到“黑手”一夥耳朵裡的時候，一千元已經變成了三千元），“黑手”就策劃了一起搶劫案。
考慮到踩點可能會驚動耿家，或者給警方破案留下線索，“黑手”就安排崔姬豔出場，憑著她那套對付男人的水磨功夫，從老耿嘴裡套取一應情況。他們一夥並不知曉老耿的確切住址，不過這不難，派個嘍囉冒充老耿外地的朋友，到三輪車合作社打聽一下就成了。那天早上，“黑手”指派同夥厲鳳山（就是冒充“友好旅館”副經理的那個主兒，別看他長得白白淨淨，道上名號卻叫“猛龍”）去老耿家附近待著，待老耿出門，便招手上車讓去木牌樓。接著，崔姬豔就粉墨登場了。
據崔姬豔交代，她並不知道這是為實施搶劫作案進行踩點，只以為是“黑手”要對江湖上哪個對頭採取措施什麼的，那也不算一樁什麼了不得的事兒，江湖嘛，就是這樣的，不打打殺殺還叫江湖？不過，這件事之後，“黑手”就失聯了。像“黑手”這樣的主兒，當然不會把崔姬豔家作為固定的住宿點，之前他不過是一週來一兩次，有時過夜，有時吃個飯就走，有時說好過夜或者吃飯，可是轉眼就一聲不吭離開了。
這次，“黑手”還是前一天佈置此事時登門的，來了之後連坐也沒坐，說完事兒就從後門走了。崔姬豔送他出門，其實是想向他要些錢鈔。“黑手”也看出這層意思，隨手掏出十元錢遞給她，說他要離開長春兩三天，待回來後再過來看她。可是，這一去他就再也沒來過。崔姬豔倒是很希望他常來常往的——他來了，自己就有錢花。他不來，她就出去轉悠，指望能夠正好在街頭遇上他。轉了幾天，“黑手”沒有遇到，倒是看見“大鼻子”了。
“大鼻子”是“黑手”團伙的成員之一，長春本地人，據說搞槍時這傢伙也是參與者之一，真名她不知道。崔姬豔和“黑手”等人廝混時聽他們說過搞槍的事兒，還看見過他們搞到的那兩支手槍，但並不知道這槍是怎麼搞來的，也沒聽說過“友好旅館”劫槍案。那天“大鼻子”告訴她，“黑手”這幾天並沒有離開長春，之所以這麼說，就是為了避開崔姬豔。接著“大鼻子”又叮囑：“嫂子，你以後見到陳哥，這話可不能讓他知道，否則，陳哥要抽我的。”
崔姬豔問為什麼要避開她，“大鼻子”說不清楚，陳哥就是這麼吩咐的，說自此以後不論是誰，一律不準再跟崔姬豔打交道，否則，他就要不客氣了。
專案組認為崔姬豔的口供基本可信。鑑於不能排除“黑手”突然去找崔姬豔的可能性，就安排刑警對崔的住所進行布控，必要時可以請當地派出所協助。眾刑警分析，雖然一時半會兒還找不到“黑手”的蹤跡，但根據崔姬豔交代的情況判斷，“黑手”的同夥厲鳳山、“大鼻子”等人還是有跡可循的。“黑手”團伙的數名成員並不是像嘯聚山林的土匪那樣扎堆兒在一起，因此“黑手”要物色類似崔姬豔這樣的單身女子為自己打掩護。不過，厲鳳山、“大鼻子”等人卻不一定有這樣的經濟條件，他們平時應該是有固定住處的。專案組決定集中力量從這一點開始調查。
六、劫案再發
10月29日，刑警還沒開始調查，寬城子區就傳來消息，一戶居民遭到疑似“黑手”團伙的搶劫，損失慘重！
這戶居民只有一個女性，姓武，名勝藍，三十三歲。在闊別長春十五年之後，武勝藍剛剛回到長春定居，不料卻遭此厄運。武勝藍出身於平民家庭，1938年父母染上傳染病雙雙暴亡，隨伯父前往天津生活。其伯父是天津一個不大不小的資本家，結交的朋友大多是商業界人士。1940年，伯父作主把侄女嫁給一個剛從日本回國的老闆吳紫久。當時，武勝藍十八歲，剛從護士學校畢業。父母死後，她一切都聽伯父的，此刻伯父讓她嫁人她也依從。嫁過去後才知道原來是去續絃做填房，吳紫久比她大二十八歲，三個子女中有一個比她還大，一個與其同齡，最小的一個也已經十六歲。但木已成舟，她只好認命。
吳紫久家資頗豐，回國後又開了兩家工廠。婚後，男女雙方不知是哪一方的原因，武勝藍的肚子就是不見動靜。幾年後抗戰勝利，吳紫久被定為“經濟漢奸”，原應嚴辦，但他通過朋友疏通，跟天津市長張廷諤搭上了關係，破費了一筆鉅款，免除了牢獄之災。不過，那兩家工廠肯定是沒收了，還賠上了一大筆罰款。從此，吳紫久心灰意懶，不問世事，待在家裡當起了寓公。
這樣倒也好，天津解放後，人民政府也就沒有把他怎麼樣。當然，與他過不去的人還是有的，有人舉報他是“經濟漢奸”，但政府瞭解下來，他開的那兩家工廠的資金全部由他自己籌集，生產的並非軍需品，跟侵華日軍和偽政權沒有關係，因此最終沒有定性為“經濟漢奸”，也就把他放過去了。
去年底，吳紫久因病去世，其前妻所生的三個子女素與武勝藍不睦，遂商量了一個把武勝藍逐出天津的主意。他們聯名向政府提出，要把其父生前居住的花園洋房無償捐獻給國家。房管部門哪知原委，對這種進步要求沒有不支持的道理，於是立刻批准。那麼，已經在洋房裡居住了十多年的女主人武勝藍怎麼辦呢？吳紫久沒有留下遺囑，按說這種情況，武勝藍屬於第一順序繼承人之一，房子的產權應該由她和另三個子女平分。但那時還沒有繼承法，碰到這種情況通常是隨意處置的，房管部門給出的辦法是，另給武勝藍安排一處住所。
另行安排的住所在城郊接合部，武勝藍去那裡住了一陣，感到不習慣，就動起了回長春的腦筋。她家早就沒人了，但老屋還在，由親戚代為出租，她隨時可以收回。
就這樣，武勝藍於三天前返回長春，由於攜帶的行李頗多，長春這邊兩個親戚專程前往天津幫其搬運。昨天，她剛由親戚陪同著前往派出所報了戶口，今天竟然就遭到了搶劫。案犯作案的方式跟“友好旅館”劫槍案如出一轍，先是有人叩門而入，自稱是鄰居老胡頭兒的兒子，武勝藍還在琢磨著老胡頭兒是哪位高鄰的時候，隨即又進來四個男子，把門一關，眾人一擁而上，迅速將武勝藍捆綁起來，用抹布堵了嘴。往下，就是翻箱倒櫃搜劫錢財，得手後迅速離去。整整三個小時，武勝藍被綁在椅子上一動也不能動，直到午後一位親戚按約定上門來交割代收的房租時，才發現出了事。
經清點，被搶劫的財物有大洋三百五十枚、黃金手鐲三副、黃金戒指三十四枚、金錶七塊、人民幣現鈔五百四十元。
專案組刑警把數張年齡、臉形相近的男子照片拿給武勝藍辨認，她一眼就認出了其中的陳望富。據其口述的其他幾個案犯的外貌特徵，也與“友好旅館”的案犯相同。不過，武勝藍說這夥案犯是用匕首威脅的她，並未持槍。稍後，市局技術室對案犯遺留於現場的指紋鑑定結果也出來了，搶劫武勝藍的劫匪跟“友好旅館”及耿連忠家作案的案犯系同一夥人。
當天，長春市公安局領導決定，寬城子區搶劫案與之前兩起搶劫案串案並偵，寬城子區分局刑警隊隊長賈奇笙帶兩名刑警加入專案組，賈奇笙任專案組副組長。
專案組隨即對武勝藍家被劫案進行了分析，眾刑警幾乎同時產生了一個疑問。之前的三輪車工人耿連忠家被劫，那是因為有關耿家得了一筆外財的小道消息滿天飛，傳到了劫匪耳朵裡。可武勝藍從天津回長春不過三天，她的行蹤只有親戚和鄰居知道，案犯是怎麼得知的呢？她不過一個普通百姓，即便說首飾什麼的比尋常居民擁有得多，那也是被劫後才爆出的新聞，在她被劫之前，外人是不可能知曉的。
要說她的行李比較多，那也是可以理解的，人家是從天津搬回長春老家來過日子的，不少家當都要帶上。武勝藍是個弱女子，不可能自己帶著這麼多行李長途奔波，因此，事先她跟長春那邊聯繫，請來兩位身強力壯的親戚到天津幫她整理東西，外加一路照應。這樣看來，知道她財產底細的，也就是這兩個親戚了。專案組決定對這兩個親戚進行調查。
武勝藍在長春的親戚不多，就是舅舅和堂叔兩家。這次她從兩家各請一個到天津幫忙，舅舅家請了表兄徐遜，堂叔家則是堂叔武施仁親自出馬。刑警對武施仁、徐遜兩人的情況進行了外圍調查——
四十六歲的武施仁是個油漆匠，目前在一個行業小集體單位工作。要說他的手藝，在長春漆匠行業中是排得上名次的，偽滿時期他曾被挑選進偽皇宮幹過活兒。在單位中，他的人際關係搞得不錯，無論領導還是同事，人前背後說到武師傅，那都是讚不絕口。據單位領導介紹，組建這個小集體性質的單位時，原打算讓武施仁擔任一定職務的。但上級公司查閱檔案後，說他曾參加過“三官道”，這事也就不了了之。
“三官道”是個規模很小更沒有什麼名氣的會道門組織，其成員全長春加起來也不過百八十人，基本都是像武施仁這種靠賣力氣吃飯的勞動人民。按政策說，“三官道”僅僅屬於“會道門”，並非明文規定必須取締的“反動會道門”，但初解放時搞一刀切，雖沒有宣佈取締，但通知他們立即停止活動，這一停止，也就再也恢復不起來了，從此“三官道”也就解散了。這段經歷現在看也沒什麼，那個年月卻是要被打入另冊的，至少跟進步群眾不沾邊了，不論他技術再出眾，人際關係再到位，也沒有用。
刑警著重調查了武施仁的經濟狀況，他因手藝出眾，工資評得高，但單位檔次低，所以收入在長春來說也只是中等水平。不過，武施仁的老婆即武勝藍的堂嬸劉秀蘭並非家庭婦女，而是清潔工人，也有一份工資，再說這對夫婦只生了兩個子女，這在當時算是“節育”了，所以小家庭的生活還是不錯的。武施仁比較節儉，也很低調，這兩天經濟開支未見反常。
結交朋友方面，武施仁嚴守舊時走門串戶幹活兒時養成的習慣，跟外人的關係始終處於若即若離、親疏一致的狀態，單位同事也好，社會朋友也好，都是不拒絕交往，但基本屬於“相逢開口笑，過後不思量”，單位同事、街坊鄰里都沒有他跟某人走得特別近的印象。
根據上述情況，專案組認為武施仁沒有涉案可能，暫時將其排除。與此同時，對武勝藍的表兄徐遜的調查也在進行。
徐遜二十二歲，是百貨公司的櫃檯營業員。刑警跟百貨公司的保衛科瞭解情況，保衛科幹部老周對徐遜的評價不錯。他告訴刑警，徐遜在學校裡就已經是團員了，工作後，繼續要求進步，三年學徒期中年年被評為優秀營業員、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優秀抗美援朝宣傳員，滿師後還參加了區、市的優秀青年代表大會。刑警聽了這番介紹，頻頻點頭，不過，該調查的還是要調查，刑警需要了解徐遜的以下情況：他平時跟哪些人交往，交往到什麼程度；他的經濟收入與開支是否相符；武勝藍遭劫當天以及前後這段時間裡他上班的情況，是否有什麼反常，等等。
由於徐遜並不是保衛科需要特別關照的對象，這些情況老周說不上來，只好喚來徐遜所在樓面的負責人梁阿姨，請她回答刑警的問題。
梁阿姨對徐遜就比較熟悉了，她每天都要跟小夥子見面，徐遜向單位請假要去天津接武勝藍回長春定居的報告就是她批的。不料，百貨公司勞資科不同意，說最近請病假的比較多，人手緊缺，讓梁阿姨做做工作，能緩一緩就緩一緩。梁阿姨性格直爽，說話不大肯留情面，當時就發作了，說人家小徐是去天津接親戚回長春定居的，這事怎麼緩？難道讓人家的親戚別回來了？三樓樓面上的事兒由我來安排，他這一去也沒幾天工夫，我盯得住。這麼一來，對方自是無話可說，只好批了假。
說了這事，梁阿姨又回答了刑警向老周提出過的那些問題，最後說這小夥子是個好青年，他不可能做什麼違法的事，我可以為他擔保。
刑警想想也是，小夥子的交往對象簡單，無非就是本單位那些同事，平時都在上班。當時還沒有勞動法，人事部門規定每週休息一天，但像百貨公司這樣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都營業的單位，不可能安排員工在固定的日子休息，而是根據客流量的多寡輪班休。徐遜一直是積極分子，又是單身漢，有時半年連續上班不給安排休息日也並非新鮮事兒。據梁阿姨說，這小夥子工作以來已經累積了七十多個休息日，這次去天津雖說是請假，但那是調休假。
有以上事實作為依據，刑警沒有理由懷疑徐遜交友不慎跟“黑手”犯罪團伙搭上關係。試想，一個幾乎天天在上班，業餘時間也大多用在團組織、工會活動上的人，哪有時間去跟社會上的閒雜人員廝混？
這樣，徐遜的涉案疑點被排除了。繼而，專案組又對武勝藍的舅舅、堂叔兩家的其他人員進行了調查，均無可疑之處。接下來，就是對武勝藍鄰居的調查了。
鄰居中有一個名叫郝愣兒的青年引起了刑警的注意。此人二十三歲，是肥皂廠工人，上三班的，平時空閒時間比較多，而且還有很重要的一點，這小子會幾手功夫。郝愣兒是工人家庭出身，家裡沒有會武術的，關於他的身手，坊間還有個傳聞。
有一天他閒著沒事，午後去公園轉悠，遇到了一個正在打拳的老頭兒。要說老頭兒還真是其貌不揚，個子矮小不說，瘦骨嶙峋，臉色黃中帶黑，雙目死氣沉沉，給人一副日暮西山行將就木的感覺。郝愣兒倒還是有些善心的，見老頭兒打拳的動作緩慢，似是有氣無力，猜想對方可能是餓的，就掏出幾角紙幣遞過去，說大爺您沒吃午飯吧，去公園門口對面的小店吃碗麵條吧。小老頭兒白了他一眼，說小夥子你怎麼知道我沒力氣，要試試嗎？郝愣兒樂了，說那您就推我一下試試。小老頭兒只伸出一個指頭在他肋間彈了一下，郝愣兒當即痛得蹲了下來，知道遇上高人了，纏著老頭兒要求拜師學藝。小老頭兒說拜師就免了，你年齡太小，拜我為師會亂了這一門的輩分，我教你幾招留著防身用吧。郝愣兒跟對方學了三個月，雖然看上去只是些簡單招式，但都是真本事，尋常三兩個大漢不是他的對手。他還想繼續學下去時，那老頭兒卻再也不現身了。
那是郝愣兒十八歲時的事兒，此後他的生活軌跡就改變了，主要是朋友改變了，經常“以武會友”，結交了一些流氓痞子，動不動就跟人動手，遇事信奉暴力原則。為此，郝愣兒兩次被警方傳喚，一次是派出所，扣留了一天一夜；另一次是分局，拘留了一個月。郝愣兒吃了苦頭，收斂了一些，跟那班惹禍朋友交往少了，也注意跟街坊鄰里搞好關係了。那天，武勝藍回到長春，從火車站叫了兩輛大板車把行李拉回家，與其住同一個大院的郝愣兒正好在家休息，相幫卸車、搬運、擺放什麼的忙碌了一陣。武勝藍為表示感謝，還送了他一盒十八街麻花。
看上去，郝愣兒似乎是改邪歸正了，但刑警在走訪群眾時卻獲知了一些對郝愣兒不太有利的情況。武勝藍出事前一天的傍晚，街坊黃大伯親眼看見郝愣兒在“益仁飯莊”和幾個一看就不是善主兒的社會青年聚在一起喝酒。
老黃在區飲食服務公司工作，是業務科副科長。全區的餐飲、理髮、洗浴、照相等行業店鋪都屬於飲食服務公司管，上世紀五十年代，官方對服務質量抓得很緊，開會教育提醒督促那是隔三差五的事兒，除此以外，每月還有數次不打招呼的暗訪。老黃這天傍晚就是下去暗訪的，結果看到了郝愣兒在“益仁飯莊”和那幾個主兒吆五喝六的一幕。
本來他也並不在意，沒想到次日武勝藍遭了劫。他畢竟是當幹部的，勤于思考，還有戴著有色眼鏡看待郝愣兒之流的習慣，馬上聯想到不知此事跟郝愣兒是否有關係，正好這時專案組刑警挨門挨戶走訪收集線索，他就向刑警反映了此事。走訪的刑警對於老黃反映的情況很是重視，當即詢問和郝愣兒一起喝酒的那幾個青年的模樣。可是，老黃說因為距離有點兒遠，他又是近視眼，所以只留意了郝愣兒，其餘幾個沒細看；至於說人家“一看就不是善主兒”，那是由於他們那副吆五喝六的做派給他留下了印象。
對於專案組來說，查清那幾個社會青年是何許人，跟郝愣兒是什麼關係，就是必須要進行的一項工作了。刑警黃河帆、李金髮奉命去肥皂廠找郝愣兒談話。
廠保衛科秦科長讓人把正在上班的郝愣兒從車間叫來。畢竟是曾經摺進過局子的，這主兒一進門，看見兩個一臉威嚴的陌生人，馬上判斷出對方的身份，臉上神情卻是不改，若無其事打著哈哈，問二位同志是公安局的吧？歡迎！歡迎！
這話把黃河帆、李金髮聽得一愣——明知道我們是警察，還表示“歡迎”，這是什麼意思？黃河帆開門見山問及郝愣兒這幾天的活動情況。郝愣兒回答的時候，二刑警留意著他的神情，還是一副從容相，一邊說一邊想，斷斷續續把自己的活動情況說了說，也沒什麼新鮮的，除了來肥皂廠上班，就是在上下班途中，要麼就是在家待著，在門口溜達，總之沒離開過長春，每天家裡單位兩點一線。
二刑警聽著，對視了一眼。這小子不肯說23日傍晚曾經去“益仁飯莊”跟人喝過酒，這其中有問題啊！於是，刑警直接點明10月23日傍晚下館子喝酒的事兒。郝愣兒稍稍一怔，隨即就恢復了鎮靜，說沒有的事，我早就不跟社會上的那班朋友一起混了。
不肯說實話，刑警就更認為其中有鬼了，乾脆把郝愣兒帶到局裡。專案組領導聽黃、李二人彙報了這主兒的情況，也來了勁兒，說給你們增派一個同志，三個對付一個，總該拿得下來了吧？
可是，三個刑警跟郝愣兒紅臉白臉硬話軟話說了許久，也沒讓他說出實話來。郝愣兒的堅持以及從容，甚至一度使刑警懷疑老黃是不是看錯了人。李金髮往區飲食服務公司打電話，找老黃詢問“益仁飯莊”那一幕的詳情，諸如坐哪張桌，郝愣兒坐哪個位置，穿的是什麼衣服，當時有些什麼舉動，等等。老黃一聽就火了，說這小子到了公安局還不肯承認，我過去一趟！
刑警之前就已有這個想法，只是考慮到老黃跟郝家是近鄰，出於保護老黃的目的，不便讓郝愣兒知道這事兒是他扯起來的。現在老黃主動提出願意當面對質，那自是再好不過。可是，老黃也好，刑警也好，都低估了郝愣兒的抵賴力度，面對老黃明白無誤的指認，依舊鎮靜從容，說他確實沒有去過“益仁飯莊”，當時他已經在街頭的麵攤上吃了一大碗牛肉拉麵，肚子有點兒脹，正在馬路上溜達著消食呢。
就這樣，一直折騰到天黑，刑警也沒能攻下這座頑固的堡壘。專案組正準備研究一下如何調整對郝愣兒的訊問策略，忽然接到一個電話，有人點名求見專案組長郭鼎，要說說關於“黑手”陳望富的事兒！
七、要案告破
求見郭鼎的那位，就是曾被專案組傳訊過的金哥金鎖定。這主兒一度被傳為長春地面上的第一黑老大，又有人舉報其跟丐幫發生糾紛時曾亮出過兩支手槍。不過，專案組調查後發現，手槍是假的，而此人雖然跟長春乃至外地來長春的各路黑道人物時有交往，但實際上並不曾做過什麼歹事兒，黑道只不過是利用其名聲作為傳聲筒和煙霧彈而已。專案組查明情況後，自然要對其進行一番教育，並關照如若有“黑手”團伙的信息隨時向專案組報告。專案組長考慮到這主兒長期作為名義上的黑老大，虛榮心頗重，為提高其積極性，便把自己辦公室的電話號碼留給他，讓他有事可直接跟自己聯繫。
那麼，金哥要報告的是什麼事兒呢？
半個月前，金鎖定被公安局傳訊了一回，雖說是虛驚一場，但他倒是真的受到了教育，而且還是比較深刻的。他這是第一回跟公安民警打交道，而且還是刑警，接觸中他認識到，民警代表政府執法，其背後是整個國家的力量，真所謂“法力無邊”，在這股強大力量面前，任何黑幫都是浮雲。這個認識使金哥不得不考慮自己今後的人生走向——是不是還要繼續像以往那樣跟黑幫人物來往？
金家篤信佛教，金鎖定更甚。平時遇上拿不準的問題，他就去向菩薩求教，燒一炷香，磕三個頭，抽一根籤，再往功德箱裡投幾張鈔票，請和尚解籤。這次也不例外，結果竟與刑警跟他談話時所說的意思差不多，讓他“遠離是非”。於是，金哥就向其資本家老爸說了這事。
老金原本就對兒子跟黑道人物廝混不滿意，曾三番五次勸說過，但收效甚微。這次聽兒子如此這般一說，自是大喜過望，對兒子說，你也老大不小奔三十的人了，是咱金家唯一的男丁，古人教導“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還是趕快找個對象結婚吧，生兒育女才是正經事。金哥說對象我已經找到了，要不，我先找個地方住一陣，把對象請過去陪我，我們倆過一段閉門不出的日子，也不跟外界聯繫。時間長了，黑道上那班朋友也就漸漸把我忘了，從此兩不相擾。
老金立刻給兒子找了一處獨門獨戶的平房，前後有院子。這房子原是老金一個老友的產業，出租數年後剛剛收回。金鎖定說到做到，很快就搬了過去，他所說的那個對象袁冬玲也跟他住在一起，有點兒像如今小青年的試婚。
沒有料到，金鎖定的這份平靜日子只過了三天，就收到了一封掛號信，信封上寫著“知名不具”。金哥見之暗自吃驚，尋思對方是什麼來路，剛搬過來三天，竟然就已經知道自己的住址了。拆開信封一看，落款竟是一枚手掌圖案的印鑑，用的並非通常使用的紅色、藍色印泥，而是墨汁。金哥的智商還是可以的，一看就明白了，寫信人肯定是“黑手”陳望富。“黑手”在信中說，上次蒙金哥不棄，在“六合樓”請他吃飯，他現在想回請，希望金哥賞臉，於11月3日中午十一時三十分前往“六合樓”，屆時他會在二樓恭候。
金鎖定原想不予理睬，袁冬玲卻說，這個“黑手”是公安局正在調查的人，你為此還被警察傳訊過。警察也說過，一旦有“黑手”的消息，要向公安局報告，那個專案組長不是還把他的電話號碼給你了嗎？你如果不理睬，雖說是跟“黑手”沒有什麼瓜葛了，卻得罪了公安局，以後這件事如果被警察查出來，恐怕還是要找你。金哥覺得女友說得不無道理，遂決定向郭鼎報告。
郭鼎讓金鎖定在接待室稍候，隨即召集一干刑警開會，決定明天午前前往“六合樓”設伏，務須將“黑手”捉拿歸案。方案制訂後，郭鼎交代金鎖定，讓其根據警方的安排前往飯館與“黑手”見面，配合警方行動。送走金鎖定後，專案組又與“六合樓”管段派出所取得聯繫，在派出所協調下，兩名專案組刑警以市衛生防疫處的名義去該飯館查看了一番，回來立刻畫出了草圖。
11月3日午前，專案組一干刑警化裝成食客分批悄然前往“六合樓”。“六合樓”是一家上下兩層、三個門面的中檔飯館，已經經營三十個年頭了。創始者名叫嶽峙淵，自稱是岳飛後代，是真是假無從考證，不過，嶽峙淵是六合門高手這一點倒是武林中人一致承認的。他原是經營中藥材的，後改行經營餐飲，開了這家“六合樓”，專營藥膳，生意倒也不錯。抗戰勝利那年，嶽峙淵病逝，飯館由其長子嶽立水接班。十年後公私合營，嶽立水擔任經理，飯館改名“公私合營六合樓飯館”，但社會上還是習慣性地稱其為“六合樓”，經營特色也有了改變，大幅度削減藥膳，改做岳飛故鄉河南省的大眾菜。嶽立水繼承了家傳的武術，是當時長春武林的名人，與專案組的兩個刑警有武術同道之誼，這為溝通工作提供了方便。
十一點過後，金鎖定出現在飯館，在二樓靠窗位置佔了一副座頭。專案組則在樓上樓下店堂內外的關鍵位置都安排了刑警，每人都配備了手槍，個個憋足了一股勁，作好了與“黑手”槍戰的準備。
金鎖定讓服務員送上一壺好茶，一邊喝著一邊等候目標。半個小時過去了，沒見“黑手”或者其手下“猛龍”、“大鼻子”等人的身影。等到一壺茶都喝得寡淡了，“黑手”還是沒露面。郭鼎讓一個服務員給金哥添水時悄然轉告，別急，再等等。
又等候了半小時，早已超過“黑手”約定的時間，還是沒有動靜。郭鼎估計有意外情況發生，和莫鐵星、賈奇笙悄悄交換了意見，決定撤回人馬。哪知，剛回到專案組駐地，飢腸轆轆直奔食堂，一個包子還沒吃完，忽然傳來消息，金鎖定才入住四天的新宅遭劫！專案組眾人這才意識到中了“黑手”的調虎離山計。
這天中午，金鎖定在飯館白白等了一個多鐘頭，專案組無奈收兵，他也只好回去。進得家門，卻是大吃一驚！客廳的兩張太師椅上定定地坐著兩個人，一動不動。不是那二位定力好，而是被繩子牢牢地拴著，嘴裡還塞著抹布。更震驚的是，其中一個正是他的老爸金霆峰，另一箇中年男子似乎有些面熟，卻想不起在哪裡見過。
今天去“六合樓”赴約，袁冬玲本是想一起前往的——如果她真的跟著金哥一起去了，可能也就沒有後來的事了。但金鎖定考慮到“黑手”有槍，萬一發生槍戰傷到女友，事兒就鬧大了。所以，他讓袁冬玲在家待著，準備好午飯等他回家一起吃。金鎖定離開後沒多久，袁冬玲正在忙活著洗菜做飯，有人敲門。開門一看，來的是金哥的父親金霆峰，後面還有一個四十來歲的中年男子，穿著一身幹部服，氣度不凡，一看就非等閒之輩。
還真讓她猜著了，那位穿幹部服的名叫韓水運，早年是金霆峰開設的“大霆參行”的夥計，專門負責外出收購人參，一年中至少有一半時間在東三省穿梭。“九一八”事變後，他秘密參加抗聯地下組織，利用職業便利負責一個地下交通站。後來因內部出現叛徒，交通站遭到破壞，他被迫離開參行，去了抗聯老營。抗戰勝利後，他又轉到四野，如今，他已是南方某省的一位副廳級領導。這次因公出差來長春，倒還惦著當年的老東家金霆峰，便登門看望。
故人相見，都是不勝唏噓。兩人又談到了金鎖定，金少爺幼時與這位韓叔有緣，只要韓叔在參行，必定屁顛兒屁顛兒地跟在後面，這些年來，韓水運也一直對其念念不忘。金霆峰並不知道金鎖定向警方舉報“黑手”之事，只知道兒子和一個姓袁的姑娘住在一起。他早就想來看看這姑娘怎生模樣，是否適合做老金家的兒媳婦，於是提議一起去那邊看看。韓水運自是沒有意見。沒想到，兩人這一來，就遭了厄運。
袁冬玲沒見過金霆峰，但看到過他的照片，一眼就認出來人是誰，熱情地把兩人迎了進來，忙著沏茶遞煙。還沒來得及告訴未來的公公金鎖定不在家的情由時，外面又有人敲門。來人正是“黑手”一夥，袁冬玲剛打開門，還沒反應過來，對方已經一擁而入，關上院門亮出刀槍，將裡面的三人逼住。要說韓水運也是玩過刀槍經歷過實戰的，可多年不操練，手腳遲鈍了，再說對方有槍，他也不敢造次，只得任由對方捆上。
眾匪徒立刻各間屋子搜查，但這邊是金鎖定的臨時住所，只帶來一些衣服和日常生活用品，現鈔都不及尋常人家多，更別說貴重細軟了。“黑手”等人只從袁冬玲、金霆峰和韓水運身上劫得手錶三塊、黃金戒指一枚、現鈔三百餘元，這點兒收穫遠遠達不到預期。“黑手”的心狠手辣和極度貪婪這時有了充分體現，他竟然把袁冬玲挾持走了，臨走留話：告訴金哥，在家等著，會通知他交贖金的！
可以想象金鎖定從“六合樓”返回後面對這一幕時的憤怒，他立刻要去外面打電話報案。還是韓水運考慮得當，說這事不能莽撞，萬一他們在附近留人盯著的話，發現你報案，那姑娘可能就被他們給害了。那該怎麼辦呢？韓水運出了個主意，讓老東家偽裝受驚昏厥，他去外面叫出租車，以送醫院為名離開這裡，伺機報案。
消息傳到專案組，諸刑警震驚之餘，都說這個“黑手”果真了得，竟想出了這麼一條毒計。搶劫案演變成了綁架案，這是僅次於命案的惡性刑案，而且社會影響超過尋常命案。市局領導接到專案組的彙報後下令嚴密封鎖消息，以最快速度解救人質，抓獲案犯。
專案組分析，根據金霆峰、韓水運的陳述，“黑手”團伙原本是為搶劫而來，但所獲財物與他們事前的預期差距甚大，遂臨時決定綁架袁冬玲。歸根結底他們為的還是錢財，因此袁冬玲暫時應該沒有生命危險。估計“黑手”很快就會跟金鎖定聯繫，警方須加強對金霆峰、金鎖定父子目前那兩處住所的監控。考慮到這夥案犯可能正在作逃竄外地的準備，急於將手頭的贓物換成現金，有必要加強對銷贓渠道的布控，同時通知全市各派出所馬上召集管段內居委會治安幹部開會，通報嫌疑人的外貌特徵，要求各居委會加強訪查，特別留意在居民家留宿的外來人員。
當晚，有消息報到專案組，全市共有十三個居委會稱在其管段內發現了符合案犯特徵的疑似對象，有的已經被派出所民警控制或者監視。專案組連夜分頭調查，被控制的三個嫌疑對象經訊問核實，均予排除；被監視的兩人，經傳訊後也予以排除。而另外八個疑似對象，經外圍調查，其中兩個與“黑手”團伙中“猛龍”厲鳳山和“大鼻子”的特徵相符，但兩人於昨天上午離開後，並未返回。專案組隨即安排刑警對兩人的住處進行秘密監視。
儘管查到了綁匪的蹤跡，但專案組那些經驗豐富的刑警都有一個共同的想法——最終抓獲案犯，恐怕還要通過贖票這個途徑，這也是偵破綁票案件的通常路數。可是，本案的情況卻與眾不同，破案線索固然來自一封綁匪的勒索信函，然而信函之中竟然另有玄機——
“黑手”團伙共有五名成員，其中厲鳳山、羅春雨（即“大鼻子”）、卞介順系長春當地人，“黑手”陳望富和朱沅平（也是一名越獄逃犯）家在外地。陳、朱兩人知道自己的逃犯身份過於敏感，不敢落腳於厲鳳山等三人家中，也不敢繼續使用盜竊獲得的空白介紹信去住旅館，只有想辦法找落腳點。“黑手”在長春市內有三個姘頭，他就輪流去住，把朱沅平安排在位於范家店區裕民村外三里遠的一處廢磚窯裡。廢磚窯靠山而建，窯口被枯萎的野生植物遮掩著，與山坡渾成一體，不走到近前很難發現。五名案犯綁架袁冬玲後，盜竊了一輛客運三輪車，把袁載到磚窯關押，他們自己也在這裡藏身。“黑手”準備拿到贖金後立刻離開長春，去其他城市“發展”。
11月初的長春，夜間氣溫已經很低了，磚窯裡必須生火驅寒。作案當天下午，“黑手”就讓大夥兒去外面撿枯枝幹草作為燃料，自己留下看守袁冬玲。袁冬玲見“黑手”一夥對她比較客氣，便大著膽子提出要出去解手。“黑手”也沒想太多，帶著袁冬玲出了磚窯。路過一個小山洞時，袁冬玲說要在這裡方便一下。“黑手”親自進山洞查看，發現並無第二個洞口，就點點頭讓袁冬玲進去了。
上世紀五十年代，許多人特別是年輕人都有隨身攜帶鋼筆和小本子的習慣，袁冬玲雖然不過是小學畢業，也跟著學樣。她帶的是一本通信錄，筆是圓珠筆，此刻正好用得著，進入山洞後，迅速寫了幾張內容相同的求援便條放在身邊。“黑手”沒料到人質還有這一招，見她一副老實相，形同一隻小綿羊，哪裡想到提防？
撿完柴火，“黑手”獨自去附近鎮上轉了一圈，買了些吃的喝的，順便到郵電所買了信紙信封郵票等。天黑後，眾人開飯。袁冬玲吃了幾口就說飽了，“黑手”便拿出紙筆，說得讓袁姑娘親筆寫一封信，好讓金哥確信袁姑娘平安無事。於是，由他口述，袁冬玲執筆，寫完信，又讓袁寫好信封上的收信人名址。
按說“黑手”要算小心謹慎了，把袁冬玲寫的信仔細看了幾遍，沒發現什麼貓兒膩，又親手把信紙裝入信封，遞給“猛龍”，讓他用膠水封口並貼上郵票。“猛龍”還在和其他幾個喝酒，不耐煩去做這等瑣碎小事，隨手遞給袁冬玲。袁冬玲則趁機把一張求救便條放入信封。
11月5日，這封特別信件寄到了金哥手中，又迅即轉至專案組。專案組根據郵戳和袁冬玲在求救信中所說的大致方向以及廢磚窯等信息，很快鎖定了“黑手”這夥人的藏身之地。當天傍晚，這夥案犯被全部拿下，袁冬玲獲得解救。
經訊問查明，“黑手”陳望富越獄之後，勾結同是逃犯的朱沅平撬竊了永吉縣供銷社，之後來到長春。“黑手”以前在長春作過案，與“大鼻子”等人相識，這次與那夥人聯繫上以後，即開始策劃作案。為表示同心協力，他們歃血為盟，對天八拜，義結金蘭，自稱“好漢幫”，還制定了八條幫規。誠如專案組所料，他們利用竊得的永吉縣供銷社的空白介紹信讓“猛龍”厲鳳山入住“友好旅館”，只是想實施針對一般旅客的搶劫，沒想到正好撞上松江公安處那兩個攜槍便衣。“黑手”一聽有槍，頓時來勁兒，隨即改變了計劃，冒充旅館經理敲開了兩個便衣的房門，作下了劫槍大案。“好漢幫”有槍壯膽，變本加厲，接二連三作案，終於走上了覆滅之路。
“好漢幫”老大陳望富被捕後，隻字不吐，玩零口供。因此，本案有些細節最後未能查清，比如該團伙是怎麼知道武勝藍從天津返回時攜帶了大量錢財的，以及他們是怎麼掌握金鎖定的新住址的。經查郝愣兒確與本案無關，即被釋放。
1956年初，長春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好漢幫”一夥作出判決：“黑手”陳望富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卞介順、羅春雨、厲鳳山、朱沅平四犯分別被判處七年至二十年有期徒刑；崔姬豔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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