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被处分的节点上，他们原本有自救机会，身后尚有明灯万盏。但此后，他们或不思悔改、未深刻剖析自己的问题；或不珍惜组织挽救，挨处分后仍然违纪违法不收手，临悬崖而不勒马。坠崖那刻，等待“二次曝光者”的必将是触底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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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个省部级，12个厅局级，8个县处级，1个乡科级，这是廉政瞭望记者根据各级纪委监委网站公开资料、对十八大以来被处分后再落马官员做不完全统计后，呈现的官员等级分布。
一共30名官员的分析样本。这里面，有人陷于旧案，有人“旧病复发”；有人曾被誉“能人”，有人是失职渎职的“庸吏”；有人仓皇潜逃，有人蛮横抗查；有人冥顽不灵，有人落马后，留下忏悔的泪水。这些人，曾经是意气风发的掌权者，因为违法乱纪，无一逃脱被惩处的命运。种种案例，拼凑成一幅光怪陆离的贪官生态图。
被处分事由归类统计
处分后落马的三类人： 记吃不记打
遭受“二轮重击”的贪官，落马的原因大抵相似，此前被处分的原因则各有不同。
重大瓦斯爆炸事故、施工平台坍塌特别重大事故、输油管道泄漏爆炸特别重大事故……30名官员被处分事由中，“事故”是最常见的字眼；廖永远（中石油原总经理）、王天普（中石化原总经理）、熊启中（中粮置地成都公司原总经理）、姚迪明（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原总经理）、李贻煌（江西省原副省长）、郭宜品（洛阳市原副市长）、张杰辉（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与谷春立，一共8人因为安全生产事故受到处分。
进一步梳理后，因工作失误被处分的有19人，占比高达63%。19人中，12人属失职问题，主要发生在安全生产和环境治理领域；另有7人属渎职问题，譬如贺振章（中山市政协原副主席）、贾剑涛（哈尔滨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秦朝滨（嘉祥县原副县长）三人，均因强征强拆事件，受到警告甚至撤职处分。
除工作职责方面的事由之外，周化辰（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姚中民（国开行原监事长）、符成安（衡阳市发改委原主任）、石力与谷兴华5人，因公款吃喝或收受礼金等行为违反了“八项规定”精神受到警告处分；赵洪（哈尔滨理工大学原副校长）、李会永（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孟伟（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原院长）、陈夫义（海南省教培院原院长）与冯立梅5人，则源于不同的滥用职权问题。
逐一将这30名官员被处分的原因与落马缘由作对比，可概括出旧病重犯、旧案重查、旧伤新病三种类型。
2015年被“双开”的石力是旧病重犯、自我毁灭的典型。2013年12月，时任天津临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副巡视员、办公室主任的石力因为公款吃喝，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短短一个月后，他再次“违规组织、参加用公款或他人安排的高消费娱乐活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石力所在管委会“每月接待费接近10万元，多次上金骏眉茶、软中华香烟、汾酒等高档烟酒，严重超出天津市和滨海新区相关规定标准”。
同样不思悔改的还有重庆市忠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原党组成员、副主任谷兴华，2015至2016年期间，他先后以为母操办丧事、为子操办婚宴为名违规收受礼金，受警告后再遭撤职。
旧案重查一类是将曾未处理彻底的案件翻出，如2009年至2012年的茂名贪腐窝案。窝案爆发后，茂名官场几近瘫痪；据《新京报》报道，为“保持茂名稳定”，相关部门暂定轻处理，大批涉贪官员维持原职。其中，茂名市政协原主席冯立梅因主动向专案组交代并退赃，得以平安退休。两年后，当地重启窝案调查，冯最终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一百八十万元。
此外，有些官员的落马与之前的处分无关，属于“旧伤新病”，比如曾因安全生产事故被处分的廖永远、李贻煌、谷春立等人。
2013年，谷春立擢升吉林省副省长没多久，吉林省即发生三起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总共造成174人遇难且存在瞒报问题，谷春立被国务院行政记过。两年后，谷春立因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的原因落马，与之前处分并无太大关系。有媒体报道称，谷“犯事”应追溯到他主政7年的辽宁鞍山。主政鞍山期间，他“大拆大建”、“盲目推进城市建设”，被当地百姓唤作“一枝梅”，意指“手一指房子就没了”。
从处分到落马的时间跨度统计
“能人腐败”： 受处分却丝毫未警醒
“贪腐”二字，构成了落马官员的最大共性。贪腐之外，党政主干线上的一把手、强拆强建的铁腕手段、两极分化的民间评价……记者搜集的案例中，不乏具备以上共性的政绩突出者。
曾在洛阳市伊川县主政7年的郭宜品，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人物。
《南方周末》报道，伊川县城周边原本是大量农田；郭宜品上任后，到2012年全县共建成104栋高楼，“有些地方的繁华程度甚至超过了洛阳”。因为在招商引资上的出色表现，郭被奖励了一套房，至2014年升任为洛阳市副市长。然而在民间，郭却是完全反面的形象。一方面，因为强征强拆引发大量上访，伊川专门成立训诫教育中心“关押上访人员”；另一方面，频繁的土地交易牵涉到巨额的贪腐问题，网上至今仍可见对郭的举报帖。
被网友赐名“圈地主任”的李明造，同样因为任性用权跌入腐败深渊。
2001年，时任山西民航运城机场管理局局长的李明造参与了运城机场筹建，运城空港新区随之从市级开发区升格为省级开发区。因此功劳，官方资料显示，李明造相继获得过运城市特级劳模、运城机场建设特等功臣等荣誉。这些殊荣后来被证明是用别人的血换来的。2014年5月，空港在裴介村强行征地引发暴力冲突，造成60多名村民受伤。李明造为此被撤职。
此后，李明造继续受到“多轮打击”。2017年2月，运城市纪委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降级处分；2017年6月，运城市纪委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这两次处分的原因尚未及公布，今年7月3日，李明造再被曝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而他先前更多的违法强征、借建设之名圈地谋利等案情也被翻出。
与李明造相对的，是能贪但不作为的“庸吏”，比如因棚户区改造任务完成不力被警告的吉林四平市原副市长王宇、四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局长刘同明。
广东中山市分管环保的原副市长贺振章更是懒政的典型。今年3月29日，广东省通报中山市城市污水管网和部分污水处理厂建设问题处理结果，贺因“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被严肃追责，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对这类“宁做太平官，只求不出事”的官员，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多次公开批评：“庸政、懒政同样是腐败”，“该处理的处理，让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决不允许占着位子不干事。”
短短10天之后，贺振章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审查调查，创造了本文统计对象中处分后落马的最短时间跨度记录。
无论是铁腕“能人”还是太平官，对工作失误都极少真诚反思。比如执迷圈地的李明造，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了政绩置群众正当利益于不顾，即便受到警告仍不收手。王宇则是另一方向上的极端，据《长安街知事》报道，他该办不办、推脱责任、玩忽职守，被国务院通报后还不悔改，最终“连履职的机会也没有了”。
30名官员被处置事项不完全统计
任性到底： “惊弓之鸟”暴力抗查
从处分到落马，间隔时间最短的为10天，判刑最重的是15年6个月。一旦被查，这些官员会乖乖地束手就擒，还是想方设法挣扎一番？记者发现，除了像贺振章这类因事出突然而被带走之外，更多的官员使出了浑身解数。
有靠“演技”蒙混过关者。前述从茂名窝案中暂时“幸存”的冯立梅是一名实力派演员。被查后，他携妻子到纪委主动退赃，当着办案人员的面掌掴并斥责妻子“收人钱财”，言下之意是自己并不知情。
相比之下，二次借办红白喜事收受礼金的谷兴华则“演技”拙劣。面对调查，他编造谎言并拿出虚假礼簿自证清白，待调查组展示证据后却哑口无言。
有蛮横抗查者，这种多发生在案情严重、单靠处分已明显不能逃脱时。这类官员缺乏对组织的敬畏之心，却不知暴力抗查性质更为严重。官方公布中，谷春立、李会永、贾剑涛、秦朝滨等均涉及妨碍乃至对抗组织审查一项。
更有甚者，石力采取了打击报复举报人的手段。在“四风”问题上连续踩雷的他，面对组织审查也毫不惧惮。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他一方面“订立攻守同盟，销毁书证物证，伪造拒贿材料”，另一方面“对‘疑似’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唆使涉案人到纪检机关缠访、闹访”。
也有靠行贿保乌纱、惊弓后溜之大吉者。
2014年8月，升官刚半年的郭宜品神秘失联，同时失踪的还有当地房地产开发商。媒体曝光其涉嫌受贿500万，警方随后将他列为网上追逃人员。
两个月后，主动出逃的郭宜品在千里之外的长沙被抓获。“在如今的反腐形势下，他这样的人最容易成惊弓之鸟，一有风吹草动就惶惶不安。”洛阳一位老干部认为，郭清楚自己经不起调查，遂怀侥幸欲图一走了之。
主政伊川时，郭宜品曾发表如下言论：“从事科学研究的人，99次失败都不叫失败，那叫反复试验；但作为党的干部，99次成功甚至更多都不叫成功，那叫履行职责，哪怕是一次的失足就会令其身败名裂，为世人所不齿。”
这番言论成了郭对自身命运的最好注脚。
30名官员中，今年落马的9名，占比接近1/3。这说明，在反腐向纵深推进的今天，任何违纪行为都会受到相应处分；再次违纪的，组织将绝不手软。他们被处分时，原本是四种形态中的“大多数”，但终未吸取教训，沦为严重违纪违法的“极少数”——既背负骂名，亦为祸一方；轻则“双开”退赃，重则锒铛入狱。
落马后，郭宜品留下了悔恨的泪水。
2015年12月18日，他站上被告席，被指控收受贿赂共计2343万余元，其中500万系他索贿用于“协调”矿难事故的追查。
最后陈述时，郭宜品站起来先鞠躬，哽咽着用“羞愧难当”来形容犯下的罪行。
“我对不起所有关心、支持和培养我的人。”
本文系《廉政瞭望》8月下半月刊封面策划数篇报道《二次曝光：被处分后又落马》之一，敬请关注。
I 排版：袁嘉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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