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锟: 在乱世中混出精彩曾任中华民国第五任总统
他，出身贫寒，死于贫寒，却曾经风光无限，手执中国北方政权牛耳，当选中国民国第五任总统。
他，人称“傻子”，布贩子出身，青年从戎，没有后台，没有背景，凭借着一股“傻”劲，屡得贵人相助，几经起落，终于跃居成国中最具有军事实力的军阀之一，走上了时代的风口浪尖。
他，读书不多，文化有限，悟性却高，晚年有文才，与梁启超、齐白石等文化巨壁相深交，书画俱佳，是中国文化界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其作品也成了艺术界颇具收藏价值的珍宝。
他，在军事上并无特别的建树，也非雄才大略，却深得将士拥护，更兼得号称“中国最强者”的常胜将军吴佩孚的拼死相随，渐成问鼎天下之势。
贿选总统，是时代的丑闻，也是他人生中最臭的一步棋，让他身后背负骂名无数。可是，面对日本人许以高官厚禄的拉拢，他大义凛然，断然拒绝。他以自己的行动维护了民族大义，保持了晚节。
病故之后，国民政府发布训令，追授其为陆军一级上将，并颁赠“华胄忠良”匾额一方。
他的一生充满了争议和传奇。
他，是乱世中最不可复制的那一个——北洋军阀中的直系首领曹锟。
只图一乐的“曹三傻子”
曹锟，字仲珊，生于1862年，天津大沽人，共有七个兄弟姐妹，其排行老三，上有兄曹镇、姐曹大姑；下有四弟曹锐、五弟曹钧、六妹曹二姑、七弟曹锳。
家里人口众多，经济来源主要是父亲曹本生在船行里替人造木船的微薄所得，日子过得十分窘迫，“家无隔宿之粮”。
饶是如此，好强的父亲还是倾尽所能让他们兄弟读了几年私塾。
曹锟读书颇有悟性，但家里无力再供，十五岁那年，便辍学了。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决定自谋划出路，做些小买卖。
他的第一份职业是卖布。
布料是从天津大商号进的，刚开始，他就搭个大口袋在肩上，迈开两条腿，一路走到天津卫，进好了货，就肩扛手提，到四下里的乡下叫卖。
因为踏实、肯吃苦，生意就越做越大。
很快，他拥有了一辆属于自己的独轮手推车。
凭着这辆独轮手推车，他在风里来，雨里去，自如地行走在各乡村市集间，大沽、保定等地都留下过他的身影。
生意有了起色，父母都露出了舒心的笑。
可是，尽管这样营营役役、奔波劳碌，一年到头，他的兜里却总剩下不了几个子儿。
这，是怎么回事儿？
原因很简单。
曹锟生性豪爽，喜欢武术，崇尚“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那一套，爱结交朋友，动辄就拉人家下馆子。
一来二去，朋友是交了不少，可是卖布赚来的几个钱也花得不少。
更逗的是，有一次，他喝醉了，横卧在街头呼呼就睡。
街上的劣童看有机可乘，就把他身上的钱全偷走了。
梦后醒来，一摸口袋，钱没了！
他只是笑笑，也不当一回事，拍拍口袋，摇摇晃晃就要回家。
有好心人别人告诉他，你的钱是谁谁谁拿走了，你沿这条街，往哪儿走，就可以找得到他，要得回自己的钱。
曹锟傻呵呵一笑，说，钱没了就没了，费那个事干嘛？
咦？奇了。众人像围观外星人一样，看他。
他挠挠头，笑着说：“我喝酒，就图一乐；他们拿我的钱，也不过是图一乐，追着要拿回，就没什么意思了。”
众人一齐晕倒。
傻子呀，真是个不可理喻的傻子！
也就从这时开始，曹锟在当地便有了一个响当当的外号——“曹三傻子”！
其实，曹锟这也不是傻，你说你钱偷都被偷了，多半已经被这些顽童拿去花个精光了，去他们家里闹，一则他们家长脸上无光，二则也不见得肯承认这回事，更不会干干脆脆地拿钱来赔。去讨一钱明知讨不回来的小钱，费时费力不说，还把乡里邻里的关系闹僵，何苦呢？还不如洒脱一些，磊落一些！
所以曹锟若无其事，走了。
这也充分反映出他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直爽大丈夫！
往往，一个人，能吃亏，也就能做得了大事。
古话不是说，吃亏是福吗？
吃亏是一种包容，是一种忍让。
一个能包容，能忍让的男人，在困难面前不但百折不挠，而且更能得到别人的帮助。
在往后的日子里，“曹三傻子”将会把这种“傻”更加发扬光大，而他也将迎来了他富于传奇而风光的人生。
在军队里左右逢源
李鸿章在直隶练兵的时候，年方二十岁的曹锟毅然决然地告别了他的贩布事业，应征入伍。
随着年纪的增长，他慢慢找准了自己的人生定位。
他觉得，自己这块料实在不适合经商；参军，也许才是自己最好的选择。
在军队里，他待人诚恳，处处表现出“曹三傻子”特有的“傻”劲：有好处都让给别人，吃苦受累则揽归自己，从来不与人争权夺利，对别人的横加指责从不分辩，对所有的刁难都逆来顺受，对上级交待下来的活儿更是任劳任怨。
军队里的滑头兵都笑话他：真是个大傻子！
殊不知，就是这样一个大傻子，却慢慢地赢得了上司的肯定。
天津武备学堂刚成立，上头准备拔一部分士兵进去培训，曹锟的名单就赫然在列！
真是老实人有老实福啊。
从走进天津武备学堂开始的那一刻起，他的命运轨迹悄然发生了变化。
从武备学堂毕业，他先是在清将宋庆所部的毅军做了一名哨官。不久，随部赴朝鲜作战。从朝鲜战场回来，恰逢袁世凯小站练兵，便前去投奔，当上了右翼步队第一营的帮带。
短短两年，他已经从一名士兵华丽转身，成功升为了一名军官。
虽说已经成为了军官，他却从不在士兵跟前端架子，“傻”劲依旧，喜欢在士兵跟前自称老大哥，呼士兵为老弟，把士兵感动得天昏天黑。
他还很低调，在每一个上司面前都卑谦地以小辈自居。
他听说了，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有个拜把子兄弟也姓曹，叫曹克忠，很有些权势，人称“大帅”，便下足了资本，备上了厚重的礼物前去拜谒。
说来也巧，这曹克忠也是天津人，曾任广东水师提督，惊喜地发现这个殷勤、会来事的小军官既姓曹，又是自己的老乡，心里高兴，非常热情地接见了他。
寒暄过后，他还饶有兴趣地查了一番族谱。
这一查不要紧，曹锟竟是他的孙辈！
缘份啊！
曹克忠更高兴了，当场提出要认曹锟为族孙。
曹锟求之不得，福至心灵地跪倒行叩拜之礼。
跪拜过后，曹克忠让自己的姨太太去袁世凯那儿替曹锟说好话。
这样，曹锟的军涯生活有了质的提升。
他先是由帮带升为帮统，不久升统领，再由统领升统制。
但平心而论，在练兵期间，曹锟升迁的速度算是慢的。要知道，同他一起练兵的那些同僚，很多都做过镇统制了，他是在练兵后的第十三个年头才混上北洋军第三镇统制官的。
而难得的是，在这长长的十三年时间里，他不急不躁，不发牢骚，不吐酸水，一如既往，宠辱不惊，显示出一个军人应有的素养。
好饭不怕迟。
曹锟一踏上高级军官的行列，便迅速地飞黄腾达起来。
憨厚的作风赢得人军心
曹锟的官越来越大，但他憨厚的性格似乎却没怎么变。
他对于部下的军官兵士，一如既往的爱护有加。
某年冬天，天气特别寒冷。
曹锟命人购置了一万件皮袍，给手下军官每人发一件。
颁发皮袍大会上，他还做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说：“咱们军人向有‘同袍’之称，曹某人今天特意给在座诸位每人发一件羊皮袍子，是让‘同袍’二字名负其实。”
也不知他是真的不懂还是假的不懂，反正，他对“同袍”二字的歪解，取得了很好的搞笑效果，现场的军官士兵全笑作了一团。
当然，军官有赏，曹锟也没忘记士兵。
他还买了几万袋面粉，每名兵士赏两袋。
一下子军营里乐开了花，士卒乐于效命。
山东督军张怀芝就是曹锟的忠实追随者，他的口头禅是：“曹三爷是我长兄，他走一步，我随一步；他跑一步，我亦跑一步。”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17年，张勋率辫子军逼宫，黎元洪大总统被迫出走。出走前夕，曾派人鼓动曹锟帮兄弟一把。曹锟同意了，发电声明拥护总统府，张怀芝亦步亦趋，也发电表示拥护总统府；但不久，曹锟受段祺瑞拉拢，推翻了自己之前的声明，张怀芝也紧随其后推翻自己之前的声明。甚至，曹锟做了直隶督军，张怀芝就提出要去山东任督军，说是“要跟曹三爷走也！”
故此，当时有人在报纸上作了一句打油诗，曰：“怀芝步步学曹锟”。
张怀芝之外，还有一个人不可不提。
这个人就是北洋军阀里的另一个风云人物——吴佩孚。
与吴佩孚共进同退
1906年，北洋军第三镇统制官曹锟率军到东北作战。在战地指挥所，曹锟急需一张当地的地图，可是找来找去，把整个第三镇的军营翻了个底朝天都没找到。
曹锟急得满头大汗，团团转。
最后，是管带吴佩孚提供了一张其本人亲自绘制的东北地图，这才解了燃眉之急。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曹锟对吴佩孚产生了莫大的兴趣。
两人通过深入交谈，曹锟更对吴佩孚倍感亲近、喜爱有加。
原来，吴佩孚是山东蓬莱县人，其诞生之时，父亲梦曾见抗倭英雄戚继光进入家门，便以戚继光的字“佩玉”其取名为佩孚，字子玉。
而曹锟也是戚继光的超级粉丝，有一次他家修新房子，盖了座花园，下人请他给花园命名，因为心里一直想着戚继光，曹锟就信口应道：“光园。”
当然，这并不是曹、吴两人间产生深厚感情的主要原因。
真正的原因是吴佩孚对曹锟有过救命之恩。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相继宣布独立。
袁世凯急调曹锟所部第三镇官兵入关，负责天津、北京、保定一线的京畿外围防务工作。
不久，山西新军加入了独立行列，曹锟奉命率军前去攻打。队伍开进到娘子关，第三镇第三标部分人员在标统的带领下策划起事，他们准备处死曹锟，加入革命军。
关键时刻，是吴佩孚发现了这个秘密，并及时向曹锟做了报告，把曹锟从枪口之下解救了出来。
也正因此，吴佩孚被曹锟提拔为第三镇第三标标统。
1912年2月，袁世凯即将就任大总统，却不肯赴南京就职，就授意曹锟带兵到南京迎袁专使住处进行捣乱，纵兵哗变。
南京临时参议院被搞得不胜其扰，不得不通电同意袁世凯在他的地盘北京就职。
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立下了大功的曹锟，官位一路飚升。他的救命大恩人吴佩孚也跟着行情见涨，步步高升。
1913年，汤芗铭督军湖南，曹锟任长江上游警备司令，率第三师进驻岳州。某日，汤芗铭举行典礼仪式，请曹锟演讲，曹锟毫无准备，傻了眼。又是吴佩孚适时地挺身而出，上台演讲，替他解了围。吴佩孚的演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也得到汤芗铭的高度赞扬，表示要挖他到自己手下当旅长。
曹锟断然拒绝，随即任命吴佩孚为自己的第六旅旅长。
可以说，吴佩孚日后能叱咤风云，成为乱世中的一代枭雄，与曹锟的赏识和提携是分不开的。
吴佩孚也因此感觉曹锟的知遇之恩，全心全意效忠曹锟，效忠北洋政府。
当上了大总统的袁世凯并不满足，他还想过一把皇帝瘾。
1915年9月、11月，曹锟先后两次以直隶代表名义恳请袁世凯改变国体实行帝制，早日登基。
吴佩孚本人是不赞成袁世凯称帝的，但在曹锟被袁世凯派往四川镇压蔡锷的护国军时，他还是随军开拔，一马当先，冲锋在前，先后取得了泸州、纳溪的胜利。
值得一提的是，当他进攻纳溪的护国军时，听说曹锟被高洞场的护国军围困在峡谷中，部众死伤殆尽，生命危在旦夕。吴佩孚杀红了眼，亲率几十名骑兵拼死杀出重围，长袭高洞场，成功解救出了曹锟。
这已经是吴佩孚第二次救下曹锟了。
什么也甭说了，曹锟自此将吴佩孚视为腹心，誓与之共进同退、不离不弃。
他向袁世凯详细汇报了吴佩孚的战功，吴佩孚得授陆军中将。
不过，这个中将函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因为，袁世凯称帝后仅83天便被迫下台，含恨死去。
群雄失驾，北洋军分裂为直、皖、奉三大派系，各自为政，明争暗斗。
曹锟凭借自身雄厚的兵力，仍为北洋政府所倚重，9月任直隶督军，驻防保定。在吴佩孚的建议和协助下，他大力加强军事训练，将自己的军队扩充成五个混成旅，积蓄势力，一枝独大。
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段祺瑞组织“讨逆军”对之进行讨伐。
曹锟看准时机，振臂响应，得任“西路讨逆军”总司令，以吴佩孚为先锋，一举击溃了张勋的三千“辫子军”。
此役结束，曹锟兼直隶省长，对吴佩孚的信任也更深了一层，也更加倚赖。
帝制被推翻，共和国体制得到恢复，直系军阀的当家人物冯国璋当上了代理总统，段祺瑞重任总理职务。
但由于北洋政府不肯执行《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孙中山在广东成立了护法军政府，组成湘桂联军准备北伐。
段祺瑞决定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大发兵马南下镇压。
曹锟任西路统帅，安排吴佩孚以代理第三师师长身份任前敌总指挥。
吴佩孚用兵如神，连克岳州、长沙、衡阳等重镇。
一时间，曹锟、吴佩孚的威名响彻天下，盛极一时。吴佩孚更被称人们为“常胜将军”。
就在人们以为直、皖两派军阀会一直亲密合作下去的时候，段祺瑞为了建立皖系的独裁统治，指使自己的亲信徐树铮在北京宣武门内的安福胡同成立了一个名为“安福系”的政客集团。
而徐树铮野心勃勃，竟欲夺取直隶。
这一来，曹锟大光其火，遂以养病为名离开汉口返回天津。
他这一走，段祺瑞所拟定的援粤总司令张怀芝也从江西回济南，南征受挫；驻兵衡阳的吴佩孚跟着发出罢战主和通电，直皖两派的矛盾开始加剧。
此后，吴佩孚还多次串联湖南前线南北将领联电反对段祺瑞的主战政策。段祺瑞一筹莫展，只好致书参议院主选曹锟为副总统，以此来笼络直系将领。
不过，这并不能挽回什么，直、皖两派军阀的合作已经到头了。
因为，段祺瑞为了推行自己的“武力统一”政策，不惜把中国山东和东北地区的铁路、矿产、森林等权益大量出卖给日本，向日本大量借款。甚至为了讨好日本，他还准备签字通过巴黎和约里将战前德国侵占的山东胶州湾的领土，以及那里的铁路、矿产、海底电缆等统归日本，卖国以求荣。
他玩得太过分了！
1919年5月4日，“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段祺瑞从一个“三造共和”的英雄人物彻底沦落为人人喊打的卖国汉奸、民族败类。
而这一年年底，冯国璋死去，曹锟被拥为直系军阀首领，直皖两派冲突继续。
这时的直系兵力已经相当强大了，从原先的5个混成旅扩大到了9个。
国内“倒段” 呼声这么高，而自己的军事力量又已经具备，曹锟决定与段祺瑞决一雌雄，问鼎中央政权。
第二年三月，吴佩孚等直系将领在曹锟的指挥下有次序地撤防北上。
段祺瑞隐居团河，表面上闭门谢客，但野心不死，暗中调遣边防军集中北京一带，准备袭击吴佩孚。
直皖之间的大战，一触即发。
为了争取到孙中山等人的支持，段祺瑞宣布废止中日军事协定，同意开南北和会。
而这边的曹锟也加大取胜的筹码，不断派人游说东北奉系军阀张作霖与自己合作。
张作霖本有染指长江流域、雄霸中原之心，又是曹锟的儿女亲家，根本没有拒绝的理由。出发前，他试探曹锟说：“老段实力比你强，和他打，有没把握？”
曹锟是这样回答的：“我没有把握，但子玉说有把握，子玉的把握就是我的把握。”（子玉为吴佩孚的字）
这一句话，将曹锟对吴佩孚的倚重信赖之情彰显无遗。
随即，张作霖与曹锟及其他一些军阀结成八省反皖同盟。
这年五月，吴佩孚突破张敬尧等皖系将领的封锁、堵截，顺利抵达武汉。
曹、吴南北呼应。
7月9日上午，曹锟在天津举行誓师典礼，委任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所部名为讨逆军，设大本营于天津，司令部于高碑店。
在同一天，段祺瑞针锋相对，成立了“定国军”，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为副总司令兼参谋长。
7月14日，直皖战争全面爆发。
战争的前三日，双方打得难分难解。
但7月17日，奉军出兵参战，形势发生了一边倒的局面。皖军节节败退，最终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摧毁，段祺瑞自戕未成，通电引咎辞职。
直皖战争结束，直奉两系军阀共同控制北京政府。曹锟由原来的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的虚职改任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为副使。
因为派系不同，政治目的不同，分赃不均，施政方向上的分歧，直奉两系军阀的合作也不可能一直愉快下去。
在这场战争中，原本奉系功不可没。但在战后的各种利益的分配中，双方都认为自己吃亏了。
张作霖在收集皖军遗留的军械辎重等物资时，发现有两只空军探照灯被直军拿去了，就老实不客气地派人缴了回来。
曹锟气得够呛，不断挥动马鞭子说：“张雨亭真是地道的胡子，得那些东西还不够，连这两个灯还要。”（雨亭是张作霖的字，胡子，意为土匪）
1921年6月，张作霖任蒙疆经略使，辖区除了东三省外，还得到了热河、绥远、察哈尔三特区，成为事实上的满蒙王。
12月，在日本的支持下，张作霖还组阁成为奉系内阁。直系的权威及既得利益受到了挑战。
1922年，直奉两系军阀终于兵戎相见，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
这场战争，曹锟本不愿战，但吴佩孚坚持要打。曹锟便发电报给他，说：“你既是我，我既是你，亲戚虽亲，不如你亲。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张作霖是曹锟的儿女亲家），信任之情，溢于言表。
吴佩孚拥有了直系军的最高话事权，一心专事打仗，将奉军打得大败，12万奉军，仅有2万多人逃出山海关。
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吴佩孚的功名和事业达到了人生的颠峰。而直系势力也成为了把持北京政府的唯一军政集团，曹锟一跃而成主宰中央大权的实力派人物。
但曹锟并不肯止步于此，他准备向更高的层次迈进。
贿选闹剧
直系势力独霸了北京政政权，曹锟的内心急剧膨胀，不顾心腹吴佩孚的反对，想登上总统宝座。
他对左右说：“北洋系袁世凯、冯国璋都当过总统，现在该轮到我了”。
话说回来，曹锟是个老大粗，玩政治可是外行。想当年，汤芗铭在湖南邀请他做场演讲，他尚且怯场了，要做总统，这其中的难度系数太大了！
不过，这也难不倒曹锟。
在他看来，只要有钱，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是办不到的。
他准备用钱砸出一条通向总统宝座的路，再用钱堆积成爬上总统宝座的天梯。
为此，他暗中操作了一系列丧心病狂的敛财活动：大批量逮捕制毒贩毒的奸商，勒索得数百万赎身钱；又向直隶170个县强迫性借款数百万元；再向各省督军、省长伸手要“报效”费。前后共聚积得1500余万元。
有了钱，什么事都容易操作了。
一切不可能即将变成可能。
当时客串做临时总统的是黎元洪。曹锟指使手下人大肆收买议员，为“驱黎拥曹”做准备。他宣布，从1923年1月起，凡愿意投票选举自己的议员一律聘为直鲁豫巡阅使署顾问，月发津贴二百块银元。
1923年6月，黎元洪被成功挤走。
黎元洪一走，曹锟贿选的好戏就开锣啦。
当然，具体的工作，是不需要他老人家亲自出面的，全由手下的政客打点。
他们成立了一个贿选机构——北京甘石桥俱乐部，明码标价，每位议员投曹锟一票，便可得价值五千银元的支票一张，选举后兑现，童叟无欺。
在金钱原动力的驱使下，很多议员蜂拥前去领取支票，甚至一些原本反对直系的议员经受不起诱惑，也纷纷加入了选举曹锟的行列。
看见曹锟玩得这么露骨，张作霖勃然大怒道：“妈拉巴子，曹锟是三花脸，是小丑，我们东北人绝不捧他。”宣称议员若能不接受曹锟的贿赂，就可以向自己领取相同数目，美其名曰：“反贿选”。
实际上，一些反对曹锟的拆台派也是这么做的。他们在六国饭店设立机构，派发支票，声明只要不投曹锟的票，就可以获得价值八千银元的支票一张。
可是，曹锟那边已成功送出了五百七十多张支票时，拆台派才收买了四十人，还因财力不足，关门收铺了。
看来，曹锟是稳操胜券了。
但，千算万算，曹锟还是算漏了一着。
在9月10日的预选会上，出席议员虽已高达500余人，但没有达到临时约法里所规定的人数，选举会被取消了。
曹锟赶紧召集手下商订了应对措施。
他们商订了很多办法，比如：派人分头疏通议员，由常会再定选举日期；电请各省督长，推定各省国会议员；派代表秘密南下，游说反直派中坚人物，诱以金钱、官职等等。
他们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各种方法都行不能，就修改《大总统选举法》！
在他们的积极运作下，1923年10月5日，总统选举会再次召开。
这次，为凑足大选的法定出席议员人数，曹锟成立了“暗察处”，派人四处盯梢，防止议员擅自离京。但凡遇到出逃议员，一旦揪住，就诬赖其逃债，强制带回会场。
饶是如此，原定于上午10点召开的总统选举活动还是因为签到者远未及法定人数而无法召开。
听到消息的曹锟倒吸了口凉气，主使众议院院长宣布签到人数够了再进行选举。
但到中午时分，签到的议员也不过400人。
曹锟急得直跳脚，咬咬牙，授意手下：只要议员出席会议，即使不投自己的票，也照发5000元支票。
这一狠招奠出，立收奇效。
半个时辰不到，就有十几名议员匆匆赶到！
当然，这样还是不够的，还得去继续拉人！
曹锟调来几十辆汽车，分派出可靠的议员去拉没来的议员，下死命令每人至少要拉回一个。
这么一来，议员们连爬带滚、四下乱窜，会场外汽车车轮滚滚，来回飞驰，鸡飞狗跳，热闹非凡。
由于曹锟不能当选支票就不能兑现，为了那五千块大洋，这些议员用尽了浑身解数，甚至把在医院住院的议员也用软床抬了来。
一番拼死拼活的忙碌过后，终于使签到的议员达到了法定的583人！
当天下午2时开始投票，其中有一个小插曲：曹锟亲临选举现场督选，发现北京议员吕复没有选自己，便情难自制，附其耳说：“怎么何不选曹某？”吕复天不怕地不怕，叉腰怒喝道：“你要能做总统，天下人都能做总统了。你要是当了总统，总统也就不是总统了。”骂完尚觉不解恨，顺手拿起桌上的砚台向曹锟狠狠掷去。
曹锟公然叫嚣说：“谁又有名又有钱，谁就可以当总统。”
有人反唇相讥，说：“大帅，梅兰芳既有名又有钱，我看可以当总统。”
下午4时投票完毕。在总投票数为590张的前提下，曹锟得480票，位居第一；第二名为孙中山，33票；之下有段祺瑞7票；吴佩孚5票；张作霖1票等等。另有废票12张，含孙美瑶（临城劫车案的匪首，受招安后为旅长）1票。
得票差距如此悬殊，用脚趾头都可以猜得出，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实际上，收取了曹锟贿赂的，不多不少，正好就是480人！
但不管如何，曹锟终于得偿如愿地当选为中华民国的第五任大总统了。
被锢延庆楼
贿选总统，乃是曹锟一生中下的最臭的一步臭棋。
为了成功当选总统，其耗资巨大，除了每张选票5000大洋外，还需要给那些上下奔走的政客们酬劳，另外还有招待费、秘密费，加起来不下千万。
而当选总统后，出于对贿选出力者的感激，凡有议员家办红白事，曹锟均另送重礼。
如此一来，众议员纷纷举办祝寿、婚嫁等各种活动，收取重礼无数。
据统计，曹锟此番贿选共花费1356万元之巨，包括给各政党的补助费3242万元、特别票价141万元、普通票价3045万元、宪法会议出席费572万元、常会出席费20余万元、特别酬劳费324万元、“冰敬”、“炭敬”及夫马费190余万元、招待所临时费120余万元，秘密费70余万元。
浙江籍议员邵瑞彭在大选前把自己所得的五千元元支票摄影制版公布，并且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检举众议院院长等高层行贿，控告曹锟“骚扰京师，诩戴洪宪”、“遥制中枢、连结疆吏”、“不自敛抑，妄希尊位”、“勾通军警、驱逐元首”、“收买议员，破坏制宪”、“多方搜括、筹集选费”等数项罪行。
消息一经公布，舆论大哗，全国上下一致声讨曹锟，上海、杭州民众更上街游行示威，抗议选举结果。
孙中山在广州下令通辑附逆议员，并电请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起兵讨伐曹锟。
第二年秋天，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亲率奉军新编6个军，向热河、山海关等地发起地毯式的进攻，大有鲸吞直军之势。
曹锟刚刚改组了内阁，对战争毫无准备，仓促之下，匆匆委任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全权负责军事。
吴佩孚亲率大军到山海关作战，战事空前激烈。
就在两军乒乒乓乓地打得正酣之际，直系大将冯玉祥突然倒戈，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将曹锟囚禁于延庆楼，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
1924年11月3日，曹锟被迫辞职引退，其四弟曹锐父仰药而死。
曹锟自做上总统，满打满算，不过一年零二十四天。
不过，他也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感伤。
当冯玉祥的代表去见他，劝他退位时，他只是一连串地问：“子玉在哪？子玉在哪？”看对方没有回应，他就断然地说：“此次对奉作战，虽是子玉主张，但也是我同意的，要办子玉，就先办我曹某。”(子玉即吴佩孚字)。
看来，从布贩子到大总统，虽然历经数十年风吹雨打，当年的“曹三傻子”并没有大的改变，他还是那么直爽，那么痛快，还是那个“图一乐”的性情中人！
之前，吴佩孚反对他做总统，着力主张先统一、确立法统，再登台不迟。曹锟却偏以取得总统为唯一目标，对吴佩孚的劝诫不听。他对左右说：“子玉虽亲，不及总统亲，黎既不重来，大位不可悬虚，则无妨让本帅一试！”
说到底，这个花大价钱弄来的总统，在他心目中，也不过是“图一乐”！
话说回来，贿选总统，虽令天下所不齿，但反思其在贿选过程的表现，却也有可称道之处。
首先，他的贿选在选举程序上遵守《临时约法》的规定，对法定人数等要求都严格遵守，竞选过程，公开透明。
其次，他没有采取任何暴力，即便是有人拿了钱不投票，他也不曾采取手段加以报复。完全“买卖自由”。诚如他的部下王坦所说：“花钱买总统当，比之要了钱得贪污之名的人强多了，也比拿枪命令选举的人强多了！”
而且，他当选总统后，还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正式宪法。（这是国会议员们花了十年才完成的重大工作成果。但因其乃贿选国会所制定，没有得到后人承认）
随着曹锟下野，吴佩孚军心动荡，再加上冯玉祥与张作霖与的南北夹攻，终于溃败。吴佩孚从天津逃到海上，乘船经上海入长江，到武汉，后又返回到洛阳。
1926年，吴佩孚为报冯玉祥反目之仇，与张作霖尽释前嫌，把臂言和，在湖北东山再起，成功将冯玉祥逐出了北京。
一直被关押在延庆楼的曹锟这才得以释放。
重获自由的曹锟刚开始还对总统之位有幻想，派出部下王坦去联系吴佩孚，可是，吴佩孚的回答是说：“三爷（曹锟）这人你不是不清楚，在前台他是唱不好的，我看还是请他在后台呆呆吧。等我把大局奠定，咱们再商量。”跟着又说一些诸如“好马不吃回头草”、“兵不再役”之类的话。
曹锟这才死心塌地，知道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隐居津门
晚年的曹锟携郑夫人、陈夫人隐居在天津英租界内的19号路（现在河北路34中学）。刘夫人年轻（才二十出头），不愿同住，另在英租界的泉山里盖了几所小洋楼，带自己的一双儿女独住。
郑夫人是曹锟的第一任老婆。
他们成亲那年，曹锟才十七岁，还是一个终日忙碌于贩布卖布的小布贩子。
陈夫人名寒蕊，天津陈姓商人之女，是武昌起义爆发后，曹锟任师长期间所娶。
这两位夫人一直没生有男丁，以至曹锟年近50膝下尚未得一子。
1916年，曹锟升直隶督军兼省长，移镇保定。
他的四弟曹锐为了开解他无子之虑，主动将自己唯一的儿子曹士藻过继给了曹锟，改名曹少珊。
不过，曹锟兴建“光园”后不久，陈寒蕊就长下了长子曹士岳。
刘夫人名凤玮，乃是曹锟荣登总统宝座后所娶，生有一子曹士嵩，一女曹士英。
陈、刘两位夫人既已有子，就不待见曹少珊了，她们一天到晚在曹锟耳际嘀咕着，要取消曹少珊的嗣子名分。
曹锟本人不善于理财，因为四弟曹锐精通生财之道，就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交给他打理。
曹锐把钱存入了英商汇丰银行、美商花旗银行和法商东方汇理银行。为了保密，所有存款都是他自己经手，且不用曹锟、曹锐两人的真名，而是用了一些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假名。
也是合该有事。
北京政变时。曹锟和曹锐兄弟同时被囚禁在延庆楼。冯玉祥准备要带走曹锐，曹锟说：“老四什么也不清楚，还是让我同你们去吧!”可在里屋的曹锐明白，冯玉祥这是要查抄曹家的财产，非带自己走不可，于是就撩帘走出，对冯玉祥说：“别难为总统，我跟你们走。给我几分钟，我入内整理一下衣冠。”说完又转身入内。等他再出来，冯玉祥不由分说，派人押他到天坛，逼问曹家财产，可是，曹锐脑袋一歪，七窍流血，已经气绝身亡了！
原来曹锐借口入内更衣之时，已把一瓶鹤顶红揣入怀里，趁人不备，仰药身亡。
曹氏家族的财产从此成了个无头案。
当然，冯玉祥取不走这笔财产，曹锟也同样取不走。
原因是曹锐一死，曹锟拿不出有力的证据，那些外商银行都拒不承认这笔存款。
就样，—笔数百万元的巨款，全打了水漂。
陈、刘两位夫人以曹锐已死，不能无后为由，要求让曹少珊归宗。
曹锟拗不过她们，同意与曹少珊脱离了父子关系。
但脱离父子关系容易，随之而来的生活却是个大难题。
原先曹锐执掌曹家财政大权，曹锐不在了，自然是曹少珊接管。
这时的曹锟已经没有了经济来源，他喜欢书画，多购置碑帖、书籍、笔墨纸砚，且性素慈悲，遇有慈善义举，碍于自己曾有过总统身份，捐少了又自觉寒碜；捐多了又有心无力。所以常常长吁短叹。
偏偏曹少珊对他视而不见，不闻不问。
曹锟无限悲凉地给刘夫人写信说：“庆（曹少珊的乳名）的心肝坏了，他们也不管我，我可能不久于人世了，对士英和士嵩我管得少，很觉对不住你，你要照顾好他们。”
刘夫人读了，又心疼又生气，在自己母亲和姐姐的劝说下，便将曹锟接到泉山里自己的家中。延请中医给他调治，自己在床边悉心照料，曹锟的病才开始好转，心情开朗了许多。
有人悄悄问曹少珊，你手里抓有曹家数千万家财，怎么忍心看三伯父穷困潦倒呢？
他冷冰冰地答：“这是我喊他这么多年爸爸的代价。”
曹锟的旧部下很多人看不过眼，一起找曹少珊理论。
理屈词穷的曹少珊最后答应每月付洋3000元。
但仅付了一个月，就选择性地遗忘了此事。
不过，曹锟也看开了，他，还是当年那个“图一乐”的直爽汉子。
他的病情痊愈，每天都起得很早，到院中练练自己编的一套虎拳，然后回到屋里打坐练气功。
用过早饭，不是练书法，就是画画。
曹锟喜爱国画，尤其擅长画梅花、山石、螃蟹等。他有一枚曲形章，上刻“一点梅花天地心”，专为画梅所盖。他还有一块黑石图章，上刻“万代一如”。
他的书法最得意之作就是用一笔写成一个虎字。每逢亲朋好友向他索字时，他就写一笔虎，看得旁人啧啧称奇。虎字写得威风凛凛。曹锟写完，就精心地盖上图章，署名为“乐寿老人”或“渤叟”。
曹锟还常常请来一些文人墨客指导自己的书画。齐白石和曹锟的交情甚厚，曹锟的很多图章多是齐白石刻制的，图章侧边总留有“布衣齐璜”（璜是齐白石的字）四个字。
总之，曹锟甘于平淡，过起了粗茶淡饭的生活。
他崇信佛教，吃斋念佛。
他除了能一笔写成虎字外，也能用一笔写成佛字。
从前他曾买了一尊金佛放在天津“大悲院”中，晚年的时候，就常去朝拜，在佛前焚香、诵读佛经。
他还请人画了一幅表现孔孟等圣人功绩的“圣迹图”，每晚都要在“圣迹图”前朝拜。
他的脾气随和，对待家人和侍从们很少发脾气。
据他的孙女回忆，其保姆戴妈曾对她说：“总统在世时，不管有多少大官等着见他，只要听说我来了，就要先召见我。”
当初，曹锟任直隶督军驻守保定，曾将前清直隶按察使司衙署改建为宾馆，征府河两岸有六百余亩荒地建成花园。保定刚刚遭受干旱，田里颗粒无收，饥民苦于无处求生，纷纷前来工地报名做建筑工。曹锟慷慨大方，不管老少病弱，来者照收，磨洋工也好，偷懒也行，干多干少，工钱照发，一分不少。心情高兴了，还会给每人多赏几个铜板，救活了不少人。而花园建成，他本人每天早上都要来这里散步、打拳，普通百姓要进园游玩，他也不阻拦，全面开放。在他看来，建个花园，不也就“图一乐耳”，何苦为难贫苦大众呢？！
现在，他回归平淡，当然就更平易近人了。
每到傍晚，他家的院子都聚拢起许许多穷邻居一起闲聊。
这些人中有拉洋车的，也有卖菜的，还有卖大碗茶的，还有店铺里的伙计。
大伙坐在小板凳上，喝着茶水，粗着嗓门，闲扯八卦。
曹锟也不搞特殊化，让家人搬开特别为他准备的躺椅，坐在小板凳上，光着膀子，摇着蒲扇，和大伙脸红耳赤地瞎聊，怡然自得。
可以说，这时的曹锟真真正正地置身于蝇头小百姓的平凡快乐中去了。
不过，随着局势的发展，要过这种无世无争的日子也不可得了。
喝粥也不当汉奸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人随即占领了东北、华北的大片土地。
他们妄图采取“以华制华”的策略，开始大肆搜罗汉奸及社会上有声望的人物，以筹组汉奸傀儡政权。
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认为曹锟曾任民国大总统，社会影响力较大，就把他锁定为重点培养对象。
一天，几个日本人身着便装，来到天津英租界，盛情邀请曹锟“出山”。
曹锟本想开门听听他们有什么说辞，但刘夫人堵了大门，并冲着门外的日本人厉声大骂了一番。日本人讨了个没趣，灰溜溜地走了。
刘夫人向曹锟历数了日本人在东北三省犯下的累累罪行，劝告说：“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能出去为日本人办事。”曹锟连连点头称是。
土肥原以为曹锟是有“贿选”劣迹的人，拉他出山没什么难度，现在碰了一鼻子灰，清醒过来了。
他眼珠一转，想了个办法。让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做委员的曹锟的好友齐燮元来做说客。
可是，曹锟的门卫遵照刘夫人的嘱咐，让齐燮元吃了个闭门羹。
土肥原不信邪，又让伪河北省省长高凌蔚前来做说客。
曹正躺在炕上抽大烟，见了高凌蔚，勃然变色，把烟枪一摔，吼道：“你是谁？快给我滚出去！我曹家的门是不能让汉奸进的！”
高凌蔚吓了一大跳，灰溜溜地走了。
可以说，曹锟在面对大是大非的问题下，经受住了金钱、地位的引诱，坚决不为日本侵略者做事，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保持了民族气节。
1937年，“七七”事变后，曹锟身体每况愈下，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依然十分关注抗战局势的发展，他每天都坚持阅读《大公报》，后来视力模糊到看不到字了，就让女儿念给自己听。
1938年，当听到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取得了大捷的消息，他激动得连声说：“我就不相信，咱们还打不过那小日本！”
可是，饱受病休折磨的他，毕竟没能等到抗日战争全面胜利的那一天。
这一年的5月17日，曹锟因病在天津英租界泉山里寓所去世，终年76岁。
临终前，他握着女儿曹士英的手说：“台儿庄大胜之后，希望国军能乘势恢复失土，余虽不得见，亦可瞑目。”
曹锟的葬礼十分隆重。日本方面、国民党方面都派人前来吊丧，并送给刘夫人大笔抚恤金，但遭到刘夫人的拒绝。
曹锟家眷及旧部幕僚、亲朋好友几百人均披孝参加了葬礼，灵柩暂厝于天津英国公墓。
重庆国民政府有感于曹锟在沦陷期间，忠贞不屈保持晚节，特追赠其为陆军一级上将并颁赠“华胄忠良”匾额一方，以示褒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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