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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限制中国投资，人道主义援助关乎美国全球领导力——CCG国际智库热点参考
本期智库热点关注三大问题--人道主义援助与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欧洲国家限制中国投资以及经济学对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转移的一些理解。
■ 在人道主义援助领域，美国在这方面的松懈也间接削弱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但我们不妨思考，对外援助既然能树立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中国是否能从此处获得更大的启发？至于以何种方式，中国正推出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发展援助模式，但中国是否也可以从西方国家的案例中获取更多的有用经验？
■ 在投资领域，欧洲国家相继对中国形成包围，通过机制改革来限制中国的投资。但是这种限制是否能获得理论层面的支持。
■ 经济学提供了一种思考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窃取的角度，但仅以经济学视角看待这一问题显然太单薄。
一．人道主义援助与美国全球领导力
美国在人道主义中承担的责任愈发缩水，相伴随的是美国影响力和领导力的削减。这种撤退也反映出美国社会的变化、美国对外政策和在国际社会行为模式的转变。但布鲁金斯学会主席John R. Allen先生认为美国不应该从这一领域撤退，因为美国的人道主义援助关乎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为此，他分析了“美国领导力”和“美国人的领导力”的区别以及参与人道主义援助的道德效应。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与发展部主任 Homi Kharas先生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美国应当以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为视角审视自身的发展与对世界的贡献。
两人的分析均体现了两大社会科学模型的争辩--经济人和社会人假设：经济人指代人总是依据自己的偏好行事，追求利益最大化；而社会人假设则是认为人的行为受社会规范和道德的限制，并根据这些社会规则决定自己的行为。
争辩往往认为只有一种模型代表人的决策模式。但二者的观点均揭示了一点--在国际社会中，“经济人”的运作方式与“社会人”的运作方式往往是并行的、相互牵制的。美国在寻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应该去实现这个世界所推崇的高尚目标，帮助落后国家发展，改善其他地区民众的生活，保护弱势群体，并以这种方式最终增强美国的核心领导力。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一部分，不该一味寻求自己的发展，而应该其他国家的发展，而这种关注最终能使自己获益。这一视角似乎也在说明，在诸如道德的非利益层面，国家间也存在着博弈，这种较量也对一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有重要影响。
此外，基于上期对中国特色的对外援助方式进行了介绍，Kharas先生也进行了中美比较。随着中国对外援助规模扩大，在这一领域中国也构成了对美国的挑战。Kharas先生认为美国可以从中国吸取经验，相反，中国是否也可以从美国的策略中改进自身的援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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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R. Allens 布鲁金斯学会主席
布鲁金斯学会主席John R. Allen先生提及美国目前民间社会草根阶层与美国政府在人道主义援助上的分离。一方面，美国政府官方参与减少，但美国民间社会则愈发活跃。无论是平民还地方政府的众多机构对国际发展的支持愈发强化，并因此产生了美国领导力和美国人领导力的区分。当美国领导力因美国官方援助减少而下滑，美国人在国际发展仍扮演重要角色。Allen先生认为美国从国际发展援助中撤离是一种错误的选择。很大原因即在于美国进行人道主义援助为美国带来的道德优势以及美国这种责任感为美国保持其全球领导力带来的价值。
在其看来，通过参与世界和平、繁荣和人类进步，美国的对外援助不仅展现了美国情怀，也强化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 相反，美国逐步减少人道主义援助并从很多项目中撤出，则将逐步丧失美国曾经占据的道德制高点。而由美国退出造成的援助真空则将由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进行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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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i Kharas，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与发展部主任
Allen先生提出美国应该更多地参与人道主义援助来强化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根据Allen先生的分析，造成美国社会危机的因素往往是民间骚乱、恐怖主义以及由贫困、饥饿和机会缺乏造成的动乱。这些问题也正是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计划旨在解决的，而这些只有通过发展而非武装干涉加以解决。相应，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与发展部主任 Homi Kharas先生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美国应该透过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评价自己的发展与自身对世界的贡献。
目前距离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制定3年已经过去了，但执行成果远落后于原定计划。16个目标中的14个与个人福祉相关的目标可能在2030年都未必能实现一般目标；儿童肥胖率则在往相逆的方向发展；保护妇女免受暴力只达到目标的10%。大家都知道我们不该只是按照以往方式，但不够明确的是需要改变的地方、行为以及如何进行改变。
因此，美国可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扮演领导角色。在过去的调查中，2017年美国有2/3的公民认为美国踊跃参与国际事务是对美国的未来是最好的。美国应当协调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它的对外援助，并以此为框架，和包括商业、民间社会和学术界在内的一系列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建立本土和国家层面的联合。
例如，在商业层面，美国公司一直走在政府前面。标准普尔500家企业中有80%都会公布其可持续发展表现，也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将可持续战略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相统一。但问题并不在于公布单一公司的表现，而是公司一同确立共同标准，设立全行业目标，并发展可用于比较的衡量方式从而推动竞争。
福布斯的一位分析师表示，当10%的顶尖投资者开始在系统层面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它会吸引所有利益相关者对此关注。当有30%的投资者对此表示关注，金融行业的整体氛围将受影响。当2/3的投资者关注时，则将发生系统性的改变。
美国如果不参与其中，则意味着美国将失去设立全球标准，发展新商业模型或金融服务方式的机会。
同时，美国的领导地位正因受国际发展金融体系的变化而被削弱。目前两大变化在于：第一，美国的官方援助占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的比重越来越小；第二，非协助的金融形式，尤其是来自官方机构按市场价位的贷款变得愈发重要，但是美国在其中却没有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增加投资和更多地发展金融服务用于援助对美国也将产生重要影响。
总体而言，美国政府可以从三个层面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做贡献：
a.使经济长期发展充满活力
b.协调经济进步和社会福利改善
c.经济发展避免造成环境问题
美国可以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框架设计具体协调方案，也可以从其他国家学习重要经验。 以下将从商业和国际参与两个方面探究美国如何通过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来增强全球领导力。
中美对外援助比较
相较美国，中国正鼓励两大银行--中国发展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资助。这两大机构2016年外国贷款的数量达6750亿元。
中美目前推出的发展型金融服务也存在巨大差异。美国给予需要的地区人道主义援助，中国则在具备战略价值的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的招牌对外援助计划，占中国对外援助的比重达1/3。这一计划的规模和范围巨大，很多参与国家都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中国单独无法弥补这些缺口，但一带一路表明需求不足并不能限制中国发展这类金融业务。
同样，中国也在次撒哈拉地区和拉美地区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对这些投资的质量和影响也有大量的讨论。从负面讲，有抱怨中国公司是因产能过剩而转移其生产能力，而不是为了帮助这些地区发展，中国贷款造成了巨大的债务负担。但积极而言，在这些发展项目中大多数劳动力都是当地群众，贷款也并非是掠夺性的，且没有土地被占用的证据。
中国的对外援助方式既与美国构成了较量也在某种程度上为美国创新援助提供了经验。
二．欧洲限制中国投资
在投资领域，欧洲正构筑外来投资隐性城墙：将外来投资与国家安全直接挂钩，这场从西欧兴起、瞄头对准中国的投资审查改革，是否可能蔓延至全欧洲，形成对中国投资全方位的围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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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ieu Duchâtel：欧盟对外关系委员会中国与亚洲项目副主任和高级政策研究员；
Angela Stanzel：欧盟对外关系委员会中国分析编辑和高级研究员
目前欧盟内部正采取新的投资审查机制。这些前所未有限制对外投资的举措将矛头指向了中国以及中国在包括国防在内的领域取得全球领先地位的野心。基于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举措，欧洲其他地区是否也会采取防御性举措？此波限制性举措的蔓延无疑将对中欧关系以及中国的战略雄心产生重要影响。
目前欧洲几大国家已将加紧控制落于实处：
德 国
德国近期在加紧针对中国的投资限制方面有两大行动。7月，德国政府促使国有发展银行KfW收购了德国最大电力运营商之一的50Hertz Transmission GmbH 20%的股份。这也意味着，中国国家电力试图收购50 Hertz的计划失败。此后不久，德国政府也阻挠中国烟台台海集团收购Leifeld Metal Spinning，这家公司主要为航空与核工业生产高规格金属。
在限制中国公司收购Leifeld Metal Spinning的过程中，德国政府第一次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理由，这也意味着投资开始与国家安全直接挂钩。 德国政府的做法和《德国对外贸易条例》改革直接相关。此次改革加紧了对外来投资的审查并且确保在外国投资者尝试购买一家公司25%及以上的股份时，德国政府能够以安全理由对交易进行评估。审查涵盖的部门包括：核心基础设施、能源、信息科技、金融和交通。这一体系原本仅针对军工行业，现在则延展到了其他领域。
这些变化直接反映了德国对“国家安全”这一概念认识的改变。即便一个外国公司仅投资极小的一部分，也会被视作是一种安全威胁。
早在四月，联邦政府也要求将收购25%的份额降低至10%，这也反映出德国政府内部在加紧对中国投资限制方面，意见愈发一致。
法 国
法国政府目前也正准备向议会递交最新制定的商业发展和转型方案，其中即包括保护战略性国家资产免受外国公司的占领。早在2004年，法国政府即授权经济部门限制国防领域的外国收购。2014年，这一权限拓展至能源、水资源、电子通讯及公共健康等方面。目前，法国政府还试图增加人工智能、大数据、纳米技术、空间领域和金融工业。同时，法国政府也在采取新的举措保护知识产权，并阻止技术转移。此外，法国也正准备授权总统能够进行投资审查，目前这一权限仅限经济部门。此前，马克龙上台后不久即将造船公司STX收归国有，以防止中国公司获得相关技术。
意大利
意大利也将审查机制拓展至国防与国家安全以外的领域。意大利政府现在也有权力禁止一项交易，或授权各个政党限定交易条件。
英 国
今夏英国政府就国家安全和投资改革提交了立法方案。这一法案包括审查存在争议的交易，且政府有权利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交易进行评估。这一权力一并适用于过去完成的交易。
英国的这一机制主要关注国家安全而非战略因素。在英国政府看来，有三重威胁可以引发安全评估：情报活动，具备破坏核心基础设施的能力以及不恰当的借贷收购。
此外，在欧洲以外地区，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和美国也在发展相应的审查机制。而目前的问题是，这些做法是否会延伸至全欧洲。
欧盟在限制外来投资方面的影响力
欧盟在这一方面很可能起引导作用。欧盟若采取投资审查，成员国可能都会从安全角度对外来收购进行评估。欧盟委员会在欧洲范围内展开的讨论也将引发各国对这方面的重视。投资审查机制将使交易更为透明，媒体也会对投资、安全和技术转移给予更多的关注，而各国间也会形成相互监督机制，关注其他国家都采取了怎样的举措。
中方对这些做法的回应
中国方面目前对这些举措表现出迟疑的态度。中国媒体和一些智库对此已表示愤怒，但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相对应的投资限制机制仍旧更为严格。同时，可能因为中国正处于与美国的贸易战中，中国或许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而不愿和欧洲国家结怨。
三．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转移
中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旨在成为世界科技强国，这一目标引发多国的恐惧。正如上文所体现的，诸多国家都在采取各种举措防止中国进行技术转移。而由贸易争端引出的还有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但反对技术转移、支持知识产权保护背后的原理又是什么？现有的论点是否能够有力支撑各国采取的防范措施？
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John H. Cochrane教授从经济学视角分析了技术转移、盗取科技等行为的合理性。在他看来，这些我们听即觉得错误的做法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并不是那么错误。
即便经济学存在支持技术窃取的理由，但这种行为能够被轻易接纳？技术被窃如果被允许，对研发人员而言则是极其不公正的待遇。研发成果被复制利用，技术带来的利润空间被压缩，从长远看，这也将挫伤社会创新研发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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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H. Cochrane，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首先，科技知识和其他商品拥有不一样的特性。因此售卖科技也非常不同于售卖汽车。如果一个人卖了一辆车或是她的车被盗了，这个人都无法再使用它。但知识不一样，即使知识的所有权发生转移，每个人依旧能够享用这些知识。这正是科技知识的独特之处：在使用上并不是排他的，一个人可以使用，另一个人也可以。并不是说另一个人获得了知识其他人就无法再使用它。
从防垄断的角度看，科技转移乃至盗取知识也是可以的。举个例子，如果一家打蜡公司拥有自己特别的打蜡技术，并因为拥有专利这种技术无法被其他公司使用。也就是说，这家公司在打蜡技术方面处于垄断地位。但垄断因为排斥竞争，也是市场应当避免的行为。知识产权保护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可以刺激创新，但过多的知识产权保护往往会演化为垄断的保护伞，并滋生人们为保护垄断而防止新产品的出现。因此，从反垄断的角度，有理由说明技术转移甚至窃取并不是那么糟糕。
目前中国从国外进行技术转移是包括美国在内多国关注的重要问题。各国正采取各种手段防止中国从本国转移技术，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一个更富有的中国对美国更为有益。美国公司获利最多的地区往往是发达国家。比如相对于坦桑尼亚，荷兰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大得多的市场。人均收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很多公司在一个国家能够获得的市场规模。如果中国变得更富有，中国的众多人口将为美国公司提供更广阔的市场并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一个更富有的中国无疑将对美国的发展有更积极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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