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夜與暑氣
《雙重賠償》為黑色電影樹立了標誌性的影像風格。 在約翰·塞茲（John Seitz）掌鏡下，畫面的陰影稜角分明、邊緣清晰，角度奇特，一些場景具有強烈的孤獨感。
在狄金森豪宅的幾場戲中，為突出故事的犯罪意味，整個房間被百葉窗的影子吞沒。室內光線暗淡，黑白相間的光柵成了牢獄之災的隱喻。這種百葉窗照明為後世不少電影效仿，包括《教父》（The Godfather，1972）系列。
《教父》
最後二人互相射殺的戲也發生在這個房間。菲麗絲關掉所有燈，等待奈夫到來。奈夫推開房門，街燈投射的身影映在牆上，陰森可怖。動手前，奈夫關窗，拉上窗簾，屋內頓時漆黑，形成一個幽閉晦暗的兇殺空間。
一般好萊塢電影拍夜景，為使景物清晰，都在白天拍攝，僅需在鏡頭前加深色濾鏡，即所謂的“日以作夜”。懷爾德為求真實，在夜間實拍，並且對需強調的景物再加直射光或輪廓光表現，更加重了犯罪的氛圍。
拍女性，則一般採用主輔光差異不大的布光，這樣灰度豐富，便於體現女性的優美。而對菲麗絲的用光上，懷爾德加大了主輔光的對比，增強反差，給菲麗絲增添了硬朗神秘的質感。在菲麗絲第一次去奈夫公寓的戲中，菲麗絲縮在沙發上訴說自己不幸的婚姻，旁邊檯燈紗罩直射的強光照亮她的唇部，臉的上半部分則處於散射的暗光中，對側的眼眶幾乎看不見。這種用光凸顯了她的虛偽詭詐。
到了80年代，傳統黑色電影（尤其是黑白電影）中的布光早已革新。在《體熱》中，黑色電影中的雨夜被充斥紅光與橙光的暑氣代替。《體熱》大概是在傳達天氣方面最出類拔萃的影片之一。片中有幾場大火，開頭，上身赤裸的奈德背對觀眾和情人，欣賞窗外遠處的一場大火。殺人後，奈德用朋友給的縱火裝置燒燬了麥蒂丈夫的屍體。結尾的一場大火，不僅毀屍滅跡，還掩蓋了麥蒂的逃脫。
片中每個人都大汗淋漓，嚷著自己熱得不行。奈德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脫個精光，從冰箱裡拿一罐冰鎮啤酒。在奈德和麥蒂偷情的房間，氤氳的暑氣佈滿整個畫面，空氣好像能擠出水來。他們就在其間做愛、談論殺人。
身體的熱量，是情色片的一個慣例，他們越是熱，就越想做愛，就好像性愛能讓他們涼快下來，而不是火上澆油。奈德第一次去麥蒂家“看風鈴”時，麥蒂穿著一件紅裙子，這顏色好像更加勾起了奈德的慾望。看到她挑逗的目光，他甚至破門而入。
導演勞倫斯·卡斯丹（Lawrence Kasdan）將天氣完美地融入到影片的敘事之中。高溫令人瘋狂，滋生罪孽。正如奈德的黑人警官朋友所說：“天氣一熱，大家就互相殺來殺去。自從熱浪一開始，各種壞事就多了起來，是那種危機的氛圍，知道嗎，大家穿得不一樣，感覺不一樣，汗流得多，醒過來覺得怪怪的，再也恢復不過來……很快大家就覺得，舊的法規沒有用，於是開始犯法，沒有人會在乎，因為這是非常時刻。”
男人受女人誘惑，幫他除掉丈夫，掙得賠償金，聽上去是個庸俗的故事，事實上有著嚴肅的精神內核。懷爾德解釋道：“他是個平常人，卻突然變成了殺人犯。這就是中產階級的黑暗面，一個平常人是如何變成一個殺手的。”
《雙重賠償》的高票房也許也能說明這個時期美國人的思想轉變。三十年代初剛走出經濟蕭條，很快美國又捲入二戰。這漫長而有力的雙重打擊讓一向天真的美國人不再一味憧憬未來。美好的幻想不再能充盈他們的日常生活，電影也需要更微妙的調子，來表現這種失落和沮喪，於是，黑幫片、犯罪片、驚悚片風靡一時。《雙重賠償》是一個很好的現實標本，在虛構中埋藏著真相。
既然戰爭能使正常人變得瘋狂，自然也能讓普通人變成殺人犯。麥蒂的勝利，何嘗不是審查寬鬆的功勞
四五十年代的黑色電影是特定時期好萊塢的產物，到了八十年代，社會情況更加複雜，電影的目的只是講好一個故事。奈德只是受美色和熱量的雙重驅使，一時腦殘殺了人。沒了審查制度的條條框框，人經過更具體詳盡，並且可以最大限度的表現人的慾望。威廉·赫特（William Hurt）和凱瑟琳·特納（Kathleen Turner）奉獻了鮮美的肉體，以及運動員式的性愛場面。這令《體熱》幾乎成為一部徹底的情色片而不是一部複雜的以犯罪為中心的影片。
《雙重賠償》在今天觀眾的眼中，也許會顯得過於簡潔剋制。事實上，由於《海斯法典》的制約，很多地方都未能實現導演的創作意圖。比如不得出現鮮血、屍體、裸體等暴力、色情鏡頭，於是奈夫的槍傷僅表現為左肩處的一個出血點，傷重倒地時也只見血斑大了一些。兩人的姦情只體現出擁抱和接吻上。
殺人及棄屍的場景完全訴諸於觀眾想象。狠毒的菲麗絲向情夫開了第一槍，說：“我從沒愛過你，不單是你，所有人都是，我是卑鄙無恥的人，你只是我的工具”接著又說：“直到剛才，我發現自己無法開第二槍，我從沒想過自己會愛上一個人。”這未免可笑。是因為審查辦公室反對二人死於殘殺，必須留一個接受法辦。於是菲麗絲機關算盡但最後還是功虧一簣，四十年後，繼任者麥蒂終於技高一籌，既擺脫了法律制裁又拿到了錢。
據說刪除結尾毒氣室那場戲也是審查辦公室的要求，不過懷爾德認同這個改動。他們最初設計的結局是凱斯目睹沃爾特在毒氣室執行死刑。不過後來懷爾德意識到：“……這場戲已經結束了。在辦公室外那場戲中，奈夫癱倒在去電梯間的路上，點香菸的力氣都沒有了，我已經在那裡給出了結束語。例如，你可以聽到遠處傳來的警笛聲，或是救護車，或是警車，你知道這已然結束了，不需要什麼毒氣室。”
結束得恰到好處，這使得《雙重賠償》沒有一場多餘的戲，沒有一個多餘的鏡頭。懷爾德和錢德勒共同完成的劇本如今已經成為改編劇本的典範，敘事緊湊，充滿冷硬的色調和機警的對白。甚至少見的得到了原作者的肯定，凱恩看過電影后，曾稱讚此片超越了小說。
一對冤家，創造出史上最重要的黑色電影劇本
優秀的劇本得力於懷爾德和錢德勒碰撞出的火花，也許大部分是火星子。他們二人，一個是新手導演，一個是老牌小說家但對電影一竅不通，而且比前者年長二十歲。最開始，懷爾德讀了錢德勒的《夜長夢多》，很佩服他，尤為欣賞“他耳朵裡的毛長到可以纏住飛蛾”這類獨特視角。但見了面，懷爾德才發現此人連一丁點電影常識都沒有：小心翼翼地要了1000美元片酬，而當時一線編劇的市價是幾萬美元。又說需要至少一個星期來寫，而一般寫一部劇本需要好幾個月！一週後錢德勒真的帶著八十頁劇本回來了，上面把淡入、疊化、各種鏡頭運動都寫了出來，懷爾德將它扔到一邊，說必須重頭再來。
錢德勒和他的愛貓Taki
懷爾德和錢德勒一起寫了幾個月，每天從上午九點到下午四點半。期間吵架無數，多年後懷爾德在採訪中回憶：“他不懂電影，也不懂劇本結構，也不懂改編。他寫了一堆垃圾，我受夠了。”雖然二人常常起爭執，但懷爾德清楚錢德勒的價值，他的對白句句是金，沒有任何人寫得出來。懷爾德後來還說，很高興一起寫了劇本，因為靈感常常就在矛盾和爭執之間產生。
“當我走向雜貨店時，我突然覺得每個步驟都犯了錯誤。雖然聽起來很瘋狂，但卻是真的，我聽不見自己的腳步聲
錢德勒對懷爾德的不滿也許更多。劇本快寫完時，他遞了辭呈。懷爾德說：“顯然他辭職是因為，有一天我們坐在辦公室裡，陽光照進來，我讓他把電影的最後一幕寫好，但是沒有說‘請’，他指責我午飯時馬提尼喝了三杯之多，小姐叫了六個。而且，他在辭呈裡寫到自己常常很尷尬，因為懷爾德先生時常接到好幾通明顯是年輕女孩打來的電話。當然，我接那些電話時，通常用三四分鐘說‘我們在餐廳見面吧’或者‘我們去那兒喝一杯吧’。錢德勒比我年長二十歲，他老婆比他歲數還大，可老了——而我在和年輕姑娘打電話！性在那時很隨便，但那是我自己的事啊。後來，他在一本傳記裡說了我各種壞話——我是一個納粹，不合作而且很粗魯，天知道還有啥。”
錢德勒（左）和懷爾德（右）
錢德勒參與《雙重賠償》的編劇只是為了錢，他討厭懷爾德的一切——他不能忍受懷爾德稱呼自己“雷”而不是“錢德勒先生”；他懷疑懷爾德的腎或者生殖器有毛病，因為他每15分鐘就要去一次廁所（其實懷爾德是在裡面躲避錢德勒的噴雲吐霧）；他還討厭懷爾德把帽子戴進辦公室，因為這讓他覺得他馬上就要出去。直至很多年後，錢德勒都把跟懷爾德在一起的這段日子稱為“生命中最糟糕的時光”。
雷蒙德·錢德勒
儘管和懷爾德的合作讓錢德勒很不快，但《雙重賠償》的成功為他在好萊塢的生涯創造了一個黃金般的開端，人們開始對他筆下的偵探菲利普·馬洛感興趣，華納公司掏出1萬美元買下《夜長夢多》的電影版權，把劇本改編工作交給另一個來好萊塢淘金的作家威廉·福克納完成。雷電華則拍了1942年就買下改編權的錢德勒的名作《再見，我的愛人》（重拍版名為《愛人謀殺》（Murder, My Sweet））。
《夜長夢多》
錢德勒本人則一直在給好萊塢寫劇本，著名的《黑色大麗花》、《火車怪客》都出自他的手筆。雖然他的小說不斷被改編成電影，他也是好萊塢的電影編劇，但他對好萊塢的冷嘲熱諷一直沒有停止過。拍完《雙重賠償》不久，他就發文章抱怨編劇在電影中的地位低，報酬比其他主創少很多，影片成功沒人認為是編劇的功勞，連首映式都沒有人邀請他。甚至還說“在好萊塢當編劇是一種折磨，簡直是縮短我的壽命，我已經盡力在學習怎麼做一個編劇。什麼是聰明的編劇？他要會花言巧語，遇到什麼事都不能往心裡去。他還要有點玩世不恭，要注意僅僅是有點。如果太憤世嫉俗，那對好萊塢，對他自己，都絕對沒好處。”
《火車怪客》
面對錢德勒的抱怨，懷爾德的回應是立刻拍了一部表現酗酒的電影，也就是之後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獎的《失去的週末》。不過，對提升編劇地位的呼籲倒是和懷爾德想到了一塊去，懷爾德從不認為導演是一部電影的“作者”。他鄙視作者論，認為人們忽視了編劇對一部電影的貢獻：“沒有人會徵求電影編劇的意見。拍電影時，劇組只是一股腦地狂拍。如果演員有另一部電影要開工，需要週一之前完成拍攝，那他們只要扯掉十頁劇本不拍就行了。為了讓這種做法行得通，還會加上幾句愚蠢的臺詞。”這也是懷爾德立志做導演的原因——保護自己的劇本。
《失去的週末》
《雙重賠償》讓好萊塢發現了錢德勒，也令懷爾德躍升為好萊塢最重要的導演之一。那一年，《雙重賠償》一舉獲得了七項奧斯卡提名，它的競爭對手是大衛·O·塞爾茲尼克（David O. Selznick）編劇的《自君別後》（Since You Went Away，1944）。後者在報紙上打出了“在好萊塢，《自君別後》是《亂世佳人》之後最重要的四個字”的廣告，懷爾德則在報紙上回應：“《雙重賠償》是好萊塢自《凋謝之花》之後最重要的兩個字。”塞爾茲尼克憤怒不已，他發誓要教訓一下懷爾德。
這個時候希區柯克站出來說話了，他也在報紙上刊登了一則廣告：“在《雙重賠償》後，好萊塢最重要的兩個字是比利⋅懷爾德。（Since double indemnity, the two most important words in movie are‘Billy Wi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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