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蘭畬（一八四八～？），字香農，號冶亭，灤南縣倴城鎮蔣家泡村人。清末民初，蔣蘭畬先生是津沽、冀東一帶聲名卓著的碩儒。對於這位鄉賢前輩，後學深愧此前竟一無所知。幸民國二十五年重修的《灤縣誌》卷十二“文學”門下有先生小傳，謹迻錄如下：蔣香農，名蘭畬，原名玉符，字子信，邑之蔣家泡人。十八歲入邑庠，落拓不羈，因錄科失期被斥，遂更名蘭畬，號香農。幼年工刀筆舞文，有俠氣。後乃設帳津門某綱總家，努力改前業，專攻詩古文辭，津人一時有“蔣才子”之目，而清貧殊甚。其人與文皆落落脫俗，為文自闢蹊徑，不肯拾人牙慧。年八十餘卒於家。所著有《燕南文集》，未梓；《壽雲堂詩草》，時人傳誦焉。然先生身後寂寞，其他文獻鮮有記載，吾鄉近今更少人提及。僅據其流傳下來的《壽雲堂詩集》，及一二載記，三五師友及門片斷傳述，略可勾勒其生平，且得窺其儀型一斑。
蔣蘭畬幼年家貧，而稟賦穎異，攻苦尤勤，師友期許甚高。但終一第蹉跎，乃留心法學，天涯書劍，奔馳南北，舞文任俠，為人代理訴訟。又關心時局民情，匡時濟世之志未嘗去懷。中年後以設館教書為業，長期居留天津，弟子中較知名者有孫洪伊（字伯蘭，近代教育家、政治家，中華民國政派“小孫系”首領）、王新銘（字吟笙，天津近代教育家、書畫家）、孫雲（字夢仙，孫洪伊之妹，能詩，兼擅書畫）等。
蔣蘭畬的教育思想顯然具有鮮明的近代色彩。王新銘在《壽雲堂詩集後序》中稱：“先生平日講求有用之學，其大旨括以兩言，曰能施於事，有補於時。又言以學問用事，小用小效，大用大效。其論西學曰：‘學術者，天地間大公之物。彼之學，我得之即我之學，且勝於我之自學。取長補短，是在善自得師者。’”1923年，蔣蘭畬與孫洪伊合辦天津河東中學（現華安街中學舊址），蔣任校長，孫為董事長。蔣蘭畬曾多年在孫洪伊家設館教學，師生情誼深厚。1924年，孫洪伊受孫中山委託到北方工作時，回鄉在天津與蔣老師見面，以白首弟子的身份行學生之禮，成為鄉里的一段佳話。在蔣的晚年，羅朝漢、孫雲夫婦特意把他接到北京的家中奉養，還請他以“太老師”的身份教他們的兒女學習詩文。幾個兒女中間即有後來的電子與信息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羅沛霖。
蔣蘭畬尤以才學稱譽津門。當時與之交往者均為經術深湛、文思超拔、道行高潔的賢士。著名詩人楊光儀、王守恂，教育家趙元禮、林墨青、陶仲明，方誌學家賈恩紱等，均與其交誼篤厚。
蔣蘭畬一生所作詩甚多，但留存於世的僅一冊《壽雲堂詩集》，收詩三百餘首。在《壽雲堂詩集》中，有些詩歌深刻地反映了民生疾苦，顯示出蔣蘭畬痌瘝在抱的仁者情懷。如《催徵》、《捉車》、《除夜》等詩，記述了社會板蕩下底層草民的悲辛，很容易讓人聯想起杜甫的“三吏”、“三別”。又有不少詩歌涉及當時的重要歷史事件，可以見出蔣蘭畬對內外交困的時局充滿了憂患。如《讀開戰昭旨》、《津門失守我軍退據潞河》等，是針對當時爆發的庚子國變創作的。這類詩歌均可與正史互補互證，對研究地方歷史，考察當時社會經濟、文化狀況具有參考價值。孫洪伊在《壽雲堂詩序》中即指出：“先生性淡寡營，翛然塵俗之外，顧生經世變，于軍國治亂安危之故，往往感於心而託於言。讀先生詩，尚諒其《雞鳴》《風雨》之思，而心有憂患乎？”
至一些詠物小詩，詩人寫來則是清新別緻。如《書》詩:“把握自幼年，講習同晨夕。因何君貴時，轉眼不相識。”將人生況味與眼前之情事鹽水相融，理趣盎然，耐人尋味。此外還有許多遊歷山水的詩歌，詩人寫得也是情契於景，自然湊泊，毫無矜作之氣。如《賈島故里》雲：“四海無家者，行吟任馬蹄。五言抗東野，一字動昌黎。渭水秋風冷，幷州落日低。桑乾人又渡，回首太行西。”又如《遊千山》《登碣石》《登大金山》等，假若詩人沒有涅而不緇的襟抱，沒有納須彌於芥子的氣宇，是絕難措筆的。
總之，一本薄冊之中，或羈旅行役、詠史懷古，或贈答酬情、念友思親，或即景抒情、體物言志，或諷刺弊政、感事憂時，真如萬花爭春，千峰競秀。其古淡、真淳的風格，讀者自有會心。津門楊香吟嘗序先生詩曰：“古今詩人不外摩擬、變化兩家。壽雲詩不摩擬，亦不變化，戛戛獨造，自能沁人心脾，真不朽之作也。”
作者簡介：宮海濤，1981年生，河北省灤南縣人，2006年畢業於唐山師範學院中文系，現任唐山市第二中學一級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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