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表盘与机芯，林平一生都在与时间打交道。他对微观时间极为敏感——秒针行走，他凭肉眼就能感知是否走慢了。但他却对宏观时间感到迟钝，时代潮水不停更迭，他缺乏追逐的兴趣，在修表台前坐了四十多年。
单目放大镜戴在右眼，脖颈前伸，与躯干折成120度的夹角。这些年，工作场景从及膝高的破烂矮桌、北京街边的玻璃罩子再到高档写字楼的进口工作桌，不变的是林平的修表姿势。一件事做了四十多年，他在京城修表圈是号人物。
北京城里的表，常有怎么都修不好的。送到他手边时，同行客气地招呼：林师傅给瞧瞧。林平总是笑眯眯的，接过表来，埋头仔细用一番功夫。表修好了，装回表盘之前，他会拿出手机，对着机芯拍一张照——前年儿子送了他智能手机，容量比从前大多了，已经存下三千多张啦。
钥匙钻进链条锁里，扭了90度，咔一声，开了。锁链从门环上解下来，一圈，两圈，林平打开了屋门。这处月租2000元的老北京平房里，最贵的是花300元从二手市场淘回的冰箱，专门上一把门锁，他觉得不值当。
“没人偷。”林平笑着解释，语气里带些自嘲。他与儿子一起住在清华街这间10平米的平房内，卧室和厨房相连，每天下班后，他习惯了将青菜浸在盆里，煮一碗面条作晚餐。
1983年，揣着工商局颁发的个体户证明来到北京摆摊修表时，林平也是租住在这样的平房内。那时，外来人口入京刚刚放开，颐和园的漆画长廊还在画，故宫还没对外开放。在那之前，“改革开放”的字眼从福州乡下的广播声里传遍街巷，人心浮动。“呆在家里没出息”——村里人还在地里挣一天一毛钱的公分时，父亲塞给林平一个行李箱，将他送上了开往省外的火车。
刻章、宾馆、修手表是当时的三大特种行业，在哪都受欢迎。修表匠林平只需扛个板凳和工具箱，走街串巷。有时住宾馆，在窗外挂块牌子，就有人来。
只花一年时间，林平就成了头一拨“万元户”。在福州老家，劳动力强的人一天才赚8毛钱，他的一笔修表买卖就能赚二三十块，那相当于一名教师一个月的收入。
“用现在的话叫创业”，他说。那时候手表稀缺，走遍全国才有修不完的表。个体户林平挑着一担行李，怀揣一本中国地图，先是坐火车到上海，沿着铁轨一路西进，入了新疆，又转而北上，直达鸡冠子佳木斯，再贴着中朝边界往南走，直到在中国地界上画个三角形——最终停留在北京。
一留就是35年。租处由前门、王府井、积水潭再到前门，周遭环境全变了，只有胡同还与原来一样。好像林平的生活一样缺乏变化，每天往返在住处与工作地，两点一线。
每天早上，吃过自己熬的大米粥，骑半小时电动车，林平九点准时来到位于西单大悦城写字楼的钟表维修部。65岁的他是高级技师了，这是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的最高级别。坐在工作桌前，洗手，拿工具，打开一块手表的机芯，仿佛打开另一个世界。
一根健康的头发直径约80微米，而制表精度要达到7微米。最小的零件形同一只蚂蚁。放大镜下，各式齿轮紧密咬合着，就像一肚子的脏器，每个零件应在的位置、起什么作用，林平看一眼，心里就有数。
年轻师傅碰上微小的零件，常拿钳子翻了又翻，夹不起来。林平手势利落，看准哪颗，立刻夹起哪颗。他把机芯比喻为人的眼球，眼球有多娇嫩，机芯也是一样，要“尽量避免多余的摩擦”。
细小零件斜着夹，装饰纹理面的零件则要宽一点的镊子，平夹。几十年功夫练就了一双特殊的手，无论夏天多热，身上出汗，手不出汗。几小时工作下来，别的师傅手上难免沁出汗渍，一碰机芯都是痕迹，林平的手拂过金属，干干净净。
窗外的西单大街人来人往，维修部内却很安静，常常一整个下午没有人说一句话。游表器载着各式名表像摩天轮一样旋转，发出细微的“吱吱呀呀”的声音，是室内唯一的声响。
对林平来说，时间在这样的下午流动缓慢。他常常观察日头，光线从右侧的落地窗打进来，来上班时，光线在背后，临近下班，日头才跑到前面。每修两个小时，林平会站起来走走，透过玻璃窗，能够俯瞰到大悦城五层的大型泳池，人们在里头游得快活。
来到北京以前，走南闯北的日子里，每到一个标志性地方，他会去照相馆照一张相。交了钱，店家会帮他把照片邮寄到几千公里以外的福州老家，全村人都会来家里瞧上一瞧，他们中的大多数一辈子都没离开过县城。人们会说，“阿平真有本事，好风光”。
那时，他离时代潮头很近。
在新疆哈密，林平为一个上海人修好一块表，被对方邀到家里做客，头一回见到了皮沙发。电视里正在放《少林寺》，林平蹭地坐直了，指着电视喊，“河南登封，我去过。”
他至今记得上海人露出的钦佩的表情。对方夸他“有胆识”。只读过3年书的林平没想过自己“能行万里路”——不止登封，改革开放之初，他便踏足了大半个中国。
他说自己因为手艺好，在一处呆半个月，往往把当地人的生意抢光了。同行会来劝，差不多了，可以走了。也有虚心来请教的，他也不见外。在新疆时，便因此结交了一个好徒弟，那人每天把家里的菜板、煤油炉、锅碗瓢盆都搬来，供着他做饭，这之后的很多年，徒弟每年都往林平的老家寄上好的哈密瓜干，甜。
这是属于那个时代的滋味。但没能维持很久。
手表行业衰落的信号是先从BP机的滴滴声开始传来的。街头、餐厅、公车……人多的地方，滴滴声响起了。有钱人们把手表收了起来，随时从裤袋里掏出手掌大小的BP机看时间，这是彰显身份的动作。紧接着是手机、石英表的普及，手表不再值钱，昂贵的名牌机械表又被人遗忘，不再时兴了。
最艰难的时候，林平转行修相机。90年代初，为了谋生，他从傻瓜机开始拆：一块电池和几个齿轮，自己琢磨出了门道。
日复一日，离开了表盘，林平对时间感到迟滞。三个孩子考上大学，是他对十年一晃而过的主要记忆。如果不是后来机械表的再度流行，林平意识不到，再次回归修表手艺时，那样的满足感，是修相机无法比拟的——只有凭手眼钻出微小的孔，测量精准的间隙，看见金属经过打磨闪现的光，手艺人的快感才会得到满足。
对他来说，表的机芯构造虽然复杂，却远比现实生活简单。
随着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入京，竞争愈发激烈，生意变得难做起来。2010年后，林平不得不结束了个体户生涯，转投到他人旗下。为私人老板打工后，林平每天都要修理价值上百万的名表。百达翡丽、积家、江诗丹顿越来越多，技术也更为繁复：陀飞轮、三问、万年历……工艺越来越精密，样式更为花哨，结构也越发复杂。他能感到，客人越来越有钱了。
但修表的成就感在减少。当林平笑呵呵地告诉客人，自己能让表的误差控制在一天一秒以内，经常有人丢下一句，“用不着修那么准。”他们不用表来看时间，“只要让它走起来就行了。”
几十年前可不是这样。林平自小就羡慕手艺人的风光。父亲林大业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修表匠。手表当时作为稀缺品，只为极少人所拥有。福建多华侨，林平从小看着各色衣着光鲜，粉面油头的绅士模样者进出家门。来人总是温和礼貌，毕恭毕敬地给父亲递上一支烟，表修好了，还要连声道谢。
如今的林平和父亲当年一样，常年梳着光光的三七分，身穿一件白衬衫，永远一尘不染。可时代变了，守着手艺，也就失去了弄潮的机遇。最早进入北京修表行业的福建人，手艺不如林平的纷纷转行。同乡们大多学着做生意，一些头脑灵、胆子大的甚至发了财——“福建人干走私的不少”，他说，失败的回了乡，成功的，身价不同了，不再和他吃饭啦。
他的现任老板，莆田人，深谙网络营销与百度竞价搜索，短短四年间，开起了七十多家分店，雇来了林平镇店————行业里有什么修不好的表，都送到他这来。弟弟们原本和他一样从事修表，但都不满足于打工的现状，先后试着做了几次生意：卖皮夹克、开餐馆、茶楼，都以失败告终。林平倒显得更知足，他评价自己“不聪明，又没有冒险精神，不是做生意的料”。
他的智能手机没开启网络，一天进不来一个电话，偶尔用起手机时，为了寻找图标，眉头皱在一起，手指僵硬地在屏幕上划动，拿起工具拆解机芯时的灵活反应消失了。
他搞不懂现在的一些事。去年回老家，老母亲用的电磁炉无端起火了，仔细询问，才知道是来人上门推销，母亲一口气买了四个。他感慨，骗子真多。回想起过去，生产大队的章，倘若假造一枚，“是要拉去枪毙的”。现在看电视，警方端了骗子的窝点，搜出一整包假造公章是常事。他看得又惊又气。
林平知道，修表匠的好时代已经过去了。唯一的见证或许是他手腕上戴的欧米伽手表——当年还是“万元户”时，林平花费1600元钱买下这件心爱之物。每年，他都仔细地将机芯拆开，洗油、护理，几十年过去，依旧如新。
他的背越发佝偻了，修表久了眼睛会花，他的工作时间在倒数。离开以前，他更愿意记住那些快乐的事情——他记得每一块表与它的主人。他为朝鲜人修过一块劳力士，表面印有金日成的肖像，主人遍访朝鲜的修表匠而不能，却在林平这里修好了，一连朝他鞠了几个躬。还有一块英纳格，主人是一位公安局长，特意买了礼品来答谢，“戴了20多年，从没师傅修过这么准的表！”
前些年父亲去世，林平回去奔丧。88岁的林大业曾是方圆百里内最出名的修表匠，手艺传给了6个孩子，林家成了修表世家。老家的修表生意已经不多，但林大业去世时，整个村的人都来送丧，有人特意写了追悼词，满满一张纸。
1981年，林平花费巨资在家乡新建了木房，在整村的土瓦房里格外显眼。三十多年过去，木屋淹没在了一溜崭新的砖房里。屋内，父亲50年前买回的德国座钟依然准确地走着，葬礼那天如往常一样，发出“咚咚咚”的报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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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撰文 / 卫诗婕
视觉 / 张楠、王静仪
摄影 / 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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