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9年前，哥倫比亞大學的Park教授來訪。其間他拋出了一個觀點，大概意思是，語言是貨幣國際化的重要條件之一。日元國際化，吃虧就吃虧在語言上了。
他說得還真有一番道理。全世界只有倫敦、紐約，可以稱得上是真正的國際金融中心，都屬於英語國家。第二梯隊當中的香港、新加坡，也都將英語作為官方語言之一。而國際金融中心第一、第二集團的5個城市當中，東京的英語環境最為遜色。
關於日本人的英語水平有很多段子。1968年，日本經濟總量超過德國之後，日本人在國際舞臺上逐漸活躍起來。但是在很多場合下，由於語言障礙再加上性格的拘謹，日本人的表現常常被人稱為3S（smile, silence, sleep，微笑、沉默、睡覺，話又說回來，有時候這個3S也適用於中國人）。
日本英語發音方面的一個大問題，就是L和R不分。早坂隆先生在《可笑的日本人》當中自嘲式地講過一個段子：一個美國人問身邊的日本人，你們的最後一次選舉是什麼時候（What’s the time of your last election?）這個日本人回答道：今天早上！
在歷史上，日本對語言戰略的選擇也發生過失誤。2011年，我在東京的某大商業銀行工作了一段時間。當時，一位部門領導渡邊先生（化名）講了自己的一段黑色經歷。1990年代初，歐盟的《馬斯特裡赫特》條約簽訂，各國陸續公投，歐洲國家朝著歐元區的大道義無反顧的前行。
這時候，日本這家商業銀行的做出戰略判斷，認為1999年歐元區即將建立，德國的法蘭克福將成為歐洲央行的所在地——這些判斷都沒錯，但是下面的判斷現在看起來錯的有一些離譜——並且，德語將成為歐洲央行的工作語言，法蘭克福將可能超越倫敦，成為歐洲和全球的金融中心。基於這樣一個判斷，這家銀行在內部選拔了優秀人才派去德國學德語，渡邊先生也在這時候被派去了德國。“四年之後”，他說，“我第一次在公開場合使用德語，就是用德語宣佈，我們在德國的一家分行關閉”。此後，他捲起了對德國的回憶，又被派到了倫敦繼續學習英語、在倫敦分行從事金融工作。
其實日本人早就應該明白，在國際場合，德語的處境不比日語強多少。一位在歐盟工作的德國人向我抱怨，“歐盟最常用的語言之一就是德語（他指歐盟的德國籍要員眾多），但同時德語也是最不受待見的語言”。不過德國人的英語總歸比日本人強多了。但不管怎麼樣，英語也是歐盟各種語言當中的“普通話”。即使英國脫歐，英語在歐盟當中的地位也難以撼動。
據說，在英國公投脫歐結果公佈之後，歐洲議會憲法事務委員主席達努塔·許布納就說：“英語是我們的官方語言，因為那是因為英國在歐盟，如果英國脫歐，那我們就不需要英語了。”——但是事情沒這麼簡單，看一看歐盟議會的大會議室就知道：歐盟有24種官方語言（為了體現各成員國的平等，歐盟成員國的全部24種語言均為官方語言），如果要從24種當中任選2種語言，就有276（24*23/2）種組合方式！如果每個同聲傳譯室安排2名翻譯，就需要552名翻譯，開會的人可能都沒有翻譯多——這還只是小問題。
真正的問題是，同傳預算將增加十幾倍，而目前歐盟每年的各類翻譯費用就已經達到好幾億歐元。另外，要找一個將馬耳語翻譯成英語的人還比較好找，但是要找一個將馬耳他語翻譯成愛爾蘭蓋爾語的人，那就麻煩了。
所以長期以來，歐盟將英語作為語言的“一般等價物”，如果有馬耳他語發言，就先將它翻譯成英語，然後其他翻譯者再將英語轉換成另外22種語言。這樣一來，大會議廳只需要24個同聲傳譯室就可以了。不過這也帶來了另一個小問題，開會的人當中產生了語言“時差”——馬耳他語的發言，當然一部分懂馬耳他語的人先聽懂，然後說英語的人聽懂，然後再按照其他語言的翻譯速度，大家以不同的“時差”收到信息。可以想象，如果一位發言者講了一個笑話，那臺下的笑聲著將會如風吹麥浪、此起彼伏。即使是這樣，也要感謝英語，雖然24個同傳室也還是不少，但總是比276個好多了。
在議會辯論當中，這種語言的“時差”還可以忍受。但是在瞬息萬變的金融市場中，這種“時差”就意味著巨大的交易風險，從而對外國投資者構成一道門檻，最終會成為金融市場發展的一道障礙。
金融市場甚至都無法忍受幾十毫秒的時差。2010年，有媒體報道，為了實現金融數據傳輸時間從140毫秒縮短到88毫秒，日本和倫敦之間計劃耗資13億美元、穿過北冰洋鋪設光纖專線。這還只是為了縮小52毫秒的時間差。
那麼，語言在金融市場的“時差”是什麼樣呢？日本官方機構已經非常努力，但是一項政策的發佈，一般也是日文版先發布，英文版要間隔數日或數個小時才發佈。這對於不懂日語的國際金融投資者來說是災難性的。此外，即使是同時發佈日語、英語兩個版本的政策公告，東方語系措辭之模糊、之婉約、之隱晦，在英語翻譯當中也將面臨重大的信息損耗、變形，甚至產成“意義的差異”（意差）。中國金融監管機構也面臨同樣的問題，甚至更有過之。
所幸的是，在東亞的大城市當中，中國人英語的平均水平還算不錯，好過韓國，更強過日本。所以，如果說語言會對人民幣國際化構成制約，但中國在這方面所受的制約，可能會比日本稍好一些。在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中，作為金融基礎設施，我們的金融交易系統也在經歷著國際化的升級。2015年10月上線的CIPS（人民幣跨境交易支付系統），一方面是為了從CNAPS（中國現代化支付系統）當中獨立出來，將國內業務與跨境業務進行分離，以便於識別和監管；另一方面，正是因為CNAPS系統使用的是中文，無法與國際通行的報文標準相銜接。
如果只有你一個人有電話，其他人都沒有，那你也打不了電話，這就是網絡性。不僅是電話，語言、全球生產網絡、國際貿易體系、國際金融市場、國際貨幣體系，這些網絡都具有網絡性特點。英語作為全世界的通用語言，已經深深嵌入到了上述各個網絡當中，尤其作為全球金融市場的交易語言已經有數百年，這種全球網絡具有自我強化的活力。在某種程度上，過去的全球生產網絡、國際貿易體系、國際金融市場、國際貨幣金融體系，都是按照英語世界的邏輯來運轉的。
但是現在，英語世界的邏輯正在發生變化：民粹主義之風起雲湧，使得西方世界對自由貿易體系、經濟全球化的信念產生了動搖；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的經濟增長長期停滯，使得貨幣政策步入到了負利率的深水區；危機和技術驅動下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改革也在未知領域進行著探索。與此同時，中國市場的進一步對外開放、人民幣國際化，以及“一帶一路”倡議，也使得中國以前所未有的姿態融入到了上述各種網絡當中。“一帶一路”倡議中的“五通”就是最好的概括。
今天，中國和世界同時都在邁步走向更多的未知領域、更多的“無人區”。即使是在過去，由於語言維度的“時差”、“意差”，中國和世界的溝通本身就是一個大的問題。而今天，在上述“無人區”的維度下，中國和外部世界的溝通就成為一個更大的問題。極有可能出現樣一種情況：基於“時差”、“意差”的語言、思維方式、甚至是運行機制，中國和世界在一些全新未知的領域發生交流、產生衝突，跌跌撞撞地共同走進歷史的“無人區”。
當然，也有樂觀者認為，這是構建中國話語體系的絕好時機。但是和一張張白紙不同，這些未知領域、這些“無人區”倒處都佈滿了英語世界的深刻印記。幾十年前，試圖“以融入來實現突圍”的日語和日元，都已經躺下了，最終在英語世界紛繁的印記中淪為一個令人唏噓的腳註。
歷史不會重演，但總是押著相似的韻腳。
中國和人民幣可能會是個例外？全世界都對這個問題充滿了好奇。
《全球經濟和中國經濟：穿越無人區》目錄
序
自序（上）：語言和金融市場
國際金融體系穿越無人區
從全球化走向碎片化的無人區
貨幣政策無人區：歡迎來到負利率時代！
負利率政策無人區：在海邊玩耍的那些央行
國際貨幣體系的歷史區：美國和大債主沙特的歷史糾葛
國際貨幣體系中的法蘭西藝術氣息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無人區：SDR債券撼動美元世界？
迎接未知的國際金融危機：準備好第二道防線
中國踏入一帶一路無人區的探索
進入一帶一路“無人區”的中國國際發展政策：西方社會的批評與誤解
踏上一帶一路“無人區”的中國企業投資
一帶一路投融資機制的無人區
投資主體：中資銀行在非洲的南北合圍佈局探索
投資夥伴：馬歇爾計劃的啟示
投資對象國：津巴布韋關於引入人民幣提議的啟示
投資項目：尼泊爾的生薑產業
自序（下）：反思“摸著石頭過河”
中國經濟邁入無人區
L型增長下的V型反彈：PPI反彈的力量？
PPI反彈了，產出－物價關係變異了？
需求衝擊無法解釋產出－物價關係變異
² 從PPI反彈到PPI分化：去產能政策下的產出－物價關係變異
² 從PPI行業分化到行業利益再分配
行業分化背景下：固定資產投資走弱
對存貨投資的唯一共識
對存貨投資的四種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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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中國的存貨和存貨投資
轉型的經濟結構，變形的貨幣需求？
中國經濟改革突入無人區
中國房地產市場的三種前途
去誰的槓桿？
去產能政策的衝擊和供給側改革的進一步推進
擴大內需：靠財政還是貨幣？
普惠金融觀察：來自扶貧貸款變形的反思
² 德日同途殊歸的啟示：如何應對匯率升值
-
緩解匯率衝擊的外部解：國際匯率政策協調
國際交易結算當中，中國如何面對赫斯塔特風險？
人民幣匯率制度走向充分彈性：條件正在走向成熟
1980年代，日本金改的錯與莫
老齡化問題，中國比日本更棘手？
（《全球經濟和中國經濟：穿越無人區》，徐奇淵、楊盼盼、熊愛宗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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