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人类特有的文化，从地理方面观察，语言的语音、词汇都反映环境的特点，具有生态性、区域性、传播性三大地理特性。
语言内容是在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中生成的，有原生态的词汇，也有文化交流传播的词汇。在语言中，区域文化含量很大，语音与词汇反映区域文化特点，某人一张口，我们就知道他的地域背景，他的故乡（母文化区）在哪里，是老派人还是新潮人，文化水平如何，等等。有一个北京人，节日时上了天安门，兴奋地说：“我上城楼子了！”这是老北京人的说法，不是老北京，不会把天安门叫“城楼子”。
中国汉语方言的分布大概有7大方言区：官话（北方）方言、客家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吴方言、粤方言、闽方言。如果稍微细化一点儿，每一个大区还可以分亚区，数量远远多于7个。
在汉语方言分布地图中，官话（北方）方言占了绝大部分面积，从黑龙江一直到云南都是它的天下，使用人口差不多占汉族人口的四分之三。这样的分布形势，是历史造成的，人口的迁徙、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是其重要的背景。
其他6大汉语方言多数集中在中国的东南部。这种分布有自然地理基础，东南多山，人的流动性本来就小，再加上一些人文历史原因，造成那里比较细密的方言分布状况。
广东、福建、江西接界地带的客家人，原来也不是当地人，是“客人”，也是北方人以集团的形式移民到了这里。他们长期驻扎，自成群体，不和当地人混合，渐渐形成那个地方独立的文化群体，他们的讲话与周围人不一样，一直保留有中原古音。有学者甚至认为他们的某些房屋形式，与当初北方战乱时代出现的坞壁有些关系，像封闭的城堡。
因为中国的方言差异太大，因此中国有方言字典，比如《潮汕字典》，有不同方言的发音对照。
中国需要语音规范，即国家标准的官方口音。据说民国初期，很多议员来自广东，提出用广东话来做官方的标准口音。孙中山不同意，最后决定用北方的官话作为政府的官方语言。
最后提示一点，方言文化是纯粹的非物质文化，它甚至不可能有物质符号。像饮食、服饰、房屋都可以有物质符号，放一碗豆汁儿，代表北京饮食文化；扎一个白羊肚头巾，是陕北服饰文化；做一个帐篷的模型，是草原文化；画一个脸谱，代表中国戏曲文化。但是，能给方言一个物质形状吗？能做出一个小东西代表上海话，再另做出一个小东西代表广东话吗？做不出来。有很多精神文化，无法给它们物质外形。这类文化必须依托在活人身上。
（本文摘自唐晓峰《给孩子的历史地理》，中信出版集团，来源：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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