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自从与金议和以后，两国化干戈为玉帛，终于熄灭了燃烧近20年的战火，二者之间甚至还从此有了外交，十分难得。只是，“弱国无外交”，南宋使臣在使金过程中，不但常常被金人随意羞辱，甚至无端杀戮的现象亦屡见不鲜。因此，南宋外交官在使金过程中，只得忍辱负重，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然而，在此赴金如同赴死的险境下，也有极少的人，宁用生命去捍卫国格尊严，京镗就是其中一位。
京镗，江西南昌人，绍兴二十七年（1157）进士，因宏敢于直言而受到宋孝宗赏识，以一基层小小县令超次提拔为监察御史。淳熙十四年（1187）冬，太上皇赵构去世。去世不久，恰逢宋孝宗生辰，金人照例派遣贺生辰使前来祝贺，并拜见宋孝宗。宋孝宗居丧，不便接见，当时作为礼仪官的京镗，代表宋孝宗对金使说，礼节已达，进见则免。婉拒了对方进见皇帝的要求。金使又希望留在杭州玩乐几天，京镗拒绝道：“信使前来，是为祝贺皇上生辰，如今礼毕，又有什么理由再留呢？”一句话，将金使打发回去了。
太上皇丧葬期间，金国也专门派出了使者前来吊唁。使者归国后，宋孝宗派京镗以报谢使出使金国。京镗到达开封后，下榻驿馆，稍作洗漱，随后去金国负责接待的郊劳使康元弼官署，当面表达谢意。按照金国旧例，宋使前来，金国当赐宴乐以慰劳。于是，康元弼代表金主，提出宴请京镗。本是好意，但处于国丧期间，京镗请求免去饮宴。康元弼说这哪行呢，这是我大金国的规矩，必须开宴。
京镗知道金礼如此，便请求折衷，他说：“所谓‘邻丧者舂不相，里殡者不巷歌’，今我奉命而来，本为感谢惠吊之情。贵朝赐宴乐之仪，厚意慰劳，作为外朝臣工，自当心存感激。然而，我朝国葬期间，宴饮听乐，于圣言则于礼有悖，于臣节则于义有违，尤其是国丧期间听乐，于国更是蒙羞之事，万一开宴，还恳请撤销宴乐。”
金朝上国的规矩，岂容一称臣之国的使者而改？而且，外交场上，宋人说不，就意味着金人的软弱，将来到金主面前复命，如何交差？所以，康元弼仍固执地要求按旧例办。京镗为此非常生气，干脆扭头回驿馆，拒绝赴宴。康元弼又安排金兵前去驿馆，态度蛮横地催促京镗赴宴，京镗仍说：“若不撤乐，恕难从命。”
金兵领命而来，见三番五次催促，京镗仍不赴宴，便打算胁迫京镗赴宴。京镗并非较弱好欺之人，他见对方动手，大怒道：“头可取，乐不可闻！”随即带领自己的下属走出驿馆，拂袖而去。金兵见京镗离开，竟然抽出刀剑来威胁。京镗死都不惧，何惧刀剑？他面对金兵，大声呵斥，金兵只好退下。
康元弼得报后，终于知道用威胁的手段，无法让京镗屈从，然而他又不敢擅自更改本国的规矩，只得安排专人，快马加鞭去向金主请示。金主听完陈述，没有雷霆震怒，反而不停地感叹道：“真可谓南朝直臣啊！”于是，金主特命免乐接待。京镗这才同意赴宴。
别看这种琐碎的细节，在外交场上，却常常是关乎礼仪规矩和国格尊严的大事。后来，宋孝宗听说京镗誓死不受宴乐的事迹后，惊喜地对身边的大臣说：“士大夫平时皆以节义自许，但是，有谁真正能够像京镗一样临危不惧呢？”从此，京镗以气节驰名中外。
京镗写过一首《定风波》，词中句曰：“万里西南天一角，骑气乘风，也作等闲游。莫道玉关人老矣，壮志凌云，依旧不惊秋。”一股凛然正气，从字里行间喷薄而出，让人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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