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券」字淵源,證券、信用及貨幣的起源和本質,兼談區塊鏈

內容提要:

1、券是書契的另一種叫法,早期的書契是木質的。其字形下面的刀指代用刀去刻畫,上面的“”在甲骨金文中也獨立成字,最初字形為雙手捧著一根豎線。“”是以書契為祭品的祭祀儀式,可以釋讀為“祼祭”之祼。書契的本質在誠信和道義,以書契作為祭品的實質就是與神建立對等的書契關係,人神之間相互以誠信和道義相待。

2、書契之右契代表債權或類債權,具備金融意義上的價值,是有價證券的最早形態,也是貨幣的最早形態。書契機制是人類文明史中最早的金融體系,是金融之母,是最早的債券即貨幣發行機制。證券和貨幣本質是都是書契之右契,其核心內涵並非金融意義上的價值,而是誠信和道義。

3、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誠”和“率性”,“誠”、“率性”、“道義”三者等價,這三者也是“道德”的核心內涵。證券和貨幣的本質在道德,金融不可以脫離道德而獨立存在。金融技術只是金融之“文”,道德才是金融之“質”。

4、單純強調金融技術,而忽略道德,必然導致金融技術“領先”於道德水平,這是金融危機的本質,也是現代西方社會之常態。

5、真正的財富是“誠”和“率性”,金融只是保障人們更好發揮“誠”和“率性”的手段,一旦金融脫離道德而獨立存在,勢必成為“誠”和“率性”之障礙。這也是西方現代金融之關鍵弊病。

6、人類金融史的早期階段唯有在中國存在,歐美的金融史相對於中國金融史的天空,只是一井之口。歐美人的金融知識只是侷限於歐美短淺金融史上的井底之見,無法窺及人類金融史之全貌,無法理解金融之本質,這是現代金融學忽視作為金融之本的道德的關鍵原因所在。

7、衡量金融發達水平的標準不在作為金融之末梢的金融技術,而在作為金融之根本的道德水平。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自古以來都是人類文明中最發達的,直至當下。這是中國在移動支付領域絕對領先全球的關鍵所在。

8、區塊鏈的發明和跟隨著,依然無知於金融的本質,企圖在維持道德水平低下情況下,僅僅靠“發達”的金融技術去創造“信用”和“財富”,這無疑將可能製造繼2008年次債危機之後的新一場的金融危機。

《荀子·君道》說:“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為信也”。“合”是合併,“別”是分別、分開,“信”是信用;“符”、“節”、“契”、“券”四者是同一種東西的不同名稱,都是“書契”。最早的書契是木質的,而且一分為二。在借貸關係中,債務人持左契,債權人持右契。最原始的書契只刻有以契齒文為形式的數字,這些數字指代標的財產的價值,而且完整的契齒文被刻在並排放置的左右契上,每隻契只保留完整數字的一半。當信用兌現時,需要將兩隻契再次合併,當契齒文完全重合時,方能證明這對書契是原先的那一對。

因此,在技術手段上,書契需要先“別”,後“合”。“別”後的契齒文實際上也具備加密功能,契齒文的條數,每兩根契齒文之間間隔的大小,都是“密碼”。條數不同,間隔不同,都無法相合、相同。“合同”、“合同”就是這麼來的。原始的書契不僅是現代“合同”的前身,也是各類證券、票券的前身。

因此,從本質上講,證券也是合同。只是在現代人看來,合同與證券有著本質不同。合同不具備流動性,不能轉讓,而證券、票券,尤其是有價證券、票券卻具備流動性,可以轉讓,甚至具備貨幣的功能。在美聯儲的貨幣統計中,股票、國債等資產是被包括再內的。

貨幣就起源和本質而言,也是證券,其前身也是書契。或者說,貨幣是一種特殊的證券,一種特殊的書契。代表債權的書契之右契就是有價證券的最早形態,其流動性與左契持有人的信用程度成正比,左契持有人的信用程度越高,右契的流動性就越大,也就越接近貨幣。

因此,書契機制實質上也是貨幣發行機制的前身。在秦以前,中國的書契都是私人化的,貨幣發行也都是純私人化的。秦統一中後,秦始皇才下令禁止私人發行貨幣。到秦時,書契在中國已經存在了至少5000年,也就是說,那時的中國已經擁有了5000多年的私人發行貨幣的傳統。最早的契齒文出現於早期仰韶文化,在西安半坡遺址出土。政府的一紙命令在如此強大的傳統面前是虛弱的,私人發行貨幣的傳統當然不會隨秦始皇的禁令而消失,而是一直存在於中國的歷史之中,直至民國時代。即便是現在,民間金融依然在中國保持極強的生命力。

隨著更復雜、更有效的信用工具的出現,原始的“符”、“節”、“契”早已退出歷史的舞臺,這些詞彙也不再用了,僅存於歷史典籍之中,但是“券”這個字依然被現代社會所使用,譬如證券、債券、優惠券等等。人民銀行所發行的貨幣,也是一種特殊證券、債券。因此就有必要弄清“券”字的來龍去脈,這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現代證券、信用及貨幣的本質,進而可以幫助我們建立面對它們的正確態度和方式。

“券”是上下結構,上面一個“”下面一個“刀”。“刀”的含義是很明確的,最早的契券是木質的,上面的契齒文,以及後來更復雜的符號及文字都是用刀刻上去的。“券”的內涵主要體現在“”上,破解“”,是破解“券”字起源的關鍵。

“”不僅出現在“券”中,而且是“媵”、“送”、“朕”等字的核心結構,同時,還與“關”字密切相關。請注意,“券”和“關”的現代讀音是高度接近的,從字形看,“關”字中的“人”字一出頭,就是“”。宋朝時的紙質票據和貨幣的名稱之一就是“關子”,另外兩個名稱是“交子”、“會子”。“交”、“會”二字也與書契密切相關,但本文只涉及到“關”字,因為它與“券”更相關。

表一:

“券”字淵源,證券、信用及貨幣的起源和本質,兼談區塊鏈

注意,“相關”與“相干”,“關係”與“干係”是同義詞,都是來源於書契,表示是雙方是書契關係。前面的文章我們已經證明,“幹”的原始意思就是書契,更強調書契的材質和物理形態。“關”也是指書契,但只指書契的右契。右契是代表債權的,是“有價證券”。這是宋代紙質有價證券和貨幣被稱為“關子”的原因所在,下面會詳細解釋。實際上“券”、“關”、“幹”三者的讀音也都是高度接近的。

在甲骨文和金文中,“”還獨立成字,而且有不同的形式,見下表。

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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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古文字學界在字的研究上已經取得兩方面的成果。

一方面,對各種字的不同形態進行識別,將這些不同的形態字例都歸為字,並且歸納出演變規律。最初的形態是雙手上面一根豎線,西周時豎線上開始加點,點後來又演變成橫,再後來上面又開始加“八”,等等。

第二方面,對於字所有字例形態下面都包含的雙手,認為是代表手捧著祭品進行祭祀,字本意是指代一種祭祀動作或祭祀儀式。清華大學的李學勤教授將釋讀為祼;著名的古文字學家王輝將殷墟朱書字“八”和雙手中間的部分釋讀為“章”,並且認為字與祭祀有關;社科院的宋鎮豪教授進一步認為字的意思是“秉璋以祭”。

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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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釋讀的關鍵線索來自安陽殷墟劉家莊所出土的玉璋朱書和墨書材料。這個遺址出土了兩批玉璋,一批上面有用紅色顏料書寫的字,是玉璋朱書;另一批上有用黑色顏料寫成的字,是玉璋墨書。但是朱書的字卻與墨書的差異很大,見表二最後一行。

朱書字八字和雙手之間是一個章字(王輝),而墨書的中間則是一根豎線。學界的共識是,這兩者是同一字,墨書的豎線是對朱書中間部分的簡化。李學勤教授沒有將朱書中間的部分直接釋讀為章,但是他卻看到了其與“祼”的甲骨和金文字形的高度接近,因此將釋讀為祼。其實,更可能的是,“祼”的核心結構也是“章”字。

“祼”字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在儒家文化中居於樞紐地位,不能準確理解這個字,也就無法對中國傳統文化,對儒家思想做到準確把握。遺憾的是,自漢以來,對這個字的解讀就是含含混混的。

在中國歷史上,在儒家傳統中一度存在類似於多神教祭祀的做法,存在祭祀儀式。《左傳》甚至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乍一看,中國歷史中似乎也存在一個多神教階段,符合“人類文明的一般規律”。然而究其事實,中國的祭祀與西方的典型的多神教貌合神離,在本質上是不同的。

在西方典型的多神教祭祀中,其基本原理是巫術的、神學的,但是中國歷史中的祭祀,其基本原理卻是書契(契約)的、道德道義的。在書契關係中,雙方是平等的基於共識的協作關係,維護書契關係的基石是誠信、道義,雙方之間要互相誠信和道義。在中國歷史上的祭祀理念中,人與神也是書契關係,神是人的書契的另一方,人對神應該象對待其他的書契合作夥伴一樣,以誠信和道義相待。於是誠信和道義就成為人獻給神最好的祭品。

因此,中國祭祀的核心理念是“鬼神饗德”,即鬼神以德為最好的食品,德就是誠信、道義。在具體落實中,最能體現“鬼神饗德”這一核心祭祀理念的就是“祼”祭。

《周易·觀卦》的卦辭是:“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論語·八佾》,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這兩句話的意思完全一樣。“盥”、“灌”、“祼”三者都是指“祼”祭。這兩句話都在強調,祭祀儀式的核心、根本在“祼”,而不在“祼”之外的“薦”,而“祼”的核心則在“孚”,即誠信。

“薦”是向神靈擺放敬獻具體的祭品,主要是食物,那麼“祼”是什麼?“祼”的核心在誠意、敬意,把誠意、敬意作為祭品獻給神,這一點傳統的解讀都提到了,即向神獻德。但是,把誠意和敬意作為祭品獻給神,還是需要具體的道具和儀式動作的,因為誠意敬意這些德都是抽象的,需要具體的場景、動作來體現和實現。

“祼”和“薦”儘管共存於同一場祭祀之中,但是兩者在基本原理上卻根本不同,“祼”的祭祀原理是書契的,即誠信道義的,而薦則是巫術的神學的。書契-道義傳統是中國所固有的,而巫術-神學文化對中國而言則是後起的、外傳的。中國傳統的祭祀,儒家的祭祀,是中國固有的書契-道義文化與外來的多神教新文化衝突和融合的結果。對於這些,傳統的解釋、考據均無力提及。

“祼”的內核在表達誠意、敬意,這是中國的祭祀成型以來所一直不變的。直至當下,祼祭依然堅實地存在於中國農村的喪禮之中,至少存在於豫東魯西一帶的農村。但是在具體以何種道具來傳達誠意和敬意上,可以識別出歷經了三次重大變化。

到西漢時期,祼祭所用的道具就只是酒了,“祼”也被解讀成“灌”,即以酒灌地,把酒灑在地上,用以敬神,目前豫東農村的喪禮上依然採用這種祼祭方式。在更早的時候,為表達對神的敬意,在進行祼祭前,還有一個洗手的準備,因此“祼”又被叫做“盥”。“祼”、“盥”、“灌”三字同音,顯然,“盥”、“灌”源自“祼”。“盥”只是“祼”的清潔動作,而“灌”只是“祼”後來才有的方式,更早的祼,所祼的並不是酒,而是“章”。

李學勤教授將“”釋讀為“祼”無疑是很有卓識的,但是,他將“祼”解讀為“祼玉”,即所祼的不是後來的酒,而是玉器,以玉器作為敬獻給神的祭品,這依然沒將祼的內涵說透。事實上,祼玉並非祼祭的最初形態,而是祼祭的第二個發展階段,祼玉之後是祼酒,這是祼祭的第三個發展階段,也是最後的階段。

不過,將祼祭追溯至祼玉階段已經當前文字學、歷史學範式的極限。將殷墟玉璋朱書中字核心結構釋讀為章的王輝教授,認為字是“秉璋以祭”的宋鎮豪教授,也是將祼祭,或者說“”祭追溯至祼玉或玉階段。他們二人也認為“”是一種祭祀儀式,但並未直接將其釋讀為“祼”。

要明白為何祼玉只是祼祭的第二個階段,明白祼玉之前祼祭的最初形態是什麼,以及所祼者為何物,必須首先理解“章”字的內涵和起源,因為在“章”字不僅是“”字的核心結構,而且也是“祼”字的核心結構,是其字形中的雙手所舉之物,即獻給神的祭品。

王輝、宋鎮豪等人,之所以也認為祭中祭品是玉器,就是因為沒有明白“章”字的內涵,簡單地把“章”等同於“璋”。而事實上,儘管有時“章”可以替代“璋”,當時“章”與“璋”還是存在本質的不同。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們已經對“章”的金文字形進行了解析(章字無甲骨字形)。章字的金文字形是加上“防偽標記”的契齒文。書契的契齒文實質是數字,指代標的財產的價值。在刻寫契齒文時,是按從上往下的順序,即從上往下刻畫橫線,這也是後來甲骨文以及中國傳統文字書寫的順序。當書契簽訂以後,左右契分開,債務人持左契,債權人持右契。為防止有人在書契下方的空白處繼續刻寫,以作弊。於是就在最後一根橫線上畫一個圓圈。“章”字就是已經刻寫完成,並且在最後一根橫線上已經加刻圓圈的一對書契的契齒文的呈現。

即便是現在,在中國的合同簽訂中依然保留了加蓋騎縫章的習慣。騎縫章最初的形態就是在木質書契中最後一根橫線上所加刻的圓圈。章字中間的豎線是並排放置的一對書契的分界線,分開以後,契齒文和圓圈就被平分為兩半,每隻書契中的契齒文都是完整橫線組的一半,所加刻的圓圈也只有一個半圓。日後相合時,契齒文和圓圈都完全重合時,才是真正的“合同”。

因此,章字實質就是書契文,可以指代書契,但是,更強調其加密性。這樣以來“章”字的核心含義就是標記。同時,由於“章”字是在契齒文最後一根橫線上做標記,表示書契文的完結、終止,所以“章”字也有結束、完結之意,這就是“章節”的“章”,“樂章”的“章”。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們已經指出,書契從材質上看,在中國的上古史幾次重大變化。第一次重大變化就是開始用玉石作為書契的材料,這導致玉質書契的出現。玉質書契就是所謂的玉禮器、玉器。那麼章因而也有“木章”、“玉璋”之分。“章”的最初形態是木章,即木質書契,“玉章”即“璋”,是隨著玉質書契的而出現的。在書契這個本章上看,“璋”字就是玉質書契的統稱,所有的玉禮器都可稱為“璋”。

因此,“祭”、“祼祭”中的“秉璋以祭 ”,實質就是“秉書契以祭”,把書契當成祭品去獻給神。這就是祭祀的書契化,也是祭祀的“禮”化或“理”化。“禮”的本字是“豊”,無論是甲骨文“豊”,還是金文“理”,其字形的關鍵結構都是雙排契齒文,這是書契的另一個符號標誌,因此,“禮”和“理”和內核都是書契,在書契意義上,“禮”和“理”是同一的。在這個意義上,才能真正理解為何《禮記》說“禮者,理也”。“禮”和“理”的發音也萬全相同,可以認為,兩者同源。

以木質書契作為祭品是“祭”、“祼祭”的第一個階段,以玉質書契作為祭品是“祭”、“祼祭”的第二個階段,以酒作為祭品是“祭”、“祼祭”第三個階段。依據“祭”、“祼祭”的有無和形態,中國歷史可以分為四大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無祭祀時代,這是至少10000年前至5500年前之間的中國,也是純正的書契時代。第二階段是以木質書契作為祭品的“祭”、“祼祭”時代,第三個階段是以玉質書契作為祭品的“祭”、“祼祭”時代,第四個階段是以酒為祭品的“祭”、“祼祭”時代。

貫穿於整部中國文明史的是書契,在沒有祭祀的純書契時代是如此,在祭祀出現後依然如此。相對於書契,祭祀在中國的出現非常晚,大約是5500年前左右的事,而書契在中國的出現則是伏羲時代的事,時間至少在10000年前。在5500年前的中國,突然出現的多神教祭祀文化,更可能是外傳的,其來源則可能是當時的多神教中心古兩河-埃及文明。

中國是一個同化能力很強的文明已眾所周知,當中國同化外來文明的古老性卻超越現代知識的理解能力。中國所同化的第一個外來文明就是來自古兩河埃及的多神教祭祀文明。現代人對中國文明的最大誤解之一是,把5000年前當成中國文明的起點,事實上,這不是中國文明的起點,而是中國文明開始遭遇外來文明衝擊和影響的起點,是中國文明開始同化和改造外來文明的起點。傳統文獻說的很清楚,中國文明起與伏羲時代,至少在10000年前。

中國文明對多神教祭祀文明的同化和改造,不僅在整部中國文明史中具備中軸、中轉地位,更是在整部人類文明中具備軸心地位,不理解這一點,不僅無法準確理解中國文明,更無法準確理解中國之外的西方文明,無法準確理解整部人類文明。

中國文明對多神教祭祀文明的同化和改造,就是用中國所固有的書契文化去同化和改造外來的祭祀文化,就是讓多神教祭祀文化書契化,其直接與核心體現就是“祭”或“祼祭”的形成。“祭”或“祼祭”實質就是書契祭,即以書契作為祭祀神靈的祭品。支撐書契的並非外在的書契技術和機制,而是人內在的誠信和道義,書契關係的實質是誠信和道義關係。以書契作為祭品,實質是以誠信和道義作為祭品,即以“德”作為祭品。

同時,祭祀的書契化還改變了人神關係,將人神關係書契化,人與神之間是對等協作的書契關係。書契關係的核心在誠信和道義,而且這個誠信和道義是相互的,不僅人對神是誠信和道義的,神對人也是誠信和道義的。這是後來的西方一神教《聖經》上帝與人是合約關係的源頭。《聖經》實質就是“約書”是上帝與人所簽訂的合約,在基督教中,又分《新約》和《舊約》。祭祀的書契化不僅改變了人神關係,也改變了神的本質,從創造和掌管世界和人類的神秘之神,改變成誠信和道義之神,神成了誠信和道義的化身。誠信和道義是絕對抽象的,從數量上看,也只需要一個也就夠了,因此,多神教也就轉化成一神教。不理解在5000年前的中國所發生的祭祀書契化過程,就無法理解《聖經》契約精神的起源,也就無法真正理解《聖經》。

就中國而言,祭祀書契化的一個重要伴生物就是玉禮器的出現,即玉質書契的出現。石器、玉器本來是多神教祭祀文化中的重要祭品,在內蒙古遼寧一帶的紅山文化表現的非常突出。多神教在中國的傳播路線表現為明顯的從北向南。紅山文化是多神教傳播至中國的第一站,此時尚沒有被中國文明所改造,沒有書契化。在5000多年前,中國文明尚侷限於中原地區,而中原地區的核心則在黃淮平原,即現在的豫東魯西一帶。那時內蒙遼寧尚屬蠻夷之地,自然無力對成熟且強大的多神教進行改造。紅山文化的玉器尚且是單純的祭器,而非後來的禮器,不是玉質書契。

中國文明對多神教的改造是發生在多神教從紅山文化南下,而傳播至中原,尤其是黃淮平原地區以後的事。在地裡區域上,中國文明對多神教的改造也是發生在中原地區,尤其是黃淮平原地區。

玉器的實質是玉質書契,其證據來自三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在中國傳統文獻中,在《五經》中,對玉賦予了崇高的誠信和道義內涵,玉就是誠信和道義的同義詞,就是道德的同義詞。“玉”和“聿”是同音的,兩者可能同源。在所謂的“金科玉律”中,“玉”就是“聿”,是律之核心。第二個方面,很多玉器具備書契的功能和形式。玉器的核心功能是信用工具,用意傳達誠信。在技術上,總是成對存在,並且雕刻上可以檢測相合的密碼性標記。第三個方面,“玉”字本身就是自雙排契齒文,而這個符號則是書契的象徵。在前面的系列文章中,我們已經對這一點進行了詳細論證。

目前的中國依然屬於以酒為祭品的“祭”、“祼祭”時代,但是,由於受到現代西方文化的衝擊,“祭”、“祼祭”本身已經嚴重邊緣化了。“祭”、“祼祭”主要表現在喪禮中,在春秋戰國之後,更是如此。當前中國“祭”、“祼祭”的邊緣化,主要就是表現在傳統喪禮的邊緣化,倡導西式的火葬和禮節,貶低甚至行政和法律禁止中國傳統的土葬和禮節。

目前包含有“祭”、“祼祭”的傳統喪禮只是在中國的農村存在,尤其是在黃淮平原,豫東和魯西一帶,這個傳統還是很有生命力。在傳統的喪禮中,對死者的主要祭奠程序就是“祭”、“祼祭”。關於祼祭的具體程序請參考下面兩段梁山縣農村喪禮的兩段視頻。

在喪禮中的祼祭中,所奉獻的祭品有三種,除了酒之外,還有黃表紙紙紮和香。黃表紙紙紮和所焚燒的代表紙錢是不同的,其所指代的很可能就是書契,而且是最原始的木質書契。紙在中國的出現是東漢以後的事,隨後書契也紙質化了。而隨著書契的紙質化,用作祭品的書契紙質化也是很自然的事。這意味著,在“祭”、“祼祭”中,以最原始的木質書契做祭品,並沒有隨著以玉質書契和酒的出現而消失,而是一直存在。

貨幣、錢本質上也是證券和書契,下面還會對這一點進行進一步說明,其內核也是誠信,即便是用作紙錢的紙,其本質也是書契和誠信。給祖先燒紙,本質上也屬於“祭”、“祼祭”,是以書契為祭品而獻給他們,即把自己的真誠哀思獻給他們。把給給逝去的親人燒紙簡單理解成給他們送錢,是後來的世俗化的理解,並非其本義。

為什麼章字可以用一根豎線來代替,這就涉及到書契的另一個名稱“幹”。在前面的文章中,我們也已經證明,“幹”字的原始意思是指書契,但是更強調其物理材質和形態。“相干”的原始意思是相互是書契關係,“干係”的原始意思是書契關係。“乾親”的意思是書契意義上的親戚,以區別於血緣關係上的。

在甲骨和金文中,“幹”的字形並不是很固定,但總之,由三個部分組成。第一個部分一根豎線,這個是關鍵結構,這根豎線實際就是一對並排放置的一對書契的分界線,與章字中的豎線等同。第二個部分是上部V字符或三叉頭,這是對甲骨文木字的簡省,指代木質屬性。第三個部分是豎線上的橫線,實際是刻畫在書契上數字。

但是,並非所有的“幹”字甲骨或金文字例都一定將這三個部分完全包括,數字和簡化的木字符都是可以省略的。一旦將數字和簡化的木字符完全省略,“幹”字就是成為一根豎線。豎線是“幹”的簡化形態,指代書契,章也可指代書契,因此,豎線也可間接替代章。

豎線是“幹”的簡化可以在豊、媵、寶的甲骨和金文字形中得到證明。

表四:

“券”字淵源,證券、信用及貨幣的起源和本質,兼談區塊鏈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們已經專門對豊字的甲骨和金文字形進行解析。該字為上下結構,下面是盛放祭品的豆器,上面是放置於豆器內的祭品,這些祭品可以統稱為書契,只是包括原始的木質書契和後起的玉質書契。其中有一個字例中的祭品直接是甲骨文木字,毫無疑問這是指木質書契。同時我們也指出,三叉頭符號是甲骨文木字的上半部分,是對木字的簡化,V字符則是對三叉頭的進一步簡化,這兩者都是指代木質結構。豊字中凡是木字,或者帶V字符或三叉頭的,都是指木質書契,可以釋讀為“幹”字。那麼在有些字例中所出現的豎線符號,就只有兩種可能,或者指代木質書契,或者指代玉質書契。

媵和送字的甲骨或金文字形中,其核心結構是“”,雙手所捧的東西,或者是豎線,或者是豎線中加上一個點。北京大學的古文字學家葛英會教授,正確地指出豎線上所加的點是數字,但是,他卻把雙手所捧的東西解讀為刻有財產數量的禮單。其實這不是禮單,而是書契,所指代的並非單純的財富,而更是內心的真誠。“媵”是古代女方“送”親禮的稱呼,其中“”字中雙手所捧之物,指代的是送給婆家的嫁妝。

最能說明豎線就是指代木質書契的是“寶”字的甲骨金文字形。該字形也是上下結構,上面是指代房子的寶蓋頭,下面是房子內的寶物。而這些寶物又包括兩個部分,典型的是“玉”和“貝”,或者玉上貝下,或者貝上玉下。但是還存在一些字例,下面是玉,但是上面卻是一個矩形符號。這個矩形符號實際上也可簡化成豎線,或者說就是豎線。在玉質書契、貝質書契之外,所剩下的就是木質書契,因此,寶字中的矩形符號唯一的可能是指代木質書契,可以釋讀為“幹”。

貝幣出現於玉質書契的同時稍晚,其實質是以貝殼做材質的書契,是貝質書契。因此,寶字中的所寶之物,實質上都是書契,只是材質不同而已,有玉質的,有本質的,也有木質的。但是對以木質書契做寶物的做法,在紙出現之後很快在中國消失了,以致對其歷史的記憶也逐漸徹底消失。現代人更是無法理解,從而意識不到其歷史的存在。其實,中國傳統中的“寶”字所“寶”的並非外在的玉貝金銀,玉貝金銀只是書契的材質,即承載誠信的材質,真正所寶的是這些材質所承載的誠信。既然所寶的是內在的誠信,那麼至於用什麼材質來承載誠信則是不重要的,是可以隨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的,可以隨歷史而“損益”,木頭也可,玉貝金銀也可,紙張也可,直至當下無物理形態的電子信息也可。

下面討論最後一個問題,“”字字形為何後來上面加“八”。這個“八”就是“”、“關”現代字形的中上面的兩點。

“八”的本初含義是“分”、“別”,即分開、分別。豎線是對“幹”或“章”的簡省,而“幹”和“章”都是指一對完整的書契。既然,後來又特意在“”的字形中加上分的符號,則意味著,所“”之物並非一對完整的書契,而是一對書契分開分別後的一隻。一對書契包括左契和右契,或左券和右券,那麼可以被用作祭品而奉獻於神的應該是那一隻?

答案是右契或者右券。

《禮記·曲禮上》:“獻粟者執右契。”鄭玄注:“契,券要也。右為尊。”《戰國策·韓策三》:“ 安成君東重於魏 ,而西貴於秦 ,操右契而為公責德於秦魏之主。” 鮑彪注:“左契,待合而已;右契,可以責取。”

這兩條文獻說明,右契是債權憑證,或者類債權憑證,是現代所謂的“有價證券”的最初形態。

《列子·說符》記載了這麼一個故事。“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這個遺契顯然是代表債權的右契。一個丟失在路上的右契,對撿到的陌生人直接意味著財富,意味著這種右契在當時流動性已經非常強了,已經是徹頭徹尾的貨幣了。

儘管《列子》中的故事發生時間可能僅僅在春秋戰國時期,但是,又契的價值性,可流動性,以及建立在這兩者基礎之上的貨幣屬性,是在書契自產生之始就具備的。貨幣與書契之右契之間,並不存在明確的區分,當左契持有人的信用程度越高,其對應(或發行)的右契的流動性也就越高,當高到一定程度時,就成為貨幣。因此書契機制也是人類歷史總貨幣發生制度的最初形態,而右契也是人類歷史中貨幣的最初形態。其起源理論上與中國文明同時。

因此,中國歷史上最早的貨幣形態並非貝幣,而是遠在貝幣之前的作為書契之右契的“契幣”。這是當前侷限西歐一井之口的所謂金融史和貨幣史難以想象和理解的。把人類貨幣史說成是從所謂的實物貨幣向信用貨幣的逐漸演化過程,完全是無稽之談,是對中國書契史無知的結果。

貨幣的出現對中國文明史而言,並無特別意義,也不是一件多麼重大的事情,它只是處於特殊狀態時的一種書契而已,或者是對書契的一種特殊應用。對於貨幣材質的變化,實質上是書契材質變遷的一個子過程,不沒有什麼特別意義,更是毛毛雨的事情,無論是從木頭變成貝玉金銀,還是再從貝玉金銀再變成後來出現的紙張,或者從紙張變成當下的電子信息。

右契實質上左契持有人的一種信用承諾,代表左契持有人的誠信的道德,其金融財務意義上的價值是以左契持有人內在的誠信為基礎的,即以其道德為基礎。把右契奉獻給神,或者送於別人,即“”給神和人、“祼”給神和人,實質上是把自己的誠信,把自己的道德奉送給神和人。“寶”字中所寶的也正是右契,其實質也在誠信、道德、道義。

《老子》79章說:“和大怨,必有餘怨;抱怨以德,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唯有理解了書契,尤其左右契的實質內涵,才能真正理解老子的意思。“聖人執左契”,就是以右券奉送給別人,而自己則要保持誠信和道義,其實質內涵就是以誠信和道義待人。

“有德司契”就是有德者去維護《周易·繫辭》所說的“書契之治”。而書契之治則是一種人與人之間以誠信和道義為基礎,自發、自願達成相互協作的書契關係的自我管理的社會治理模式。“司契”就是“書契之治”也是“無為而治”。在書契秩序中,行為主體是書契關係的雙方當事人,無需作為第三方的政府的干預。

“無德司徹”中,“徹”是指稅收。“徹”是政府存在的基礎,因為政府需要稅收來養活。“徹”的最大危害倒不在於對人們直接的物質剝奪,而是在於,由徹所養活的政府人員會對書契秩序實施干預,從而破壞自然、自發的書契秩序。

《周易·觀卦》卦辭:“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就是寫給帝王、聖人的,與老子的“聖人執左契”相通。“盥”就是將右契獻給神和別人。祼禮不僅可以適用於神,也可以適用於人。在典型的祭祀儀式中,祭祀之後就是會餐,在會餐中的敬酒禮中,就有對人的祼。祼祭、祼禮中的主祭者實際是也就相當於左契持有者。

“有孚顒若”中,“孚”是誠,“顒”出示誠意時的莊重狀態,這句話的實際意思是說,祭祀的關鍵在祼,而祼的關鍵則在自己的誠。“執左契”者實際是也就是祼者。

值得注意的是,“觀”與“祼”、“盥”、“灌”讀音是相同的,也與“關”相同,與“券”、“幹”高度接近。上文已經指出,“盥”、“灌”都是源於“祼”,“祼”源於“關”,而“關”則是“幹”之右契。觀也極有可能就是源於“祼”。“觀”的本義就是去觀看“祼”,或者以“祼”供人去觀。觀“祼”就是取感受祼者的誠意,自己也學會去誠,而以“祼”供人去觀,則是以自己的誠去感化別人,感化天下,讓別人讓天下也去誠。因此,祼就就有很強的教育意義,這就是觀卦《彖傳》所講的“以神道設教”。

在當下依然在黃淮平原的農村所堅實存在的喪禮中“祼祭”所使用的黃表紙紙紮,以及整個中國所依然盛行的燒紙,其原初的和實際的內涵也都是右契、右券。

北宋時期對新出現的紙幣的叫法有三種,其中一種就是“關子”,而紙幣的本質是右契,藉此可以人為,“關”是對右契早已有之的叫法。“關”是右契,將右契獻給神叫“祼”,這兩個字是同音的。實際上,“券”、“關”、“祼”、“幹”的讀音都是高的接近的。在甲骨文之前,這些概念都是隻有音,而無字,讀音的接近甚至相同意味著他們的同源性和相關性。在這個意義上,李學勤教授將“”釋讀為“祼”無疑是非常正確的。

“幹”是指一對書契,而“關”則是之書契之右契。“相關”、“相干”、“關係”、“干係”對於現代這些非常常用的詞語,人們早已遺忘其真實起源。“相干”、“干係”從其起源來說,是指一般的書契關係,而“相關”、“關係”則是指特殊的書契關係,即自己作為左契持有者(債務人)的書契關係。

因為“關”是代表債權、求償權的右契,在所求財務、債務時,右契是權力的憑證,左契持有人(債務方、類債務方)在支付、交付財物時,就需要拿右契與自己所持有的左契相比對,檢測能夠相合。右契(關)與左契相合的過程就是動詞的“關”。因此,動詞“關”的原初意義是指左右書契的合併,開門關門之“關”是由書契之關所引申。將關門之關理解成關的本義是錯誤的。這一點從“關”字的早期字形上得到很好的體現。

“券”字淵源,證券、信用及貨幣的起源和本質,兼談區塊鏈

目前“關”字的最早期字形出現在戰國時期,為半包圍結構,外邊是門,裡邊則是上邊或有或無繫繩相系的兩隻書契,指代兩隻書契相合並。書契本身或者用加點的豎線表示,或者用甲骨文木字的下半部分表示,或者用加短橫線的豎線表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兩個字例中,絲繩下的兩根豎線中,左邊的豎線有向左伸出的橫線,右邊的豎線則有向右伸出的豎線,更準確和形象地刻畫了左右契。

與關相對應是開,也關字源自書契一樣,開字也是源自書契。早期開字字形也是半包圍結構,外邊也是門,而門裡邊則是兩個“幹”字,指代“幹”的分開,“幹”就是書契。還有字例是捧著一根或兩根橫線的兩隻手,也是指代將一對書契(兩隻)分開,分別交至兩隻手中。

因此,在書契時代,一對書契的刻畫完成之後,分開並交於左右契持有人的過程就是叫做“開”。現代中文中的“開票”之開,最接近其原意。開門之開則是引申義。

雙排契齒文、幹、契、關、章都可以指代書契,當然側重有所不同,這些概念在5500年前多神教傳播至中國之前的純書契時代應該就早已存在了,只是僅存在語音,而沒有文字。其中,雙排契齒文的讀音很可能就是“玉”,後來被“玉”、“聿”二字所繼承。

當多神教傳入中國之後,中國開始用代表誠信和道義的書契之右契作為供奉給神的祭品,開發出“祼祭”,將祭祀書契化,即誠信和道義化。這是就基於書契,而衍生一個新的概念,就是“祼”。顯然,“祼”是直接來自指代右契的關。成為祭品的關也就有了一個新的名稱,就是“券”。因此,“券”就是“關”,就是“右契”。

春秋戰國以來,“禮崩樂壞”,對祭祀的重視程度開始下降,“券”的祭品含義也隨之降低,並完全世俗化了,變得與“契”同意,並與其合起來,並稱“契券”。漢以後,尤其是自東漢紙被髮明以後,券字的祭祀含義近乎完全消失。人們,尤其是上層社會、讀書人對書契祭祀功能歷史記憶完全消失,更重要的是對整個書契時代、書契機制的歷史記憶也近乎完全消失,僅僅在《周易·繫辭》中保留了一句語焉不詳的“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而在民間的喪禮中,書契的祭祀功能一直得以延續。紙出現後,又用紙替代了木質書契。但是,在民間傳統中,只是機械地繼承保留了器物和儀式,對這些儀式和祭品的實質內涵,也早已遺忘了。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開始大肆引入西方的金融學、貨幣學,將西方人以自身歷史為基礎所寫出的金融貨幣史看成整個人類文明的金融貨幣史的全部,認為西歐,尤其是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是現代金融貨幣制度的源頭。而實質,西歐的金融貨幣史相對於中國的金融貨幣史的天空,只是一井之口。歐美人依據歐美自身的歷史去書寫金融貨幣史無異於坐井觀天,蚍蜉撼樹。

當中國出現紙幣時,西歐文明還沒有成型,近乎不存在。而且紙幣的出現只是書契、貨幣材質的一個小小變化而已。及至元朝,對慕名來到中國的意大利人馬可波羅而言,用紙當錢的做法簡直不可思議。毫無疑問,金融和貨幣的起源顯然不可能在區區的西歐,西歐的金融貨幣制度顯然是學習中國的結果,是中國古老且發達的金融貨幣制度西傳的結果。

現在論述中國證券、信用、貨幣起源的古老性、先進性並非出於所謂的民族虛榮,不是單純地文明的發明權以找回所謂的文化自信,而是在於正確地理解證券、信用、貨幣的本質。依據西歐一井之後的金融貨幣史,是無法準確窺探證券、信用、貨幣之歷史全貌的,而看不是歷史全貌,也就當然無法認清其本質,無法建立對待這些東西的正確態度和方式,其結果就是“金融危機”的週期性出現。

下面總結一下,並順便評價一下眼下很“火”的區塊鏈。

證券、貨幣都是書契之右契,本質上都是書契。支撐書契機制的是人內在的誠信和道義,而非外在的書契技術、機制和材質。換句話說,證券、貨幣的本質是人內在的誠信和道義,外在的書契技術和形式,只是幫助人發揮誠信和道義的工具。

以中國傳統的“文-質”分析範式看,誠信和道義是書契之質,書契技術是書契之文。作為誠信和道義的書契之質,是永恆的,不會隨著時代的改變而改變;而作為保障誠信和道義發揮的工具,書契技術則隨時代的改變而改變,因歷史而損益。

誠信的核心並不在對別人誠信,而在對自己誠信。對自己誠信就是要按自己的本心本性去生活和做事,即《中庸》開篇所說的“率性之謂道”。《中庸》還說:“誠者天之道”。“誠”即“率性”,“率性”即“誠”,“誠”即道,“率性”也即道。因此,“誠”、“率性”、“道”三者是等價的,三者都是書契之本質,也是證券和貨幣的本質,金融的本質。

“誠”是中國傳統文化之核心。《周易》講“貞”和“孚”。“貞”就是“率性”,“孚”就是“誠”,這兩個概念是整部易經的核心。中國傳統文化只談誠,而很少談金融、貨幣。但是,談誠實際上也是談金融。因為誠乃金融之“質”,金融之大本,所謂的金融技術乃金融之“文”,金融之末梢,談“誠”就抓住了金融之大本。

金融的文質問題,實質上也是一個“義利”問題,金融之質是“義”,金融之文是“利”。“義”和“利”並非兩個對等物,而是出於不同的層次,“義”是質的層次,“利”是文的層次。對於,義利層次上的文質之區別,孔孟二人都有經典敘述。

孔子說:“君子義以為上”,“君子義以為質”。他還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孟子·梁惠王上》 :“何必曰利?亦(只)有仁義而已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誠、率性也是道德之核心內涵,因此,金融之內核就是道德,金融絕不可以脫離道德,而成為一本獨立的技術,證券、貨幣絕不可以脫離道德而獨立存在,獨立具備價值。作為書契之右契,證券、貨幣的內核就是誠,就是率性,就是道德、道義。證券、貨幣,都是幫助人們在相互之間,以誠信和道義為基礎建立協作關係,從而幫助其更好地去誠,更好地去率性。

誠、率性、道義本身,德本身,才是最有價值的東西,才是最重要財富,最重要的寶。“寶”字中的所寶之物是書契,現代字形用一個“玉”字來代替。“玉”字的本意是書契,其實質內涵就是誠和道義,而非玉石。

一旦認為,書契,包括證券和貨幣,可以脫離誠信和道義而獨立存在,給證券和貨幣賦予獨立的價值,那麼,證券、貨幣就不僅不會幫助人們去發揮誠信和道義,而且會反過來會阻礙人們去誠和率性。人們就被遮蔽雙眼,不再去誠去率性,而是去孜孜於和永無止境地追求和積累證券和貨幣。這樣就顛倒乾坤,把真的看成假的,把假的看成真的,把本來沒有價值的當成有價值的,把本來具備無上價值的看成沒有價值的。人類就生活於一種虛構、虛幻的金融神學之中,證券、貨幣成為新的神。這是西方現代文明的現狀,中國當下也正在遭遇西方金融神學的嚴重影響。

誠信和道義是金融之根本,金融技術是金融之末梢,那麼衡量一個文明和國家的金融水平的高低,是看根本,還是看末梢?當然是看根本,看這個文明和國家的誠和率性的程度,即道德水平。

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中,唯有中國傳統文化把“誠”和“率性”定為道德之內核,事實上也唯有實現了“誠”和“率性”,唯有以“誠”和“率性”為最高價值標準的道德,才是真道德,才是水平最高的道德。而在西方文明中,以及在當下受西方文明嚴重影響的中國,卻把道德看成一種自我犧牲和對外在道德標準的機械服從。這樣的道德是低水平道德,不是真道德。

以誠和率性程度為標準,自古以來,中國文明就是全球道德水平最高的地方,也正因為如此,中國也一直是全球金融最先進的地方。書契是人類最早的金融機制,最早的信用機制,最早的證券發行機制,最早的貨幣發行機制。即便是當下,中國的金融水平依然領先全球,典型標誌就是在移動支付領域絕對領先全球。

金融技術必須與道德水平相匹配,如果金融技術超越道德水平,必然會導致金融神學的出現,導致對金融工具的神話和過渡追求,從而導致金融泡沫和金融危機。金融危機的本質是金融技術超越道德水平的結果。金融技術超越道德水平,是西方現代社會的現狀,因此週期性的金融危機就成為西方現代社會之常態。

在道德水平低下,而金融技術“發達”的美國,為避免金融危機而依賴政府嚴厲的監管。一度美國人又建立了監管神話,說憑藉嚴厲的監管,美國足以避免金融危機的再次發生。殊不知,在社會整體道德水平低下,而金融技術發達的環境中,絕不可能建立真正有效的監管,因為監管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也是由具體的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所實施,同時,更多的道德水平低下的人,以繞開和阻礙和破壞監管為職業和能事。2008年的次債危機擊破了美國的金融監管神話,而且如果美國人的道德水平維持現狀,若干年之後,金融危機還會繼續爆發。

而西方世界中的每一次大規模的金融危機,都往往伴隨著一種“發達”的新的金融工具的引入。從17世紀30年代荷蘭鬱金香事件,1719年法國密西西比泡沫,到2008年的美國次債危機,概莫能外。荷蘭鬱金香事件中的新金融工具就是鬱金香,法國密西西比泡沫中的新金融工具是剛剛引入西歐的紙幣,而2008年美國次債危機中的新金融工具則是MBS。

在2008年次債危機結束後的第10年,又一個新的金融工具開始大火,這就是“區塊鏈”。對於區塊鏈的具體技術細節,我是不屑於去仔細研究的,因為搭眼一看,這就是對金融本質無知者所搗鼓的新的金融神話,是西方新一輪的金融危機的開始。目前的區塊鏈的吹噓者,和當初密西西比泡沫中約翰勞對紙幣的吹噓,美國次債危機中華爾街的“金融家”對MBS的吹噓並無二致。

再重複一遍,金融的本質在道德,金融危機的本質是金融技術“領先”於道德水平的結果。區塊鏈的發明和跟風者,無視道德,企圖用新發明的金融技術去創造“信用”和“財富”,這無異於痴人說夢。區塊鏈成功的標誌將是新一場的金融危機的再次爆發。(DYH:道義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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