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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次大學校友群的聊天。
我看到一個06年畢業的學姐，在深圳奮鬥了十年之久，最終準備離職回到老家找工作。
如果一個兢兢業業在一個城市工作了十年的人都迫於壓力離開，可想而知這個城市的生活成本有多高。
深圳恰就是這樣一個城市。
學姐本來是一個沒什麼追求的人，單身一人一狗，工資一萬多。但是如今租房成本即使是一個“大單間（帶一個小陽臺）”的類型，在羅湖、南山、寶安幾區均價已經到了3000-5000，而且還在持續上漲。龍崗、龍華一帶距離工作地點又遠，需要一大早起來趕一個多小時的地鐵，這對於許多人來說是無法接受的。
最終促成了大城市的擠出效應。
生活成本的越來越高，導致沒有底子的年輕人不得不龜縮回二三城市生活。
這時，我才突然驚訝的發現，原來對於大部分在大城市生活的中國年輕人來說，真正的剛需並不是買房，而是租房。
對於目前的大城市而言，年輕人是根本不敢奢求買房的，哪怕是二三線城市，一套房屋的首付就足以耗光一個工薪家庭的全部積蓄，更別說在寸土寸金的北上廣深等一線大城市。
所以對於大部分的年輕人來說，租房才是真正的剛需所在，不中聽的現狀是，年輕人根本不敢奢求在一線城市買房。即使買了也必須負擔著可能面臨失業、意外而導致無法還房貸的各類風險。
所以租房是他們需要做的，也唯一能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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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近日對長租房問題，再起爭議。
最近有個人火了，這個人叫做胡景暉，高個，西裝，平頭，眼鏡。
許多地產經紀人都轉發了他的言論。
從態度上來看，他成了房地產界第一個敢站出來說話的人，直指高房價現狀，打出了輿論的第一槍。自從發聲之後，他又自稱被利益集團擠兌，直接切割出局，扮演著孤膽英雄的角色。
事後他發表朋友圈：“18年兢兢業業，關鍵時候卻被切割得乾乾淨淨。”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此前他曾個人對房地產問題發表瞭如下觀點，直指他認為的房屋漲價根源：
以自如、蛋殼公寓為代表的長租公寓運營商，為了擴大規模，以高於市場正常價格的20%到40%在爭搶房源，人為抬高收房價格，而且這些長租公寓重裝修、N+1出租模式加劇了租房價格上漲，長租公寓企業一味滿足資本市場的胃口，現在發展嚴重跑偏了。
（胡景暉）
如此發聲的胡景暉到底算不算英雄？我們來看一下胡景暉的一些觀點：
房地產中介的模式這些年一直沒有產生過較大變化，每成交一筆，房屋可獲提成百分之二的佣金。意思就是十年前在北京成交一筆100萬的房屋產權轉移，中介提成2萬元，而到今天，同樣的房屋是1000萬，一旦成交，中介在其中提成為20萬元。
租房企業急於擴大規模。以高於市場價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的價格收購市面上的房屋，也就是說按照此前的中介原則，房屋中介的收入也將提升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
反過來講，將手裡的房源賣給長租公寓，這對於房屋中介來說無疑是一種既方便又實惠的形式。造成的結果就是房源的進一步減少，房價的進一步提升。
胡景暉的發聲引發了各方面的關注：
結果就是，北京市住建委聯合市銀監局、市金融局、市稅務局等部門緊急集中約談自如、相寓、蛋殼公寓等主要住房租賃企業負責人，明確要求住房租賃企業：
不得利用銀行貸款等融資渠道獲取的資金惡性競爭搶佔房源；不得以高於市場水平的租金或哄抬租金搶佔房源；不得通過提高租金誘導房東提前解除租賃合同等方式搶佔房源。自然而然，這樣的結果引發了許多租房企業的不滿。
比如，自如就在隨後發聲表示：不存在參與市場不良競爭、哄抬房價的行為，長租公寓不具備影響操作整個租賃市場價格的能力。
同期也就促成了兩邊的罵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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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問題來了，這一場胡景暉與租房企業的戰爭是一場正義的戰爭嗎？我們該站在哪邊呢？
可惜從結果來看，無論站在哪邊，我們依舊是被割的韭菜。
就像前文中提到的，生活在大城市的我們，剛需究竟是什麼。
是住房，還是租房這個問題需要我們思考。
就像網友評論說的：
在這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的鏈家就是地產業的攪屎棍，是各地房價上漲的四大推手之一，現在又要推動租賃市場漲價了。鏈家背後的資本是有什麼目的嗎？房價上漲，房租上漲，直接產生了擠出效應，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埋下了地雷，是社會的穩定是個重大隱患。
政府關於調控房價，在進入房屋市場之前很早就有過相關表態。但是我們可以見到的是大城市的發展邏輯並沒有根本意義上的改變，而這種底層發展邏輯，我認為才是社會現狀的最根本原因之一。
如今回頭看北上廣深等內陸一線城市的發展軌跡，似乎愈發的形同於香港。可以說是從改革開放後對於大城市發展的定性上，國家政策也更趨向於導向“香港模式”的國際先進經驗。
造成的結果就是，即將面臨和香港同樣的問題，城市的生活成本在不斷加大。
以現階段香港為例：
我們來看一張香港房屋的佈局圖，旁邊有一個劏房的概念，一間150平米的三居，被劏成了18間帶廁所的套房，每間租金約為8000港幣。
所謂劏房就是香港經驗下的悲劇產物。
在這樣的不足十平米的空間裡，一家大小所有言談舉動，都在彼此的眼皮底下進行，想睡個安穩覺都難，隱私更是無從談起。這裡僅有的，是源源不絕的木蝨、龐大的租金壓力和隨時可能搬遷的噩夢。
而反過來說，劏房也是對低收入群體的一種救贖，因為低收入群體根本沒有能力這狹小的生存空間之外的費用。
一位攝影師曾花費了4年時間，用鏡頭記錄下這些最小1平米、最大不過10平米的房子裡所發生的人和事。這樣的照片足以簡述在未來中國大城市中，中低端收入群體的生活狀態。
讓我們來看看這些照片：
梁家4人口擠在不足5平米的劏房裡。小朋友每天趴在雙層床上層做作業、玩耍，行動不便的爸爸留在下層看報紙，時刻叮嚀著兩姐弟不要吵到鄰居，媽媽則坐在一旁切菜。
一間不足4平米的劏房，四面沒有窗戶，姐妹倆在床上做作業，共用一把風扇。在香港，約有4萬名兒童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裡。
而在劏房中的生活，就好像進了棺材，所以還有一個別致的“雅稱”叫做棺材房。
而如今對於大城市而言，作為剛需的租房成本進一步上漲，用於調控基本不可能存在剛需的購房成本。
最終，苦的還是買不起房的小老百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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