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的士人階層
我們知道“士農工商”組成了我們所說的古代四民社會。古代人認為社會地位最高的是當官的，就是“士”，下來是種地的農民，就是“農”，接下來是作坊的工人，就是“工”，地位最低的就是商人，也就是“商”。而作為古代知識分子的“士”的地位值得我們重視和研究。最早的我國知識分子要追溯到殷商的巫，祝，史，宗。那時的知識階層完全依附於統治者，是政治文化的傳播者。到了春秋時代，士階層逐漸形成，因為社會的流動性逐漸增大，士的來源人士比較龐雜，包括貴族，也包括庶人，是上下流動的匯合階層，也促進了社會的流動混合。到了戰國時期，公室和私門爭相養士，力圖為自己吸引人才。為了兼併戰爭的形式需要，吸引人才為自己效力，所以形成了養士之風。
士，是作為封建社會中最基礎的貴族，也是最高級的百姓。歐洲有騎士，日本有武士，而中國的以知識份子為代表的士族階級。 中國古代社會中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特定社會階層，後演變為對知識分子的泛稱。原來可能指原始社會末期與氏族部落首領和顯貴同族的武士，進入階級社會後，他們成為統治階級的一部分。因古代學在官府，只有士以上的貴胄子弟才有文化知識，故士又成了有一定知識和技能之人的稱呼 。
春秋時代，各國之間征戰不休，步卒作用增加，車戰及武士的作用減小士的地位也出現了上升或下降的變化。有些卿大夫為擴大影響，鞏固地位，設法招徠士眾以張聲勢，很多士便投靠到他們那裡。還有部分士為解決經濟困難去為人辦喪事，當贊禮，或經營工商業；也有人從事私人講學，傳授文化知識，從此中國歷史上又出現了一批專門從事文化活動的士。他們遊學各國，思想活躍，為中國古代學術領域百家爭鳴局面的出現、促進文化科學的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
戰國時代，爭霸和兼併戰爭更為劇烈，於是朝秦暮楚的遊說之士應運而生。他們穿梭於各國間，充當說客，縱橫家便是其代表。這時各國封君權貴的養士之風也很盛行。秦漢時期，士的內涵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
士，稱為士大夫時，可以指軍隊中的將士，也常常是在中央政權和州郡縣供職的官吏的泛稱；稱為士人時，則一般特指具有較高封建文化素養、從事精神文化活動的知識分子。漢代，士人特重士名（即人格名望、風骨氣節及學識才能），一旦成為名士，功利官位會接踵而至，故士人或著意正心 、修身 、齊家 、治國 、平天下，恪守封建綱常名教；或浮華交遊，廣結朋黨，相互吹噓，以沽名釣譽。東漢後期，在士人中間清議品題人物之風極盛 。這種人物品題屬於民間範圍。魏晉時期，九品中正制確立 ，品評士人之權收歸政府。凡由中正品評者，皆據其德行才能、家族閥閱而給予不同品第（鄉品），然後授予各種官職。未經中正品評者，不得仕為品官。於是，士人遂具有了某種特定階層的含義。士庶對立，漸露端倪。凡九品以上官吏及得到中正品第者，皆為士，否則為庶。士人中，又出現憑藉父祖官爵得以入仕清顯並累世居官的家族，是為士族。士族在東晉時達到極盛，至南北朝始衰。隋唐以後，士族逐漸退出歷史舞臺，但士作為一特定階層的觀念仍然保留。宋以後 ，士或士人一詞逐漸成為一般讀書人的泛稱，不再特指品官。
士分為四類：一為學士，指的是儒墨道法等各派學士；二為策士，為政治縱橫家，是政治評論者；三為方士或術士，一等是研究天文等專門領域，在文化上的影響巨大，一等是陰陽占卜家；四類為食客，是比較雜亂的士階層，包含了社會了各類人等。此時的士不囿於身份高低貴賤。士階層的特徵很明顯，他們胸懷天下，以弘道為己任，有強烈的政治參與願望，能夠嚴以律己。我想戰國時期的士的特徵應當對我們現代的知識分子有一定的啟發意義。知識分子的社會職能是什麼？不僅僅只是研習學問，沉溺於書本。關切社會與民生，是知識分子內在品質。
古代士人的類分
戰國文獻中，以"士"為中心組成的稱謂和專用名詞，據粗略統計有百餘種。這不僅說明士階層的複雜，也說明他們的行跡遍及社會各個角落。為了區分不同的士，當時的人便開始對士進行類分。《墨子·雜守》篇把士分為"謀士"、"勇士"、"巧士"、"使士"。《商君書·算地》把士分為"談說之士"、"處士"、"勇士"、"技藝之士"、"商賈之士"。《莊子·徐無鬼》把士分為"知士"、"辯士"、"察士"、"招世之士"、"中民之士"、"筋力之士"、"勇敢之士"、"兵革之士"、"枯槁之士"、"法律之士"、"禮教之士"、"仁義之士"等。根據士的特點、社會地位等情況，大體可分成三大部分：
(一)武士。其中又分不同類別。第一類是國家的武裝力量。由於技能、職掌、兵種以及國別等不同情況，又有各式各樣的稱謂："選士"、"練士"、"銳士"、"精士"、"良士"、"持戟之士"、"射御之士"、"材伎之士"、"虎賁之士"、"劍士"、"死士"、"甲士"、"爪牙之士"、"教士"、"庶士"、"吏士"等。第二類是俠士。典籍中稱之為"俠"、"節俠士"、"遊俠"。這些人的特點是見義勇為，為知己者死。第三類是"力士"，指力氣大而勇悍之士。
(二)文士。《韓詩外傳》卷七說："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這裡把操筆桿的稱為文士。其實文化人，包括辯士，皆可稱為文士。早在戰國之初，墨子就曾對文士的特點與文士的不同類型作過劃分，他說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 。德行、言談、道術應該說是對文士的類分。戰國史籍中有關文士的各種稱謂不下三、四十種。這幾十種稱謂，大體可歸入如下幾類。第一類可稱為道德型。這一類的士把道德修養作為奮鬥目標。因此當時有不少人從道德品質意義上給士下定義或概括士的特點和本質。如孔子說："士志於道。" 《呂氏春秋·正名》記尹文與齊王的對話："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親則孝，事君則忠，交友則信，居鄉則悌。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齊王曰：'此真所謂士已。'"道德之士的稱呼計有："通士"、"公士"、"直士"、"志士"、"修士"、"善士"、"信士"、"廉士"、"勁士"、"正士"。第二類可謂之為智能型。這些人重在知識和學以致用，有如下稱謂："文學之士"、"遊學者"、"法術之士"、"智術之士"、"有方之士"、"法律之士"、"弘辯之士"、"遊說之士"、"遊宦之士"、"察士"、"巧士"、"博士"、"智士"、"賢能之士"、"策士"、"任舉之士"、"傾危之士"等。隱士可以說是以上兩類的附類或兼類，這類士因種種原因不為官。不出仕並不是都不關心國計民生、社會政治大事；相反，有些隱士發表了許多評論時政得失的言論，甚至提出系統的理論，成為一家之言。有些隱士在社會上具有很高的聲望，君主貴人派使臣再三延聘，卻拒不受命。也有些隱士是一時的，隱居只不過是靜觀待機之術。與"隱士"相同或相近的，還有如下稱呼："居士"、"處士"、"山谷之士"、"江海之士"、"巖穴之士"、"貴生之士"、"高士"、"閒居之士"等。第三類可謂之技能型。這部分人又可分技藝之士、商賈之士、方術之士三部分。技藝之士指有一技之長和專門技能的人。《商君書·算地》說："技藝之士資在於手。"《韓非子·顯學》說："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商賈之士指經營工商業之士。例如管仲、鮑叔早年就曾經商。范蠡是士人經商致富的典型。子貢既是士，又是大商人。戰國時期的白圭也是著名的士兼商人。到戰國有了"商賈之士"的說法，《商君書·算地》說："商賈之士資在於身。"方術之士指卜、巫、相面、看風水、求仙藥之類的士人。如《荀子·非相》："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戰國時期這一類的士人頗為活躍，有的參與國政。"荊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焉。" 秦始皇統一之後，"悉召文學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 。
(三)低級官吏。有些低級官吏稱之為"士"。具體有以下幾種情況：一種是司法官的屬吏稱"士"，《孟子·梁惠王下》載："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士師"為高級司法官，"士"則為較紙級的屬官。第二種是指基層臨民的官吏。這種士有其治所，如《非攻下》雲："士不暇治其官府。"《管子·八觀》把"裡尉"稱之為"士"。第三種泛稱各種屬吏。《禮記·祭法》："庶士，庶人無廟。"注："庶士，府吏之屬。"
還有一些難於歸類的。如"勇士"、"國士"、"秀士"、"俊士"、"烈士"、"豪士"、"車士"、"都士"等。通過以上的分類，可以看到士成份之複雜和在社會上分佈面之廣，這說明士是社會中最活躍的一個階層。
中國古代“士”解
1.逸士：隱居的人。
2.知士：即“智士”。指足智多謀的人。
3.志士：有遠大志向的人。
4.修士：操行高潔的人。
5.下士：
(1)官名。古代天子諸侯都設有士，分上士、中士、下士三等。秦以後仍沿用。(2)最差一等的人。(3)動詞，謙恭地對待賢士。
6.俠士：行俠仗義的人。
7.上士：
(1)古代官階之一。周代有上士、中士、下士。(2)道德高尚之人。(3)佛教用語。菩薩又叫上士。
8.碩士：賢能博學的人。歐陽修《五代史?宦者傳論》：“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己疏遠。”
9.寒士：
(1)門第低微的讀書人。(2)貧苦的讀書人。
10.學士：
(1)在學之士；學者。(2)官名。南北朝以後，學士為司編纂撰述之官。唐置學士院，掌起草詔命。清內閣、翰林院皆置學士之官。
11.畫士：指從事繪畫的人。
12.豪士：豪放任俠之士。李白《扶風豪士歌》：“扶風豪士天下奇，意氣相傾山可移。”
13.甲士：身穿鎧甲的兵士。
14.壯士：勇士。
15.處士：
(1)有德才而隱居不願作官的人。(2)未做官的士人。
16.才士：德才兼備的人，有才華的人。
17.材士：
(1)勇武之士。(2)智謀之士。
18.秀士：德才優異的人。清代也稱秀才為秀士。
19.居士：指有才德而隱居不仕的人。
20.義士：忠義之士。亦指勇於救困扶危的豪俠之士。
21.隱士：(1)隱居不仕的人。(2)善說隱語的人。
22.博士：(1)通曉古今、能言善辯之人。(2)古代學官名，始於戰國。(3)指稱從事某些服務行業的人。如“茶博士”就是茶藝師。
戰國時期對士的劃分有嚴格的等級限制，如下：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士亦分上、中、下三等，士本來是周朝封建制度中最低一級的貴族，有食田。 後來封建制度逐漸崩壞，禮崩樂壞，士失去了食田和特權，平民化。 到了戰國時期，士已經成為有才略、膽識或品格高尚者的尊稱，從封蔭的爵位變成憑籍個人修為得到的稱譽。 上至達官，下至草莽，俱可稱士。 士是戰國最重要的一股力量，主宰國家興亡。當時門閥階級之別被打破，諸國唯才是用，所謂“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甚至有“士貴，王者不貴”的豪言。 他們或在朝堂上雄辯滔滔，在戰場上殺伐決斷，主導國家大事！
具體體人物如下：蘇秦、張儀、范雎、蔡澤、藺相如、李斯、呂不韋、尉繚等謀臣，吳起、孫臏、樂毅、田單、廉頗、趙奢、白起、王翦、李牧、樊於期、田忌等武將；或託於貴族門下，出謀獻策，如馮諼、毛遂、唐雎；或隱於市野，於千鈞一髮之際出而力挽狂瀾，如魯仲連、侯嬴、朱亥、聶政、田光、荊軻、高漸離、狗屠；或以其道德高尚著稱於世，如顏（斤蜀）、魯仲連（兩次出現是因為這位仁兄實在兼具兩者）、於陵子仲、屈原、宋玉；或著述立言授徒，以一家之論影響天下思潮，如孟子、荀子、莊子、惠子、韓非子、鄒衍。 有所謂國士無雙，戰國的士是中國歷史上最驕傲的一種人，他們傲視王侯，憑一己才略主宰天下大勢，威震諸侯。士只為知己者死，不為高位者奴。士為世所稱道，但其定義實質並不明確。士既是一種身份，也是時人對於其人的評價，是中國歷史上最具傳奇色彩的社會階層。
我國曆代名士有哪些？
春秋時期：齊國大夫晏嬰；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創始者孔丘；他的學生曾子；兵家孫武；
戰國時期：名醫扁鵲；哲學家子思；思想家、政治家，墨家的創始人墨翟；建築工匠魯班；圍棋名手弈秋；軍事家孫臏；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學孟軻；
漢代：醫學家淳于意；西漢今文《尚書》的最早傳授者伏生；文學家東方朔；經學家匡衡；文學家韋玄成；農學家汜勝之；文學家孔融；經學家鄭玄；哲學家仲長統；文學家王粲；文學家劉楨；天文學家劉洪；
三國時期：政治家、軍事家諸葛亮；經學家、訓詁學家、鄭玄****孫炎；
晉代：數學家張邱建；文學家羊祜；玄學家王弼；文學家左思；書法家王羲之；
南北朝：無神論思想家、天文學家何承天；詩人顏延之；文學家鮑照；文學理論批評家劉勰；文學家溫子升；文學家王籍；思想家、教育家顏之推；名醫徐叔向；醫學家王叔和；史學有崔鴻；農學家賈思勰；
隋朝：畫家展子虔；
唐朝：天文歷算學家崔善為；詩人儲光羲；文學家段成式；
宋朝：學者胡旦；文學家王禹錫；學者、文學家石介；醫學家錢乙；文學家晁補之；醫學家成無己；女詞人李清照；抗金英雄、著名愛國詞人辛棄疾；
金代：歷算學家張行簡；水利家王居卿；圍棋名手劉仲甫；古代建橋工程專家王闢之；畫家張擇端；金石學家趙明誠；畫家梁楷；道教全真道北七真之一丘處機；金末史學家孔元措；金代史學家、書法家党懷英；詞人、學者周密；
元代：著名詩人和散曲家杜仁杰；史學家、文學家王惲；水利家賈魯；文字學家楊桓；散曲作家、文學家張養浩；散曲家楊朝英；戲曲作家高文秀；農學家及活版印刷術的改進者王禎；戲曲作家康進之；歷史地理學家、文學家於欽；四書五經註釋者董養性；
明朝：機械家王詔；民間水利家白英；文學家謝榛；戲曲家李開先；散曲家馮惟敏；著名詩人、文學家李攀龍；抗倭名將、軍事家戚繼光；書畫家邢侗；文學家、詩人于慎行；散曲作家劉效祖；名醫畢藎臣；
清朝：文學家、藥學家王象晉；戲曲作家、文學家丁耀亢；著名天文學家、數學家薛鳳祚；歷史學家傅以漸；經濟學家張爾岐；詩人宋琬；史學家馬馬肅；文學家田雯；詩人曹貞吉；史學家張昭潛；著名文學家蒲松齡；戲曲作家孔尚任；書法、繪畫家潘伍雲；詩人趙執信；書畫篆刻藝術家高鳳翰；醫學家黃元御；書法家劉墉；地方誌學家李文藻；學者孔繼汾；學者孔繼涵；經學家、訓詁學家郝懿行；民間名中醫綦灃；著名金石學家、校勘學家和書法家許瀚；文學鑑藏家、古錢幣學家李佐賢；金石學家陳介祺；醫學家蔡玉珂；教育學家武訓；著名金石文學家，甲骨文的發現者王懿榮；藝術家孫中新；藏書家楊以增；著名學者和古籍編纂家馬國瀚；金石學家吳式芬；針灸名醫楊作質；兵器製造專家丁守存；名醫臧應詹；史學家、書法家吳潯源。
司馬遷史記中的四大士人故事
專諸刺僚
專諸，吳國堂邑人。伍子胥從魯國出逃至吳國，深知專諸的才幹。伍子胥謁見吳王僚，盡說伐楚之利。吳國公子光說：“他伍子胥父兄皆被楚所殺而說吳伐楚，這是為報私仇，非為吳國利益計。”吳王這才打消了攻楚的想法。伍子胥知公子光想殺吳王僚，便說：“公子光將有志於國內的事，不可說以攻伐之事。”於是便把專諸推薦給公子光。
原來，公子光的父親是吳王諸樊。諸樊有三個弟弟：大弟餘祭，二弟夷，三弟季子札。諸樊知道三弟季子札賢，故不立太子，把王位依次傳給三個弟弟，想最後把國家傳到季子札手裡。諸樊死後，傳餘祭。餘祭死，傳夷。夷死，當傳給季子札；季子札不肯受國，隱匿不知去向，吳王便立夷之子僚為吳王。公子光說：“假若以兄弟為次，則秦子當立為王；若以兒子為序，則我光當是繼承人，當立為王。”所以便偷偷的養謀臣勇士以伺機奪王位。
公子光自得專諸之後，待若上賓，九年，楚國平王死。次年春，吳王僚欲趁楚王初喪之機，使其二個弟的公子蓋餘、屬庸帥兵圍楚國的三；又讓延陵的季子出使晉國，以觀諸侯的反應。楚國發兵斷了蓋餘、屬庸的退路，使吳兵無法回師。於是公子光對專諸說：“此時機不可失也，若不去怎能得到？且我光是王位的真正繼承人，本當掌國，季子雖回來，也不會廢掉我的。”專諸說：“王僚可殺。現如今他母老子弱，且兩弟帥兵伐楚，被楚斷了後路。當下吳國外被楚困，而內無棟樑之臣，他們又有奈我何。”公子光忙起身叩頭說：“光的身，就是您的身啊！”
四月丙子，光埋伏甲兵於室內，備酒宴請王僚，王僚命人從自家門至光家門沿途佈滿兵卒，門窗臺階左右皆是王僚的親戚。夾道而立的侍衛，皆手持長鈹。酒酣耳熱之時，公子光佯裝有足疾，退入內室，使專諸把匕首置在熟魚腹中進獻。在到王僚跟前的一霎那，專諸突然開魚腹，用匕首刺向王僚，王僚當場死去。左右侍衛也把專諸殺了，群龍無首，王僚所帶人自相擾亂，公子光命埋伏的甲士攻擊王僚的侍從，盡數殺滅，於是公子光便自立為王，這就是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為上卿。
要離偷刺慶忌
闔閭登王位後，得悉王僚的兒子慶忌逃往衛國。此人有萬夫莫當之勇，在吳國號稱第一勇士。現在衛國艾城招兵買馬，結連鄰邦，伺機報殺父之仇，便成為闔閭的心頭之患。
一日，闔閭與伍子胥計議，尋找勇土謀刺慶忌。子胥便推薦友人要離前往。傳說，要離家在今無錫鴻山之北，大河頭火叉浜口南岸，以打漁為業。生得身材瘦小，僅五尺餘，腰圍一束，形容醜陋，但智術非凡，有萬人之勇，是當地有名的擊劍能手。今鴻山十八景之一，東嶺山上的“磨劍石”，相傳就是當年要離磨劍的石塊。
要離盡忠義之心，獻用苦肉之計。據民間傳說，一日在朝與闔閭鬥劍，先用竹劍刺傷公子光的手腕，再取真劍斬斷自己的右臂，投奔衛國找慶忌去了。要離走後，闔閭還依計殺掉了他的妻子。慶忌探得事實，便對要離深信不疑，視為心腹，委他訓練士兵，修治舟艦，常在左右，同謀舉事。
三月之後，慶忌出征吳國，與要離同坐一條戰艦，順流而下，偶得勝利，便在太湖戰艦上慶功，要離乘慶忌坐在船頭上暢飲之機，便在月光下獨臂猛刺慶忌，透入心窩，穿出背外。慶忌則倒提要離，沉溺水中三次，然後將要離放在膝上，笑著說：“天下竟有如此勇士敢於刺我！”左右衛兵舉刀朝欲殺要離，慶忌搖著手說：“這是天下勇士，怎麼可以一日殺兩個天下勇士呢?”又說：“還是放他回國，成全他吧!”
要離回到吳國，闔閭金殿慶封要離，要離不願受，說：“我殺慶忌，不是為了做官，而是為了吳國的安寧，讓百姓能安居樂業。”說完便自刎於金殿。
吳王闔閭根據要離生前的遺願，便令伍子胥將要離葬在鴻山東嶺南麓楊梅塢專諸墓旁。但因年代久遠，兩墓已湮滅，無從辨識。
豫讓復仇
《史記》卷八十六《刺客列傳》第二十六記載著這一段故事:
豫讓是春秋晉國人，公元前453年，當時晉國有六大家族爭奪政權，豫讓曾經在範氏、中行氏手下工作，並沒有受到重視；後來投靠智伯，智伯非常看重他。趙襄子與智伯之間有極深的仇怨，趙襄子聯合韓、魏二家，消滅智伯，並將他的頭骨拿來當酒杯。豫讓認為，「一個有價值的人，應該為賞識自己的人，不惜犧牲性命，就好像一個女子，應該為喜歡她的人，做最美麗的裝扮」，下定決心為智伯復仇。
他先是改變姓名，冒充罪犯，混進宮廷，企圖藉整修廁所的方式，以匕首刺殺趙襄子。可是趙襄子在上廁所時，突然有所警覺，命令手下將豫讓搜捕出來。趙襄子的左右隨從原想殺他，趙襄子卻認為豫讓肯為故主報仇，是個有義之人，便將他釋放。
豫讓仍不死心，為了改變相貌、聲音，不惜在全身塗抹上油漆、口裡吞下煤炭，喬裝成乞丐，找機會報仇。他的朋友勸他：「以你的才能，假如肯假裝投靠趙襄子，趙襄子一定會重用、親近你，那你豈不就有機會報仇了嗎？何必要這樣虐待自己呢？」豫讓卻說：「如果我向趙襄子投誠，我就應該對他忠誠，絕不能夠虛情假意，用這種卑鄙的手段。」豫讓還是要依照自己的方式完成復仇的使命。
有一次，機會來了，豫讓事先埋伏在一座橋下，準備在趙襄子過橋的時候刺殺他。趙襄子的馬卻突然驚跳起來，使得豫讓的計劃又再次失敗。捉了豫讓後，趙襄子責備他說：「你以前曾經在範氏和中行氏手下工作，智伯消滅了他們，你不但不為他們報仇，反而投靠了智伯；那麼，現在你也可以投靠我呀，為什麼一定要為智伯報仇呢？」豫讓說：「我在範氏、中行氏手下的時候，他們根本都不重視我，把我當成一般人；而智伯卻非常看重我，把我當成最優秀的人才，是我的知己，我非替他報仇不可！」
趙襄子聽了非常感慨，便說：「你對智伯，也算是仁至義盡了；而我，也放過你好幾次。這次，我不能再釋放你了，你好自為之吧！」
豫讓知道這一次是非死不可，於是就懇求趙襄子：「希望你能完成我最後一個心願，將你的衣服脫下來，讓我刺穿；這樣，我即使是死了，也不會有遺憾。」
趙襄子答應這樣的要求，豫讓拔劍，連刺了衣服三次，然後就自殺了。 豫讓身死的那一天，整個趙國的俠士，都為他痛哭流涕。
中國刺客第一人：聶政
嚴仲子本是韓國的大臣，和韓相國俠累有矛盾。俠累想殺了他，嚴仲子就逃亡了。當然這個仇是要報的。於是到處找殺手。 聶政是殺人避仇的，在齊國當屠夫。嚴仲子聽說聶政厲害就去拜訪，又送黃金，又拜老母。聶政就問他什麼事。嚴仲子說要殺個人。聶政拒絕了。因為他想奉養老母，不想替人辦事。嚴仲子不能說服他，不過還是很客氣的留下禮物走了。 後來聶政的老母去世了。於是聶政找到嚴仲子說：“我以前不肯答應，就因為母親還在。但你的心意我領了。現在老母去世了。我可以為你效力了。”嚴仲子說：“我要殺的是韓相俠累，他是韓王的叔叔。勢力龐大，衛士很多。我有錢，可以替你多僱一些殺手同去。”聶政說“殺的是這樣的人，人就不能多。人多容易洩密。如果被人知道，韓舉國和你為仇，你就危險了。” 於是聶政提了一把劍直接去了韓國。俠累正在府邸裡坐著，身邊衛士環繞。聶政直接衝進去，衝上臺階把俠累給殺了。衛士大亂，聶政大呼而鬥，擊殺數十人。看看無法脫身。於是自己劈面決眼，剖腹自殺了。
俠累被刺，韓國人居然不知道是誰幹的（聶政已經自己毀容了）。氣急敗壞，於是把聶政暴屍街頭，懸賞千金問有否人認識刺客。有一段時間也沒人知道。後來聶政的姐姐聶榮聽說了這事，覺得這個人應該是她弟弟（是啊，還有幾個人有那麼高的武功？）於是就到韓國，看衣服形貌果然是她弟弟。說“這是我弟弟，軹深井裡人聶政”。伏屍而哭。韓人奇怪，說“這人刺殺我們相國，現在懸賞千金查問他是誰。你居然敢哭他。”聶榮說“士為知己者死，聶政一直等到我出嫁了，母親去世了才來刺殺俠累。他自己毀容就是不願意牽連到我。我怎麼能怕死而讓弟弟的名字被埋沒呢。”聶榮終因悲傷過度，也死在聶政身邊。
聶政是刺客第一人，武功，膽識，心計均非他人能望其項背。尤其是武功，從衛士群中昂然直入，刺殺目標。然後連砍幾十人。最後還能從容自殺。
中國古代士風與名節
“士風”最初只是一個褒義詞，如《晉書》卷七十一《熊遠傳》：“祖翹，嘗為石崇蒼頭，而性廉直，有士風。”《舊五代史》卷五十八《趙光胤傳》說李琪“雖文學高，傾險無士風”。卷九十六《鄭受益傳》：“家襲清儉，深有士風。”大致到了宋代，“士風”就轉變為一箇中性名詞。宋仁宗初，晏殊認為，“舉人作訟，以覬覆考，頗虧士風”。《朱子語類》卷六十二：“今H士風如此，何時是太平？”宋理宗寶祐時，監察御史陳大方言：“士風日薄，文場多弊”。
中國古代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很強調名節、氣節之類。“名節”一詞見於《漢書·龔勝、龔實傳》：“二人相友，並著名節。”《三國志·陳琳傳》載魏文帝書：“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徐斡）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唐代，張九齡說：“時議無高無下，惟論得與不得，自然清議不立，名節不修。”李德裕說：“士之有志氣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志氣而輕爵祿者，必能立名節。”
關於氣節，亦有很多記述。如《史記·汲黯列傳》載，汲黯“好學，遊俠，任氣節，內行惰絮，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後漢書·馬援傳》載，王磐“擁富貲，居故國，為人尚氣節，而愛士好施，有名江、淮間”。《北齊書·万俟洛傳》載，万俟洛“慷慨有氣節，勇銳冠時”，等等。
歷朝中最強調名節或氣節者是東漢和宋。東漢士人強調“以天下風教是非為己任”。儘管東漢士人崇尚名節，卻絕非鐵板一塊。漢靈帝時，宦官“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晉人傅玄評論說：“靈帝時榜門賣官，於是太尉段潁、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空張溫之徒，皆人錢上千萬，下五百萬，以買三公。熲數征伐有大功，烈有Jl；'N重名，溫有傑才，陵能偶時，皆一時顯士，猶以貨取位，而況於劉囂、唐珍、張顥之黨乎!”崔烈問兒子崔鈞：“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崔鈞說：“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崔烈又問：“何為然也？”崔鈞說：“論者嫌其銅臭。”崔烈“怒，舉杖擊之”。此事還是反映了清議的影響，但清議到頭來敵不過銅臭，故不能將東漢的士風估計過高。
東漢的好士風不僅對當時，即使對後世也產生了影響。唐代，柳冕說：“後漢尚章句，師其傳習，故其人守名節。”李絳說：“後漢末，名節骨鯁忠正儒雅之臣，盡心匡國，盡節憂時，而宦割、人，憎嫉正道，同為構陷，目為黨人，遂起黨錮之獄，以成亡國之禍。”《四朝聞見錄》乙集《王竹西駁論黃潛善汪伯彥》評論被宋高宗殺害的太學生陳東說：“自知頃即受戮，略無慘慼戰慄之意，蓋東漢人物也。”強調他是“東漢人物”。
關於宋朝的士風和大多數士大夫的表現，前述筆者已發表的文章，特別對南宋前期成千上萬的士人在宋高宗和秦檜的威逼利誘下，程度不等地捲入附會紹興和議的情況，已作介紹。故南宋劉宰感慨於當時的士風與文風，評論說：文以氣為主。年來士大夫苟於榮進，冒乾貨賄，否則喔咿嚅唲，如事婦人，類皆奄奄無生氣。文亦隨之。 此處另可作一些補充說明。《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九說，“至範文正方厲廉恥，振作士氣”；“至範文正時便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范仲淹對天水一朝士大夫名節觀的發展和振作，產生了重大影響。他有兩句很有名的格言，一是人們熟知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二是“作官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政治上不怕受罪，而個人操守則務求清白。
另一個在倡導名節觀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的人是歐陽修，他在所著的《五代史記》卷三十二《死節傳》、卷三十三《死事傳》、卷三十四《一行傳》等中批判了五代時“以苟生不去為當然”，“縉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在卷五十四中，他又批判了馮道，“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為榮”，“事九君，未嘗諫諍”。將這個曾“取稱於世”的人置於在古代儒家節義觀的審判臺上，“長樂老”確是輸了理。此後，宋朝已無人再為“長樂老”公開辯護。但是，從史實出發，也不可能將宋朝的士風和名節、氣節觀估計太高。
“以儒立國”的宋朝當然與遼朝不同，然而據金人的評論：“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若水）—人。”看來遼亡之初，如要真修撰《忠義傳》，人數也不一定少於北宋，只是因史料殘缺，不可能有更多的記錄傳世，元人修《遼史》，已不可能另設《忠義傳》，如此而已。
眾所周知，北宋末，爆發了中國歷史上首次太學生的伏闕上書愛國群眾運動，陳東“率士數百，伏闕上書”，即有太學生數百生。此外，在開封城破之後，又有太學生楊誨、丁特起、徐揆、黃時偁、朱夢說等人都表現了愛國氣節。但另—方面的記載介紹，當時“金人索太學生博通經術者三十人’。“太學生皆求生附勢，投狀願歸金國者百餘人。元募八十人，而投狀者一百人，皆過元數。其鄉貫多系四川、兩浙、福建，今在京師者。比至軍前，金人脅而誘之曰：‘金國不要汝等作大義策論，各要汝等陳鄉土方略利害。’諸生有Jfl人、閩、浙人者，各爭持紙筆，陳山川險易，古今攻戰據取之由以獻。又妄指娼女為妻，要取詣軍前。後金人覺其無能苟賤，復退者六十餘人。”金人將他們“髡之”，待到金軍撤退，也有“至中路，裸體逃歸”者。簡直就成了-一幅百醜圖。在這百名太學生身上，又何曾見到歐陽修所倡導的名節觀的影蹤。據宋神宗元豐時規定，太學“通計二千四百人’。宋徽宗崇寧時規定，太學和辟雍“增生徒共三千八百人”。後廢辟雍，而“辟雍之士，太學無所容矣”，看來太學生應有所減少。由此可見，無論是參加伏闕上書者，或無恥降金者，都應占太學生中的小部分。但另一方面也說明太學生的多數因各種原因、情況或顧慮，在宋朝危難的關鍵時刻，不能像陳東等人那樣挺身而出。
再就南宋末的死難者作一統計。《宋史》卷四百一十八《文天祥傳》，卷四百四十九至四百五十二，卷四百五十四《忠義傳》、《昭忠錄》，以及《文山先生全集》卷十六《詩》、卷十九《文丞相督府忠義傳》等所記錄南宋末殉難人物頗多。今以襄樊之戰始，作如下統計。當時殉難的文臣計有文天祥、李庭芝等八十六人，殉難的武臣有江彥清、張順等四十二人，另有和尚莫謙之和道士徐道明。上引的統計當然也不見得完全，共計為一百三十人。
南宋的官員數，據宋理宗寶祐四年（1256年），監察御史朱熠說：“今Fl以百餘郡之事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估計二十年後宋朝亡國時的官員數也相差不多。可知即使以南宋末年而論，卿士大夫投降者仍佔絕大多數，只是史料上不詳細記錄而已，今留存有汪元量的一句詩：“滿朝朱紫盡降臣。”在南宋亡國時，真正像文天祥、陸秀夫那樣的死節之士，無疑只是鳳毛麟角。連與文天祥一起登第的弟弟文璧，不是也“將惠州城子歸附”元朝，故元世祖說：“是孝順我底。”故文天祥後來寫詩說：“弟兄一囚一乘馬，同父同母不同天。”
史實證明，無論是北宋末、南宋初，還是南宋末，大多數士大夫並沒有響應范仲淹和歐陽修的號召，做守節者或死節者。這就足以證明，儘管在一個強調名節的時代，儒家節義觀的教育對宋儒所起的作用也不宜高估。
明朝的專制淫威大大勝於宋朝的優禮士大夫，皇帝對臣僚卻異常苛酷，很多諍臣都死於廷杖。儘管如此，但一批又一批的諍臣，還是前仆後繼，一不怕罰，二不怕死，而彪炳於史冊，這反映明朝的士風確有值得稱道的方面。但另一方面，明朝士風之糟，也同樣令讀史者觸目驚心。《明史》評論說：“明代閹宦之禍酷矣，然非諸黨人附麗之，羽翼之，張其勢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中葉以前，士大夫知重名節，雖以王振、汪直之橫，黨與未盛。至劉瑾竊權，焦芳以閣臣首與之比，於是列卿爭先獻媚，而司禮之權居內閣上。迨神宗末年，訛言朋興，群相敵仇，門戶之爭固結而不可解。凶豎乘其沸潰，盜弄太阿，黠桀渠儉，竄身婦寺。淫刑痛毒，快其惡正醜直之私。衣冠填於狴犴，善類殞於刀鋸。迄乎惡貫滿盈，亟伸憲典，刑書所麗，跡穢簡編，而遺孽餘燼，終以覆國。莊烈帝之定逆案也，以其事付大學士韓爌等，因慨然太息曰：‘忠賢不過一入耳，外廷諸臣附之，遂至於此，其罪何可勝誅!”’特別是天啟時，宦官魏忠賢得勢，大批經無恥士人爭相趨附，“內外大權一歸忠賢。內豎自王體乾等外，又有李朝欽、王朝輔、孫進、王國泰、樑棟等三十餘人，為左右擁護。外廷文臣則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夔龍、倪文煥主謀議，號‘五虎’。武臣則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主殺僇，號‘五彪’。又吏部尚書周應秋、太僕少卿曹欽程等，號‘十狗’。又有‘十孩兒’、‘四十孫’之號。而為呈秀輩門下者，又不可數計。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遍置死黨”。這正是明代士風的真實寫照。
梁庚堯依據南宋的豐富史料撰寫了《豪橫與長者：南宋官戶與士人居鄉的兩種形象》。但他沒有說明豪橫是主流，還是長者是主流。何以在今存史料中，似乎精英們的比例較大呢？我想至少應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史料上的有善方錄；二是史料上的隱惡揚善。
傳世的士大夫輩手筆，出於表彰鄉賢，宣傳儒道等各種原因，記錄了一些士大夫的善舉。至於更多平常的、普通的事，則往往認為沒有記錄的必要。其實，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是需要重視更多的帶有普遍性的事物。今以《朱文公文集》卷十六、十七及《朱文公別集》卷九、十所載，宋孝宗淳熙時，朱熹在南康軍和浙東施行的荒政為例加以說明。朱熹在南康軍城郭與星子等三縣共“勸諭到上戶”二。六戶“共認賑糶米”，其中有“進士（舉人）張邦獻賑濟過米五千石，合補（文官從九品）迪功郎，待補太學生黃澄賑濟過米五千石，合補迪功郎”。但“其間有上戶卻將溼惡粗糙米赴場出糶，有誤民間食用”。他又“切慮各縣逐場監糶濟官，容縱合乾等人，減克升斗，及容上戶將砂土、碎截、溼惡、空殼米穀赴場中糶濟，及巡察官不即前去”。浙東荒政，反映的弊端就更多，如“紹興府都監賈祜之不抄札饑民”，“紹興府指使密克勤偷盜官米”，這是與吏胥合夥犯罪為惡。“衢州守臣李嶧不留意荒政”，官員張大聲和孫孜“檢放旱傷不實”，“衢州官吏擅支常平義倉米”，“上戶朱熙績不伏賑糶”等，朱熹奏明推賞者則有四人：“婺州金華縣進士（舉人）陳夔獻米二千五百石”，“婺州浦江縣進士鄭良裔獻米二千石”，“婺州東陽縣進士賈大圭獻米二千石”，“處州縉霎縣進士詹玢獻米二千五百石”，分別授官迪功郎和上州文學。以上記載多少反映了在荒政中之舉，決不是鄉士大夫輩人人樂意捐助。
南宋晚期，黃震在撫州（治今江西臨川西）舉辦荒政，也發生類似的情況。
其實，在階級社會中，剝削和統治階級的多數是為富不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如若僅僅摘取為富者仁、樂善好施的記錄，則不能不以偏概全。論析豪橫是主流，還是長者是主流，其實根本離不開馬克思主義階級論的指導，唯以馬克思主義階級論為指導，方能有科學的論析。今之視昔，猶後之視今。例如，在目前的媒體報道中，孔繁森、任長霞等的先進事蹟固然層出不窮，令人感動，但他們到底在為“官”（應是公僕）者中佔了多少比例，社會主人們一般是胸中有數的。如若後人依據目前的媒體報道，認為現在的為“官”者，多數就是孔繁森、任長霞之列，或者同時有公僕和貪官兩種形象，不分什麼主次，今人又當以為如何？
很多歷史人物可說是亦好亦壞，但若依據片面的、隱惡揚善的文字，就有可能作出至少是不全面的評價。例如，《宋史》中將趙鼎稱為“中興賢相”，並將他與峭直孤忠、鞠躬盡瘁的宗澤並列。然而依據今存史料，特別是朱熹的評論，趙鼎並非沒有做過好事，但最終卻淪為主和派。“趙丞相亦自主和議，但爭河北數州，及不肯屈膝數項禮數爾。至秦丞相，便都不與爭。”“趙元鎮亦只欲和，但秦檜既擔當了，元鎮卻落得美名。”南宋初年，將行在設於建康府（治今南京）還是臨安府（治今杭州）事實上體現了戰與和的政策分歧。李綱上奏，並專門修書給趙鼎，強調“建康有長江天塹之險”，“車駕不宜輕動”。時任宰相趙鼎卻力主並主持遷至臨安。《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七、卷一百三十一說，“其（按：指趙鼎）行事亦有不強人意處。如自平江再都建康，張德遠（張浚）極費調護，已自定疊了。只因酈瓊叛去，德遠罷相，趙公再入，憂虞過計，遂決還都臨安之策。一夜起發，自是不復都金陵矣。”“為大臣謀國一至於此”，“為大可恨”!陸游詩也批判說：“廟謀尚出王導下，顧用金陵為北門。”東晉以建康為國都，建康亦名金陵，而趙鼎力主將“行在”從建康後撤臨安，其實就是無復北顧中原的象徵。
宋孝宗的老師史浩頗有聰明才智，表現在極善圓滿地排解專制政體和官場的各種糾紛，也作了若干好事，但處置軍國大事，卻又是十足的庸劣。《宋史·史浩傳》無疑是承襲宋代史官的曲筆，特別是隻字不提史浩出餿主意，招致了德順之戰的最終大敗，川陝宋軍的主力被殲。宋孝宗最終才明白：“此史浩誤朕!”史浩對金朝早就提出“欲以弟侄之禮事之”，無非仍是稍稍爭取點體面，而忍辱苟安。他“既參知政事，（張）浚所規畫，浩必阻撓，如不賞海州之功，沮死驍將張子蓋，散遣東海舟師，皆浩之為也”。這當然也是誤國失策的行為。如果不是參對其他史料，也難以較為全面而公正地評價史浩。
胡舜陟與前兩人相比，當然不算重要歷史人物。但胡舜陟文武兼資，也有政績。綜觀史料所載，也不無汙點。據《朱文公文集·乞褒錄高登狀》和《宋史·高登傳》載，時任廣西經略安撫使的“胡舜陟謂登曰：‘古縣，秦太師父舊治，實生太師於此，盍祠祀之。’登曰：‘檜為相亡狀，祠不可立。’舜陟大怒，摭秦琥事，移荔浦丞康寧以代登，登以母病去。舜陟遂創檜祠，而自為記，且誣以專殺之罪，詔送靜江府獄。”這兩份記載又使我們見到了胡舜陟的另一種形象。他企圖以“創檜祠，而自為記”來討好秦檜。當然不承認如趙鼎、史浩、胡舜陟等人算得上精英，這與某些學者所稱精英的範圍，是大不相同的。
陸游無疑是南宋頭號大詩人，以其愛國詩而在中國古文學史上享有應得的盛譽。他的詩中有“君不見昔時開封宗大尹，義感百萬虎與狼。疾危尚念起擊賊，大呼過河身已僵”；“劇盜曾從宗父命，遺民猶望岳家軍”；“堂堂韓嶽兩驍將，駕馭可使復中原”；“西酹吳玢墓，南招宗澤魂”等句。熱烈歌頌了宗澤、岳飛、吳玠、韓世忠等抗金名臣和名將，卻從未歌頌過庸將兼大貪官也是殺害岳飛兇手之一的張俊。然而因與張俊曾孫張鎡的過從甚密，陸游卻在《渭南文集》中對張俊大加頌揚：“建炎以來，功臣則有矣，至可名社稷臣者，非公而誰？故國家所以褒表崇異，常出等夷之上，非私恩也。”平心而論，此文只能反映陸游的缺點，若以此作為肯定張俊的依據，豈非完全失實。
葉逋是宋代有名的思想家，人們一般都予以正面評價。但其卻為秦檜獨相期間的兩個短命執政，其實是為虎作倀的狗腿子楊願和汪勃權碑立傳。如果僅據這兩個墓誌銘，人們也會對楊願和汪勃產生誤解。
根據多年來的經驗，我以為評判任何歷史人物，一條重要的原則是須經受反面事實的揭發。自古迄今，虛美的記錄不可勝數。然雖為虛美，但若是外行，或是不知情，就完全難以辨別。因此，這就需要我們格外警醒。
古代士人的意義
中國古代的士已經是一種文化符號，代表著一種精神的標杆，具有純正且純粹的理想主義性質。“士”的精神，其核心是一種操守。不管社會如何變化，我都有自己的一定之規，毫不妥協，堅守自己的理念與立場，堅持用自己的眼光和趣味來衡量一切。而這種“理念、立場、眼光、趣味”在“士”這個群體裡，幾乎是一致的。
以天下為己任，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是“士”的人格在政治上的體現，即“士”的政治人格。他們對自己的這種政治人格感到驕傲甚至自負，對應這種政治人格的政治行為，就是“諫”。“諫”是具有“士”的特徵的古代官員基本的也是最高的政治追求，生命可以置之度外。對於這種政治追求，帝王君侯也會肅然起敬。帝王可能會一時興起，把他們貶掉，甚至殺掉，但從宏觀整體來看，則是禮遇有加、褒獎鼓勵的。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這種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是“士”的政治情懷。不為良相則為良醫，不能治理國家，則退而醫治人們的心靈。在經歷仕途的無奈之後，他們往往退而結廬，充當教師或者著述者，從靈魂上塑造社會。
魯迅、胡適及他們的學生和受其影響的一代已成為“士”的絕唱。梁漱溟、胡風已逝，張志新、遇羅克則被殺，每當想到這些，不由得喟然長嘆：廣陵散於今絕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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