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這是一箇中國學者和他的朋友談話之後所說的話。這確是一句讚譽。“一席話”現已成為流行的詞語，表示一個人曾經和朋友的一次愉快談話。這種和朋友夜談的無上快樂自然是很難得的，因為李笠曾說過，智者多數拙於言談，善談者多數不是智者。因此，在高山的寺廟中忽然發現了一位深解人生的高士，同時又是善談的人，則其愉快不亞於天文學家發現一顆新星，或植物學家發現一種新植物了。
談天這樁事只在一群富有閒適精神的人當中，寫意、心平氣和、幽默自然的時候方能得到。因為“說話”和“談話”之間顯然有分別。在談話的時候所說的話，天南地北，較為瑣碎，態度較為閒適，而沒有辦公事時那種煞有介事。商務信和交友之間的通信也有著相類的區別。我們可以和任何人都說話或談公事，但不是和任何人都可以做一夕之談的。
所以我們如若得到一個能真正談天的朋友，則其愉快實不下於讀一本名著，更不用說親耳聽見他的語音，親眼看見他的動作的樂趣。這種快樂的談天，我們有時得之於老友的重逢或回溯當年的談話中，有時則在夜晚間火車的吸菸室中，或旅行時的旅社中。所談的話，狐鬼、神怪、獨裁、賣國，言談微中，料及未來，也是常事。這種談天，過後可以長在心頭，一世不忘。
談話當然以夜間為最好，因為白天的談話總好似缺乏夜間的那種魔力。至於談天的地點我覺得毫無關係。在十八世紀式的“沙龍”中，可以談關於文學或是哲學的閒天，但在農家木桶的旁邊也未嘗不可以談。或在風雨之夕的航船中，對河船上的燈光微映水波，而臥聽船伕閒談當地的一個女子怎樣被選去做皇后娘娘的故事。這類談天之所以悅人者，實在是所得的樂趣因地點時間和談者而各不相同。如若在室內，讀者或是兩三人或是六七人，老陳微醉，老秦有些傷風鼻塞，都可以使這夕的談天增添趣味。人生是限制於月不常圓，花不常好，良朋不能常聚之中的，所以我們做這類簡單的樂趣，我想不至於為造物主所嫉吧？
依常例而言，好的談天等於一篇好的通俗文章。兩者之間的體裁和資料都相仿，如狐精、蒼蠅、英人古怪的脾氣、東西文化之不同、塞因河畔的書攤、風流的小裁縫、我們的統治者的適當題目。談話和小品文最雷同之點是在其格調之閒適。無論題目是多麼嚴重，多麼重要，牽涉到祖國的慘變和動亂，或文明在瘋狂政治思想的洪流中的毀滅，使人類失掉了自由，尊嚴，和甚至於幸福的目標，或甚至於牽涉到真理和正義的重要問題，均無不可。不過意見的發表總是出之以一種偶然的、閒適的和親切的態度。
因為在文明當中，不論我們對強奪我們的自由怎樣懊惱，我們至多隻許用我們的舌頭和筆尖，以輕描淡寫的字句來表示感想。至於充分發揮真情感的激烈言論，只可以在少數幾個知己朋友之間，私下發洩一下子。要做一次真正的談天，必要條件是一間關上門的屋子，幾個知己的朋友，旁邊沒有我們所不願意看見的人，那時，方能悠閒地發表我們的意見。
這種真正的談天有異於政治上的交換意見，正如一篇優美通俗的文章之有異於政治家的宣言。這類政治家的宣言雖表現著較為高尚的情感，例如：對於民主制度的意見，服務的願望，窮人的福利問題，精忠報國，崇高的理想主義，酷愛和平，保證維持國交，絕不貪圖權位金錢或名譽等動人聽聞的說話，但其中終免不了帶著些令人遠而避之的氣息，正如我們畏避一個打扮過分、胭脂水粉搽得太濃的妖嬈女人一般。
反之，我們在聽到一次真正有趣的談天，或讀到一篇優美的通俗文章時，便如面對著一個在河邊洗衣的鄉村少女，穿著極淡雅的布衣服，頭髮或者有一綹拖在前面，身上的紐扣有一粒未曾扣上，其天真爛漫的姿態自然令人見而生愛，這是就是西方女人特意穿著便服所想要模仿的動人姿態。凡是有趣談天和優美的文章，都必然具有這種天然的動人之處。
所以，談話的適當方式應是親密的，毫無顧忌的。在座的人談到出神時，都已忘記身處何地，忘掉他們穿什麼衣服，怎樣說話，一舉一動都是任性為主。而所談的，也是忽而東忽而西，想著便談，並無一定限制。我們只有在知己相遇、願意互相傾吐肺腑時，方能真正地談天，而談時人們也是隨意坐臥，毫無拘束，有一人兩腳高置桌上，一人坐在窗檻上，又一人則坐在地板上，由沙發上拿去一個墊子做坐墊，使三分之一的沙發空著。因為只有當你的手足都安放在極舒服的位置，全部身體感受到舒適時，我們的心方能安閒舒適，此即前人所謂：
眼前一笑皆知己，
舉座全無礙目人。
這些都是真正談天的必要條件，談時不擇題目，想到便談，天南地北，越去越遠，既無秩序，也無法定，隨意所之，所以談到興盡之時，也就歡然而散。
只有在有閒的社會，才會產生談話的藝術。這是很顯明的；只有從談話藝術中，優美通俗的文章方能產生，這是同樣顯明的。一般說起來，談話藝術和優美通俗文章的藝術在人類文明進步史中產生的時間比較遲。因為人類的心靈必須先經過一種敏銳微妙技巧的發展，方能達此地步。而要發展這些，則又非生活有閒不可。文化本身的進步，實是有賴於空閒的合理利用，而談話不過是其中的方式之一罷了。
閱讀更多 哲學教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