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18年7月，著名智庫蘭德公司出臺了這份題為《美國的政治戰》的報告，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美國需要改變過於依賴“軍事戰爭”的傳統做法，因為這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連續遭到失敗，而應該積極構建“政治戰爭能力”。報告還專門提到中俄兩國在“政治戰爭”上的兩大傑出能力。
報告全文約近6000字，將分上下兩個部分陸續發佈，今天先發布“上”。
蘭德公司報告封面
自2001年以來，美國在歷次戰事中顯示出驚人的戰鬥力，戰術運用也很棒。然而，美國在政治上並不成功，尤其是未能塑造持久和有利的政治格局，以服務和保護美國的利益。
這說明啥？
美國在現代戰爭方面存在根本性缺陷。
美國強調現成的、傳統的模型與工具，難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對手，不利於向非常規手段發展。結果，美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以及打擊伊斯蘭國、對抗索馬里、也門、利比亞和其他地區的非常規力量時，總是陷入困境。
如何對付那些修正主義者、造反派和流氓國家？只有常規手段是不行的，而美國沒有做好準備，缺的恰恰是“非常規”手段。《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指出，這些國家採用政治、經濟、網絡和軍事等混合手段，參與了“根本上的政治競賽”。
現在，美國是時候該認真考慮下面這件事了——應對這些非傳統威脅時，能夠有效調動國家力量中的所有相關要素。政府各部門（全政府）應形成合力，而不是各自為戰，這樣才能擴大美國國防部的非常規戰爭能力。其中，中央情報局（CIA）、國務院（DoS）、國際開發署（USAID）以及其他跨部門，在這個“團隊”中將扮演重要角色。這種“組合拳”既要能適用於戰爭，也要能適用於和平時期。至於誰在這個團隊中當頭兒，根據具體情況決定。
我們建議美國培養“政治作戰能力”，不管有沒有武裝衝突，都能夠“通過權威和謀略”，將國家權力的所有要素整合起來。“政治戰爭”這個詞也許並不準確，但沒有一個更好的、簡單的術語來描述美國所需要的這種能力。
你可知道這幾棟大樓是哪個牛逼單位的地盤？
這種“美國的政治戰爭方式”究竟怎麼打呢？
一是冷戰式的政治戰爭，二是沒有戰爭的情況下，動員國家權力的所有元素，以及克勞塞維茨的版本——即所有的軍事戰爭實際上都是政治戰爭。不過，政治戰爭必須超越這些概念，因為它必須包括對快速技術邏輯發展的反應能力，這些發展導致了網絡戰爭。
考慮到政治戰爭的“整體政府（全政府）”特性，構建這種能力需要得到總統和國會的支持，可能包括類似建立國家反恐中心（NCTC）的立法過程。我們認為，這一能力必須由國防部和國務院共同資助和支持，因為不管有沒有武裝衝突，都可能有必要採取行動。再強調一下，情報界和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的支持和參與，對該能力取得成功至關重要。
除了提升政治戰爭能力本身，還有件事非常重要和必要——建立國家政治戰爭中心（NPWC）。該機構專門研究、理解和發展整體政府（全政府）的行動概念（政策、戰略和戰役行動），以應對非傳統威脅。目前，還沒有美國政府機構、非政府組織或學術機構，就敵對勢力採取的非傳統、非常規，政治、信息、外交和經濟等全維度的威脅或行動進行聚焦和研究。
該中心的建立，將填補這一空白，通過發展必要的概念，有效應對這些威脅，並提供分析、指導和專業知識，以支持美國的政治戰爭。國防部和國務院將對該中心負責（鑑於該中心授權支持武裝衝突的對抗），這兩個機構都在其中擔任永久的領導職務。
對美國政治作戰能力的要求
事實證明，美國應對修正主義、革命和流氓國家時，使用“非常規”手段的準備不足。還有敵人為破壞美國穩定對美國政府機構發動網絡攻擊，俄羅斯也對美國電網進行滲透，還有朝鮮核問題，應對這些情況，美國似乎也無能為力。
阿富汗、伊拉克和敘利亞的戰爭，已經造成數千美國人死傷，消耗了價值數萬億美元的資源，並進一步增加了已經迅速增長的美國國債，擾亂了美國國內的生活方式，迫使美國政府以安全的名義限制公民自由。
一個美國士兵舉起M249衝鋒槍同要求得到人道主義援助的伊拉克難民對峙
美國阻止了另一場針對美國本土的大規模襲擊，但未能擊敗基地組織，阻止其它組織（如伊斯蘭國）的出現，這使美國及其盟友受到威脅。
美國應該發展21世紀的政治戰爭能力，中心任務是在當前國家所面臨的廣泛競爭中，繼續保持攻勢。發展這種政治作戰能力的需求是迫切的，因為美國的對手已經開始進攻了。
美國的對手已經發展出在這一領域開展行動的專門能力，美國卻不能及時反應和有效反制，結果經常顯得措手不及。美國還是像過去那樣，在對抗中嚴重依賴常規軍事能力（摧毀敵人和地域佔領），而對手則在民眾中爭奪影響力和合法性。
即便美國有能力在全球範圍內抓獲或擊斃恐怖分子，並且在常規戰爭中佔據主導地位，但政治戰爭能力不行，所以效果也不行。因此，美國的成功往往是暫時的短期的，而且僅限於與對手進行傳統戰爭的案例。例如，美國把“領土控制”定義為成功的核心原則之後，就預言伊斯蘭國在敘利亞崩潰（其實言之過早）。
美國的計劃付諸實施後，往往不能在行動地區達成政治意願，因為其概念和工具不適合實現這一目標。政策和戰略層面的決策很關鍵，卻常常在未能充分理解潛在而有害的長期影響的情況下做出決定。例如，解散伊拉克軍隊和復興社會黨，很可能是戰略失誤，阿富汗戰爭的常規化也許是未能成功阻止塔利班重新崛起的主要原因。美國的行動方案經常嚴重依賴常規軍事力量，與美國的開發和外交專業人員協調不夠。
頻繁依賴傳統優勢來應對新的威脅，除了效率低下，還對美國軍事力量的準備造成了負面影響。結果，美國可能無力應對真正的常規威脅，並導致其常規優勢喪失，包括應對未來可能存在的威脅。美國的對手承認，美國在傳統戰爭中具有主導地位並可以取得重大勝利，然後這些對手至少花了10年時間來調整其能力，通過“非常規”手段減損美國的影響力和利益。事實證明，美國的敵人正在得逞。
重要的是，美國也並不總是錯誤理解戰爭的政治層面。例如，美國在波斯尼亞、哥倫比亞、薩爾瓦多、科索沃和菲律賓，以及在與烏干達及其鄰國的聖靈抵抗軍的鬥爭或對抗中，就取得了成功。儘管每個案例及其背景有所不同，但都有幾個核心的相似之處：
採用了非傳統非常規的軍事手段；
國家權力的不同元素之間建立了聯繫並且發揮了合力；
制定了反映環境複雜性的戰略和目標。
至關重要的是，應該對這些案例加以研究，以懂得美國是如何以及為什麼取得成功——在其他地方卻不那麼成功。
這些成功和失敗表明，美國應該發展21世紀的政治戰爭能力。中心的任務，是在當前國家所面臨的廣泛競爭中保持攻勢，通過研究這些鬥爭（過去和現在），然後協調所有國家力量的相關要素（軍事力量、秘密行動、網絡、外交和經濟工具）。
發展這種政治作戰能力相當迫切和必要，因為美國的對手已經開始進攻了。
中國通過“三戰”——心理戰、輿論戰和法律戰來協調國家權力和展示國家意志，在控制輿論和對抗宣傳方面已經十分熟練，並且在利用國際法支持國家安全目標方面可能已經超過美國。
俄羅斯在國內事務方面也有豐富的公眾輿論和宣傳經驗，其接管克里米亞的行動被稱為“新一代戰爭”的典範，利用未被承認的軍事單位（社會俱樂部和犯罪組織）與俄羅斯常規軍事力量同步行動。
美國也從自己的失敗中吸取了教訓，認識到自己沒有一個有效的“劇本”，用以反擊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伊朗行動網絡，以及朝鮮混合運用非常規和政治戰爭的手段。美國的政治戰爭方式不應該、也不能夠模仿這些做法（對手的方法通常與美國的民主不符），但還得與其競爭。
2018年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清楚地表明，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的非常規手段（包括經濟與信息工具，秘密軍事行動），是美國面臨的主要安全威脅之一。早在2016年，國會就承認了這一點，並要求國防部長制定一項戰略，以對抗對手的非常規戰爭能力。
然而，到了2018年春季，國會的要求仍然沒有得到回應。
未完待續。
閱讀更多 這才是美軍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