肚痛帖 唐 張旭
張旭（約675—759），字伯高，在“書法和詩歌達到無法再現的高峰”（李澤厚語）的唐代，他散發著墨香和酒香的生命，已化為後世攀登的風景。
草書裡的藝術通感
張旭被冠以“草聖”的徽號，他那“黃河之水天上來”的草書絕品，是如何修成正果的呢？張旭自曝是見擔夫爭道，而知筆意；又觀公孫大娘舞劍，而得其神。這裡，除了池水盡黑、退筆成冢的苦練之外，對書法，張旭說出了一個參悟的問題。
公孫大娘的劍器舞，今已墜為絕響。好在大詩聖杜甫曾親睹過，他用詩再現了這雄妙而又神奇的劍舞：
霍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群帝驂龍翔。
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
詩中，用“雷霆”般的“來”到“震怒”般的“收”……這一系列動作，不就是用劍在舞中國書法嗎？雖然它們工具有異但道理則一。所以，反過來借用杜甫形容劍舞的詩句，來形容張旭的草書絕品，也未嘗不可。
當然，書法之悟是一種高層面的思維活動，主旨是“提意取神”（金開誠語），而遠非死板的描摹、克隆、盜版。蘇東坡就曾以張旭為例，批評道：“學長史（張旭）書，日就擔夫求之，豈可得哉？”意思是說：學書法之人因張旭觀擔夫爭道而悟筆意，就竟向擔夫“取”草書之“經”，無異於緣木求魚般愚蠢——真若那樣，擔夫、公孫大娘豈不早成了“書聖”？但對一個有志的書家而言，怎樣才能更得要領地參悟書法之神，創造出自己的書法精品呢？對此，金開誠先生指出一則叫“藝術通感”的方法，他說：“優秀書法家的‘創造想象’，除了廣泛吸取各體、各派、各家書法的形象細節……還善於從書法以外的各種事物中吸取其因素，將其融入書法形象的創制……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藉助敏銳的‘藝術通感’，才能感悟其相通之處而作出有效的吸取與融化。”並以張旭為例：“張旭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而有悟於書法，必然要藉助於‘通感’。”
的確，一個優秀書家，他的心靈是開放的，並與大自然時刻互動、共振，能夠“藉助敏銳的‘藝術通感’”，從各種事物中“提意取神”，吸取有益的營養成分，並隨時有機地反哺，變成自己的筆底風光。具體到張旭而言，看到牽引爭道的擔夫和公孫氏的劍舞，一下打碎了以往內心淤積的慣性，激活出一種全新昂揚的韻律，通過爭道和舞劍似的筆墨形態，在紙上“迸發”出內心的情感，奔騰成一種全新的標本。對張旭這位以書法“終其身而名後世”的書家而言，生活的一切都是他書法的“催化劑”。唐代大文學家韓愈就直說其：喜怒窘窮，憂悲愉，怨恨恩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這裡，草書成了張旭點活內心的精靈。
酒後瘋癲書寫真性
張旭藝術最高的成就是書法，時人稱其為張癲。我認為，真正誘引他入“癲”狀的是酒。當然，張旭將酒與書法是融為一體的，不但像“醉能同其樂”的宋人歐陽修一樣，醒能著以文、醒能草書法，而且醉猶能草書法。其中，對張旭醉後揮筆的狀態，《杜臆》一書說得比較細緻：“張旭善草書，好酒。每醉後，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唐才子傳》也說：“張旭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儒墨而書。”
由此可見，只有醉後“呼叫狂走、索筆揮灑”，甚至“以頭儒墨”的張旭，才真正呈現“癲”狀。對他來說，“空腸得酒芒角出”，想的僅是一支筆，“如流星”般揮出“驚鬼神”的絕品。甚至有時到了筆不待墨的焦渴程度，急得他以頭髮為筆，蘸墨狂書。對此動作，時人謂之“癲”，今人看來，真可謂是“行為藝術”的先驅。李白曾在《江上吟》中自述道：“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州。”這何嘗不是張旭的酒酣創作圖。
和李白一樣，酒刺激了張旭的書法，當處於創作“洩洪”狀態的他們，處於“相逢無紙筆”的尷尬，恨不得將自己化作一支筆，飽蘸狂狷的墨水，在塵世的宣紙上，“揮筆如流星”般一氣呵成胸中的激情。從時機言，這才是創造的“癲瘋”——巔峰狀態。此狀態若失，創造的靈感和激情也就退潮了，“清景一失後難摹”，“醉來信手兩三行，醒後卻書書不得”。所以，酒醒的張旭復觀其“醉書”，“自以為神，不可復得”，也可見出酒中得來的神來妙筆，是匠人們終生也摹不出的。現代大畫家傅抱石先生有一“往往醉後”的書畫閒章，反映的也是對醉後作品的重視。可以說，酒神有時就是藝術之神，生生不息地為中國藝術造就血液。
清人劉熙載《藝慨》中說：“筆性墨性，皆以其人之情性為本。”一句話，“書法由來見性真”（陳獨秀詩句）也。所以，張旭“脫帽露頂王公前”的那種力透紙背的草書，加以縱橫的酒氣和復歸的本性，催發筆量的流動、恣肆、縈繞、牽引等；以大開大合、變化萬千的整體態勢，又加“疏能走馬、密不容針”的精心佈局，“意在筆先、筆在心後”的一氣呵成，正是其藝術生命的完美體現。
詩興人生 三才稱奇
張旭還是一位傑出的詩人，與賀知章、包融、張若虛齊名，並稱“吳中四士”。可惜他所留傳下來的詩作僅《山行留客》《桃花磯》《春草》《春遊值雨》《柳》《青溪泛舟》六首，但這些詩的質量之高，與其書法一樣名留後世。如：
山光物態弄春暉，莫為輕陰便擬歸。
縱使晴明無雨色，入雲深處亦沾衣。
——《山行留客》
隱隱飛橋隔野煙，石磯西畔問漁船。
桃花盡日隨流水，洞在清溪何處邊。
——《桃花磯》
春草青青萬里餘，邊城落日見離居。
情知海上三年別，不容雲間一紙書。
——《春草》
關於其詩，今人周嘯天在《唐絕句史·絕句詩壇點將錄》的著作中，按《水滸》中石碣天罡之數，將張旭喻為“天猛星霹靂火秦明”，並由衷讚譽張旭詩作“恬雅秀潤，亦可稱盛唐高手。”
金性堯先生更是特意將張旭的書法和其《山行留客》聯在一起分析道：“他從擔夫爭道，歌女舞劍中獲得書法的變化意蘊；又在‘縱使晴明無雨色，入雲深處亦沾衣’兩句詩中，揭開了自然界的秘密。”隨後由衷讚道：“他確實能把生活和藝術打成一片。”
但針對《山行留客》一詩，聞一多先生卻認為此詩甚偽。他從風格上考察：“《山行留客》一詩近巧，不像盛唐渾樸作風。”原因還是與書法有關：“可能是後人學張旭草書題他人句而誤編入張集的。”（《笳吹弦誦傳薪錄——聞一多、羅庸論中國古典文學》）這也從側面首肯了張旭的書法。
總之，張旭這種藉助於酒的發酵，而使詩書血脈賁張的如山成熟，已永成後世仰止並苦攀的高山。是啊，這麼“恬雅秀潤”的詩句，用“變化不可端倪”的草書寫之；反之，這麼好的草書，寫出這麼“恬雅秀潤”的詩句；詩書合璧、相映交輝。同出一筆，同出一手，這麼絕配的詩書酒三才奇人，古往今來能有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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