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读书之人大多知晓钱钟书，并被钱钟书之深厚学养折服，但却很少有人了解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而钱基博也是一代史学大师，在中国史学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父子二人学问没有高低之分，只是各有所长罢了，但为何钱钟书鼎鼎大名，而钱基博却湮没无闻呢？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和探究的问题。
钱基博与儿子钱钟书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已是古稀之年的钱基博，在身染胃癌的情况之下，抱病给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提了自己的一些意见和建议。
王任重收到钱基博的来信之后，批转省委各领导圈阅，湖北省委深感震惊，认为这是向党进攻的右派言论，当即将钱基博的这封“万言书”，批转给钱基博所在单位——华中师范学院党委，要求学校对钱基博组织批判。
钱基博不合时宜的“万言书”，终于为自己惹来了“麻烦”，原本就已经病入膏肓的钱基博，不堪政治上和精神上的重压，很快就于1957年11月30日病逝于武汉。
钱基博
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别号潜庐，江苏无锡人，1887年农历二月二出生，与其胞弟钱基厚是一对孪生兄弟，而长兄钱基成则年长他们14岁，因此这对孪生兄弟也都曾授业于长兄。
无锡钱氏家族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国王钱俶的后裔，钱基博祖父钱维桢、父亲钱福炯均是承袭家族文脉而走科举之路，而钱基博之母钱孙氏也是出身于无锡名门望族，因此钱基博自幼即接受家塾传统文化启蒙教育。
钱基博曾在自己所写《自传》中记述，儿童及少年时期，曾先后熟读《四书》、《五经》、《易经》、《尚书》、《礼记》、《史记》、《资治通鉴》及唐宋八大家文选等传统典籍，并由其伯父教授其诗词及策论的写作，由此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
父亲钱福炯为了开拓子女们的视野，还专门订阅了上海《申报》，以了解外部世界的发展和变化，钱基博尤其受严复所译《天演论》影响至深，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自学了《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几何备旨》等现代初等数学知识。
1903年，年仅16岁的钱基博在阅读了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一文之后，感觉不是很满意，于是撰写了4万言的《中国舆地大势论》一文，寄给了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梁启超阅后大加赞赏，刊载于半月刊《新民丛报》上。
《新民丛报》上所发表的重要文章，几乎都是出自梁启超之手，而钱基博的文章能够被梁启超青睐，足以说明钱基博文章的思想及文采均达到了一定的水准。
1905年，延续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取消之后，深受晚清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影响的钱基博开始迷恋西学，他与同乡吴锦如等80余人组织了“理科研究会”，延聘留日教师讲授物理、化学、博物、生理卫生和日语等现代课程，其后还曾独自办了一所理科学堂并自任教师。
1906年，在无锡已经小有名气的钱基博，被薛南溟聘为家庭教师，专为其两个儿子薛育津、薛江东教授算学，这是钱基博的第一份正式工作，薛家开出的薪金自然不菲，因为薛家是无锡近代四大家族之一，薛南溟是薛福成的长子，而薛福成则是清末著名的外交家，也是“洋务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
1909年，时任江西按察使陶大均在读了钱基博的文章之后，对其颇为赏识，遂以月薪100两白银聘请钱基博担任记室，共同参与司法改良，陶大均曾官费留学日本七年，是近代中国第一代日语翻译，李鸿章赴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时，陶大均就是李鸿章的随身日语翻译。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钱基博出任无锡军政分府秘书，并撰写了《无锡光复志》，不久又应苏浙联军总参谋顾忠琛之聘慷慨从戎，前往淮安出任援淮部队总司令部少校参谋。
《无锡光复志》
顾忠琛是无锡人，也是老同盟会员，他将颇有文采的钱基博招致麾下，顾忠琛出任江苏陆军第十六师师长之后，钱基博随其一同调任，并晋升中校军衔，后来由于无意军旅生涯，遂弃军从教，顾忠琛在抗战时期曾出任汪伪政权监察院院长，堕落为大汉奸。
1913年，钱基博回归故里，在无锡县立第一小学担任文史地教员，月薪只有20银元，只是其原来薪水的五、六分之一，校长顾祖瑛颇有歉意，但钱基博却并不在意薪水的多少，因为回归教育，乃是钱氏家族的传统。
1913年底，冯国璋被袁世凯任命为江苏都督，冯国璋在南京招募幕僚时，有人向其推荐了钱基博，冯国璋早年也是一介书生入行伍，于是招聘钱基博担任其秘书，却被钱基博婉拒，冯国璋后来曾短暂代理中华民国总统，有趣的是，这位冯大总统是相声演员冯巩的曾祖父，当时的直隶都督赵秉钧也曾欲聘用钱基博为秘书，可见钱基博当时之名气。
1918年6月，钱基博出任无锡县图书馆馆长，无锡县历史悠久，中华民国成立时，将原无锡县和金匮县合二为一，成立新的无锡县，而无锡市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建立的。
1920年底，钱基博被吴江人任传薪聘为“丽则女子中学”国文教员，这所学校位于吴江县同里镇，由年仅19岁的任传薪创办，并由其母亲协助管理校务，任传薪其人曾与柳亚子是同学。
2018年5月，我与妻子在苏州站乘地铁4号线前往古镇同里旅游时，曾参观了“丽则女中”遗址，但这里却没有游人进出，游客大都集中在“退思园”游玩，“退思园”是一座私家园林，由园主任兰生所建，其儿子任传薪是第二任园主，此园于2001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钱基博还曾执教于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校长顾倬是秀才出身，曾在东林书院和南菁书院求学，他执掌“无锡三师”达10年之久，聘用了许多名师，钱基博、钱穆就曾先后被聘为国文教员，钱基博还一度担任教务长。
钱基博与钱穆就是相识于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正是在钱基博的举荐之下，钱穆被顾倬聘为国文教员，钱穆比钱基博小8岁，他们是本家，而且都是通过自学而成为国学大家的。
1923年8月，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邀请孟宪承回母校出任教授兼国文部主任，孟宪承此前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孟宪承遂邀请钱基博一同前往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孟宪承与钱基博相识则是俞庆棠女士介绍的。
其时俞庆棠在无锡与唐文治长子唐庆诒喜结连理不久，而俞庆棠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曾与孟宪承合作翻译了杜威所著《思维与教学》和克伯屈所著《教育方法论》，并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5年5月30日，“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其影响很快就波及到全国，钱基博、孟宪承不顾个人声誉与前途，不但毅然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而且还想方设法保护学生的安全，孟宪承甚至不惜与赏识和重用自己的卜舫济校长发生冲突和决裂。
为了抗议校方对无辜学生的处理，钱基博、孟宪承等19名华籍教师与圣约翰大学572名师生宣布脱离圣约翰大学，史称“六.三事件”,致使圣约翰大学一度被迫停办，钱基博、孟宪承等人联合教育界人士发起成立了私立光华大学，脱离圣约翰大学的师生全部转到私立光华大学，钱基博出任国文系教授兼主任。
“六.三事件”时场景
1925年春，时任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组建大学部、国学研究院，急需延聘名师到清华学校执教，上海圣约翰大学出身的曹云祥邀请孟先承重回母校清华任教，在此背景之下，孟宪承又邀钱基博一起北上清华园。
私立光华大学虽然聘请了一批知名教授讲课，但这些人大多为兼职，不能全心全意为光华大学服务，以致影响教学和学校声誉，为了扶持新生的私立光华大学，孟宪承和钱基博不久又重回光华大学执教。
1927年，国立东南大学被改组更名为第四中山大学，由张乃燕出任校长，聘任钱基博出任国文系主任，而当时的系主任有权遴选和聘任新教员，一些权贵人物经常打招呼递条子，甚至有人拿蒋介石的条子来谋职，都被钱基博挡了回去，由于钱基博不满当时之风气，不久就离职而去。
1927年7月，无锡国学专修馆更名为无锡国学专门学校，学制三年，当年9月，校长唐文治特聘钱基博为教授并兼教务主任，钱基博经常往来于沪锡之间授课。
1929年12月，无锡国学专门学校又更名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无论如何更名，世人都以“无锡国专”称之。“无锡国专”是一所私立性质的学校，办学时间也早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其办学成绩斐然，但由于是其私立之故，文脉没有延续下去，以致知晓“无锡国专”历史的人并不多见。
三十年代初，钱基博根据其多年授课讲义，整理完成了其著作《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最初由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学生会于1932年底集资排印，1933年9月，上海世界书局正式出版发行，并曾多次再版。
《现代中国文学史》
1936年4月25日，时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被蒋介石文胆陈布雷举荐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浙江大学从此开启“竺可桢时代”，钱基博应竺可桢之邀出任国立浙江大学国文系教授。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浙江大学被迫西迁，竺可桢亲率近千名师生和眷属，携带2000多箱图书仪器，辗转浙、赣、湘、粤、桂、黔、闵等七省山水之间，行程2600多公里，钱基博也随校西迁。
在浙大任教期间，钱基博与无锡同乡史地系西洋史教授顾谷宜合作翻译了《德国兵家克劳塞维茨兹兵法精义》，顾谷宜与陆定一是发小，也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同学，曾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精通英文和俄文，钱基博主要是从国文角度进行加工和润色。
1938年夏，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创立一所独立的“国立师范学院”，为国家为民族培养师资力量，以延续教育文脉，由于正值抗日最为艰苦时期，校址选在了湖南省安化县蓝田镇，时任光华大学副校长廖世承被任命为院长。
廖世承遂邀请钱基博出任国文系教授兼主任，钱基博的长子钱钟书也从西南联大辗转来到蓝田镇，出任英文系主任，父子俩在“国师”成为同事，这一年钱基博52岁，而钱钟书只有29岁，“国立师范学院”也成为钱钟书小说《围城》中“三闾大学”的原型。
国立师范学院师生合影
1939年初，由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在衡阳开班，蒋介石兼任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汤恩伯为教育长，叶剑英为副教育长，不久汤恩伯调任河南前线，由第三十三集团军司令李默庵接任教育长，李默庵特别邀请钱基博为教员，专门为训练班学员讲授《孙子兵法》。
能为抗战出一份力，钱基博自然欣然应邀，他精心备课解读《孙子兵法》，并断言中国必胜日本必败，此后，钱基博又将这些授课讲义编成《孙子章句训义》一书，作为学校教材传授学生。
《孙子章句训义》
钱基博还经常在报上发表论述抗战形势的文章，他以一个文人的独特视角，论述日军军势已竭，坚定抗战必胜信念，其观点曾“日刊三千张”，激励了无数沦陷区的黎民百姓。
1944年5月，日军在华唯一的机动野战部队第十一军，在新任司令官横山勇的策划和组织下，集结了20余万日军向长沙、衡阳地区进攻，由于日军相继攻克了长沙、衡阳，位于湖南安化的“国立师范学院”被迫西迁至湖南溆浦，钱基博执意留守蓝田镇，准备以身殉国，多人劝阻无效，当时第二十四集团军驻守该地区，时任总司令王耀武不得不采取强行措施，将钱基博转移至安全的大后方。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国立师范学院”在原址复校，但钱基博却离开湖南前往武昌，应私立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之聘出任国文系教授，已近花甲之年的钱基博从此留居武昌。
钱基博之所以选择私立华中大学任教，与石声淮的推荐有关，石声淮是其得意弟子，钱基博将女儿钱钟霞许配给自己的学生，而石声淮是湖北人，因此，钱基博在武昌度过了他的晚年。
位于武昌的私立华中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钱基博曾将他的五万册藏书捐赠给了华中大学图书馆。
钱基博夫妇合影
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私立华中大学被中南军政委员会接管并改为公立华中大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又整合其他高校资源，组建了华中高等师范学校，这一年钱基博又将他多年收藏的甲骨、铜玉、陶瓷、书画及历代货币等200余件文物捐赠给学校博物馆。
1953年，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又更名为华中师范学院，无论校名如何变更，钱基博都是该校中文系教授，只是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钱基博不能坚持到校工作，而是经常在寓所指导学生。
晚年的钱基博性格更加耿直，他以文人特有的傲骨，时刻体恤国事，以“白头忧国输忠悃，青简明经指要津”的情怀，心系祖国的建设事业，尤其是身为政协委员的他，还要经常参政议政，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真知灼见。
由于时代的局限，钱基博遭到华中师范学院有组织的错误的批判，身染重疾的钱基博，不堪忍受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在郁闷之中病逝，享年70岁，仅仅刚过了古稀之年。
钱基博（1957年摄）
与钱基博相差39岁的章开沅，早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历史系，曾于五十年代与钱基博同校同系工作，章开沅曾于1985年至1991年出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在其任职期间内，曾经为钱基博的平反做了大量工作。
1987年是钱基博诞辰100周年，在校长章开沅倡议下，华中师范大学拟召开钱基博诞辰100周年纪念会，校方曾极力邀请钱钟书出席，但却都被钱钟书婉拒，其个中原因，也是值得学者研究和思考的。
总之，钱基博一生的治学成就，是被严重低估的，还有待于感兴趣的学者去挖掘和研究，做一些传播和普及性工作，让钱基博、钱钟书、杨绛甚至是杨荫杭的人生丰满起来，也从中了解一段有趣的历史，看他们的人生是怎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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