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業影響因素
一、有利因素
（一）普惠金融成國家戰略
國務院印發的《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首次樹立了普惠金融的國家戰略。《規劃》提出到2020年，建立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相適應的普惠金融服務和保障體系，有效提高金融服務可得性，明顯增強人民群眾對金融服務的獲得感，顯著提升金融服務滿意度，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金融服務需求，特別是要讓小微企業、農民、城鎮低收入人群、貧困人群和殘疾人、老年人等及時獲取價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務，使我國普惠金融發展水平居於國際中上游水平。
（二）提出“兩增兩控”新目標
為引導銀行業金融機構加強對普惠金融重點領域的支持，聚焦小微企業中的相對薄弱群體，銀監會印發《中國銀監會辦公廳關於2018年推動銀行業小微企業金融服務高質量發展的通知》。
《通知》提出自2018年起，在銀行業普惠金融重點領域貸款統計指標體系的基礎上，以單戶授信總額1，000萬元以下（含）的小微企業貸款為考核重點，努力實現“兩增兩控”目標：“兩增”即單戶授信總額1，000萬元以下（含）小微企業貸款同比增速不低於各項貸款同比增速，有貸款餘額的戶數不低於上年同期水平；“兩控”即合理控制小微企業貸款資產質量水平和貸款綜合成本（包括利率和貸款相關的銀行服務收費）水平。
（三）信息技術成熟，緩解信貸配給
大數據時代，金融機構可藉助大量結構化數據，實時分析、獲取有關客戶交易動態和行業發展前沿信息，使其盈利和風控能力顯著提高。隨著我國互聯網技術的發展，雲計算、電子商務平臺、移動客戶端的廣泛應用，許多金融機構建立了農村、小微企業金融信息庫，將其金融生活小數據和市場體系大數據接軌，可規範信用體系建設、提高信貸評估效率，有效緩解因信息不對稱造成信貸配比失衡的矛盾。
二、不利因素
（一）普惠金融服務供給不均衡
從服務內容來看，仍以傳統的存、貸、匯業務為主，有效服務產品較為單一，差異化金融供給不足。缺乏中間業務新品種和新領域的拓展，缺少針對小微企業、農戶等特殊群體和特定領域的金融服務創新和供給，直接融資市場發展相對滯後，多層次的保險、證券、信託、租賃、期貨等綜合金融服務仍較缺乏。
從服務方式來看，運用互聯網等數字技術不充分，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緩慢。大量金融機構依然採取紙質進件、人工審批、線下作業的方式，導致決策和融資鏈條較長，而普惠金融需求具有“短、小、頻、急”的特點，普惠金融融資難、融資慢、融資可得性差的問題依然突出，碎片化金融服務需求難以有效滿足。
（二）小額信貸供給不足，不能有效滿足農戶需求
一方面，農村信用體系不完善、涉農貸款的擔保機制以及風險補償機制不健全，一直制約著農村信貸規模的增加。加之大型銀行下沉網點吸收的大量農村資金流向城區，沒有實現反哺農戶。另一方面，受農戶信用意識不強、有效抵質押物缺少、貸款審批程序繁瑣等影響，農戶難以真正獲得有效的資金供給。在廣大的農村地區，僅靠少數農村金融機構提供信貸資金，已經無法滿足農戶生活及生產的資金需求。
（三）金融產品創新跟不上農區金融需求的更新
當前，農村地區客戶的金融需求呈現多樣化，對農村金融機構產品創新提出了更高要求。由於當前農村金融機構的從業人員專業知識、創新思維相對匱乏，專業創新團隊組建不完善，往往不能及時因地制宜設計出適合農戶需求的金融產品，農戶金融產品的多元化得不到滿足。
（四）數字普惠金融監管政策待完善
數字普惠金融的創新性以及其所包含業務的廣泛性，使其混業經營的特點愈發明顯。我國現有的金融監管體系主要是針對銀行、證券和保險這類傳統的機構所設置的分業監管模式，並不適用於數字普惠金融的混業經營模式。互聯網、大數據等飛速發展與普及，使數字普惠金融跨越了地域限制和行業限制，監管的難度也隨之加大。儘管第三方支付、互聯網保險的相關監管政策和管理措施相繼出臺，但是數字普惠金融的監管仍舊存在漏洞，監管政策有待進一步完善。
市場規模預測
截至2017年末，全國小微企業貸款餘額30.74萬億元，同比增速15.14%。我們預計，2018年全國銀行業金融機構小微企業貸款餘額將達到35.13萬億元，未來五年（2018-2022）年均複合增長率約為13.91%，2022年全國銀行業金融機構小微企業貸款餘額將達到59.15萬億元。
圖表 中投顧問對2018-2022年全國銀行業金融機構小微企業貸款餘額預測
截至2017年末，全國涉農貸款餘額30.95萬億元，同比增長9.64%。我們預計，2018年全國銀行業金融機構涉農貸款餘額將達到33.89萬億元，未來五年（2018-2022）年均複合增長率約為8.77%，2022年全國銀行業金融機構涉農貸款餘額將達到47.44萬億元。
圖表 中投顧問對2018-2022年全國銀行業金融機構涉農貸款餘額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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