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宗室贵族十分欣赏道教宣传的神仙说。

泉州清源山老子雕像

由于唐代尊崇道教，以致道观林立，也造成了女冠（女道士）成群。据《唐六典》卷四记载，盛唐时天下有女道士观五百五十所。《新唐书·百官志》又说：天下有女冠九百八十八人。唐代皇室以老子为祖先，道士进入管理皇族的宗正寺，被视为宗室人员。故公主入道，易为皇帝、皇后准许，不像入佛教那样有夷教之嫌。一些地位尊崇、志得意满的妃嫔、公主们，也纷纷自请出家，去过女道士的生活。

据统计，唐代公主凡二百一十二人，出家作女冠者竟达十九人，约占十分之一，如高宗女太平公主在仪凤年间入太清观为女道士；睿宗女金仙公主、玉真公主在景云二年（711）入金仙、玉贞观为女道士；玄宗天宝六年（747），新昌公主因驸马萧衡亡，奏请度为女冠，入新昌观；玄宗天宝年间，睿宗女万安公主入观为女道士；德宗兴元元年（784），玄宗女楚国公主请为女冠，赐名上善；文宗太和七年（833），代宗女华阳公主请为女冠，号琼华真人；又太和年间，宪宗女永安公主入观为女冠；穆宗女安康公主、义昌公主曾入观为女冠……足见唐代公主入观为女道士的风气颇盛。

玉真公主雕像

一向被人们称作“金枝玉叶”的公主们，为什么放着舒适安逸、荣华富贵的日子不过，而要到道观里去自讨苦吃呢？有人说入佛必削发，女人最不愿者莫过于此，而入道却可保留青丝……其实史书中对她们人道的原因披露甚少，概略论之，她们大多以祈福禳灾等名目为借口，自请入道。至于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不便明言的。

常人以为，道观里的生活十分清苦，甚至苦不堪言，殊不知同处于道观的女冠们，生活状况悬殊极大。其中多数女冠固然过着艰难清苦、类同奴婢的生活。如同唐代民歌中所说，女道士们“常住无贮积，铛釜当房安……衣食远求难……病困绝人看”。她们属于下层的女冠。而上层有地位的女冠，不仅享受国家的供给，还有达官贵人的馈赠供养，因而生活豪奢，呼奴唤仆，俨然是“女儿国”里的统治者。

唐代的女道士是身份最为独立，同时又具开放性的一个阶层。她们摆脱了家庭、丈夫的羁绊，摆脱了世俗纲常伦理的管束，而唐代教门清规戒律又不甚严格。因此她们是唐代妇女中颇为自由风流的一群。

唐代公主入观的深层原因正在于此。她们当了女道士不失公主的一切富贵荣华，而且生活比做公主更自由、更不受约束。她们“筑观于城外”，在道观的掩护下，广为交游，纵谈恋爱，大写情书，有些人还闹出许多过分浪漫的举动来。对此，史书颇著微词，如《新唐书·公主传》说：“安康公主，为道士。乾符四年（877），以主在外颇扰人。诏与永兴、天长、宁国、兴唐四主还南内。”这里所谓“颇扰人”，盖指她们的不规矩行为。据说有一次，唐宣宗微服私访，见到女道士们一个个浓妆艳抹，戏谑谈笑，十分恼怒，命令把她们全都赶出道观。

李商隐

对女道士的风流事，唐诗中反映甚多。

如李商隐《碧城》三首中第一首云：“阆苑有书多附鹤，女床无树不栖鸾”，第三首云：“检与神方教驻景，收将凤纸写相思”，对当时女冠之浪漫，颇有隐约的讽刺。又如骆宾王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的诗中云：“此时空床难独守，此日别离哪可久”，将男女道士间的两性关系赤裸裸地表现出来。

当时一些才貌出众的上层女冠与文人墨客、才子佳人，多有暧昧关系。如唐中叶长安咸宜观的女冠鱼玄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鱼玄机虽入观修道，却有许多情人，像李子安、温庭筠、李近仁等。她有一首《迎李近仁员外》诗云：“今日喜时闻喜鹊，昨宵灯下拜灯花；焚香出户迎潘岳，不羡牵牛织女家。”字里行间流露出超乎一般男女友谊的特殊关系。她在另一首《春情寄子安》诗特中，更是充满了绵绵情意，又是“苦相思”，又是“想玉姿”，俨然是一对曾经沧海的情侣。

又如女道士李季兰与文士阎伯均、朱放等相恋至深；女道士宋华阳三姐妹与李商隐，也有着缱绻之情。而当时社会风尚并不以此为耻。文士们在诗歌中津津乐道，视为风流韵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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