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古希腊的僭主政治和19世纪末拉美地区盛行的考迪罗主义，很多人会说压根儿就风牛不及啊。两者在时间上穿越了近两千五百年的时间，在空间上跨越了千里的距离，真的很难令人把两者联系起来。可历史就是这样，万事万物的发生，在存在着偶然性特殊性的同时，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我们试着把这两个历史事件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其中许多有趣的地方。
相对于考迪罗主义，古希腊僭主政治似乎更为广大历史爱好者所熟悉。作为公元前7世纪到前6世纪古希腊城邦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僭主政治在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谓的僭主，就是那些夺取了已经实施或者具备形成共和政体的城邦共和国的民主果实的寡头。这些僭主一般都是执掌着城邦共和国军政大权的人，且在公民之中享有一定的威望，这为他们实施反民主的寡头统治提供了先决条件。
雅典帕特农神庙
希腊城邦国在出现的早期，也就是在从军事民主制转向阶级国家的过程中，都是存在国王和王朝的，可是因为在其发展的过程中，王权不像东方政权（例如中国）那样强大，久而久之都废弃君主，实行共和。可就是有那么一些人，在掌握了一定的军政大权以后，开始不满于大事交由公民大会裁决的共和制度，倾向于建立独裁政体，于是便会采取军事手段夺取政权。然而在全民共和的大环境下，他们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进行“王权复辟”，只能进行这种表面共和实则独裁的所谓的僭主政治。
虽然在历史上类似于这种复辟性质的政权都没什么好下场，可还别说，早期的僭主政治在客观上却还存在着一定的进步作用。这些僭主们成天寻思着怎样可以悄悄地不被公民们发现的同时独揽大权，这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原来的统治制度，并给予公民们一些小恩小惠。
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
这样做最著名的就是雅典的庇西特拉图僭主政治了，他上位以后，在揽过大权的同时积极打压贵族，关怀农民，提倡文艺，并延续着梭伦改革带来的红利，这使得他的僭主政治格外稳固。
再来看考迪罗主义。这种主义的出现是建立在19世纪初拉美各国掀起独立狂潮的大背景下的。拉美各国在摆脱欧洲各殖民帝国的同时，都纷纷建立起了共和政体，然而那时建立的共和政体都是不稳固的，因为它们的独立都是由各地的军事独裁者带领着自己的私人武装打出来的，而且好多国家的独立还借了欧洲大革命，内乱不堪的东风，故而很不彻底。
这些军事独裁者待到新共和国都成立以后，权力欲望都开始作妖了，于是便不断地通过暴力来夺取共和国政权，且用暴力去维持其统治。这就是所谓的考迪罗主义。而且这种政治形式还有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几乎没有世袭，而且存在时间非常短，例如玻利维亚在独立后74年中发生了60次“革命”，即考迪罗政权的更迭，这种现象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拉美地区
做个跨越无数时间空间做一个横向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拉美考迪罗政权的身上可以看到2500年前希腊僭主政治的影子，它们的本质都是相同的，都是在共和政体上通过武装力量达到独裁统治，只是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另一个是早期的奴隶制共和罢了。但是想来，两者也还是有所区别的，我前者作为暴力军事独裁，是极端反动的，不利于资本主义民主的进步，严重阻碍了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然而希腊城邦僭主政治在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下，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首先它为不成熟的城邦共和政体提高了凝聚力，其次，它并没有破坏原有的发展趋势，最后来说，其实也促进了奴隶制共和的封建化，在社会形态上也是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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