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投成就硅谷
1957年的某一天，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晶體管發明者肖克利夾著包來到了斯坦福工業區進行考察。這時候的他覺得自己技術過硬，完全可以脫離老東家貝爾實驗室闖出一片天地。
選擇斯坦福工業區這個名不見經傳的破地方，他也有他的考慮。
那時候的斯坦福大學，比起美國東部歷史悠久、根深葉茂的哈佛、耶魯、麻省理工等大學，既沒有傲人的歷史，也沒有特別傑出的校友，影響力不大，經濟上也不寬裕。為了籌措經費，斯坦福大學只得在1951年把部分校園劃出來，成立了一個斯坦福工業園區，園區內土地租給公司，租期99年。
政策很優惠，接招的企業家卻不多。4年過去了，斯坦福工業園區也沒吸引來多少“鳳凰”一共只有7家公司在研究區設廠。選在這裡創業，別的東西都是假的，省錢是真的。
然而肖克利的管理能力太差，脾氣又不好，新成立的肖克利半導體幹了一年多顆粒無收，八名青年才俊只想另謀高就。他們原本覺得這破西部沒什麼工作機會，還是回東部求職的好，就給東部的投資機構寫信請求介紹職位。
他們的信件在投資銀行海登·斯通那裡被當做笑話傳閱，卻被一個叫阿瑟·洛克的投資人看中。他趕緊拉上老闆科伊爾打飛的去見這八個人，十個人坐一塊聊起了創業的主意，越聊越興奮，科伊爾當即掏出十張一美元鈔票，說：“每個人都應該在每一張鈔票上簽名。”
洛克開始為這八個人拉投資，最終說服了仙童照相機與儀器公司同意投資150萬美元，成立仙童半導體公司。
這八個人就此另立門戶，氣得肖克利大罵他們是“八叛逆”。但是這八個人確實很有能力，到1967年，公司營業額已接近2億美元。在仙童半導體公司工作期間，八人中的羅伯特·諾伊斯還發明瞭集成電路——他後來於1968年離開仙童半導體公司，成為了英特爾公司的創始人之一。
前段時間當輿論場裡哀嘆中國芯片行業沒有核心技術，嚴重依賴國外的時候，也該想想我們和美國之間曾有過幾十年的差距。
同樣有過幾十年差距的還有風險投資。那十張簽了名的一美元鈔票是世界上第一批風投文件，後來又與出資方達成了完整的退出機制，即仙童照相機與儀器公司獲得以300萬美元的價格購買仙童半導體公司所有股票的選擇權。
隨著洛克又投資了英特爾和蘋果等公司，他對風投越來越駕輕就熟，風投也成了美國高科技創業獲得資金的一種重要手段。
其實風投在美國的發展也是一波三折。1969年，美國將資本利得稅率從25%提高到49%，高稅率嚴重阻礙了風投的發展。直到1978年，資本利得稅率降低至28%，1981年進一步降低至20%，風投才又得以迅速復甦，並繼續催生出硅谷的科技奇蹟。
試點改革開放
在美國重新降低資本利得稅率，風投重煥生機的時候，中國才剛開始改革開放，而且最初的步子很小，在各地搞得都是試點，等有了成功經驗才敢推廣到全國。
就在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廣東省，1978 年底，廣州才在全省率先放開了部分水產品市場，建立了全國第一家鮮魚交易市場——廣州市河鮮貨棧。從那開始，各種商品的價格才逐步放開，計劃票證逐漸取消。從1979年開始，廣州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允許農民直接進城經商，鼓勵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與國營商店和集體商店開展競爭，吸引外地企業和境外企業到廣州設店經營。
但是廣州畢竟還是座大城市，更大的步子也不好在廣州邁。於是它旁邊的小漁村深圳就成了更激進開放政策的實驗田。
在深圳搞經濟特區，最初也是缺少資金。建公路、搞市政、三通一平都需要錢，鄧小平的意見很明確：“
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深圳也和斯坦福大學一樣，在沒錢的情況下，只能出租土地吸引外商前來投資建廠。這麼做在當時來看實屬大逆不道：把土地租給了洋人和資本家，這和舊社會的“租借”又有什麼區別呢？所以1982年4月，中央一個主管計劃的部門專門為深圳特區召開會議，就有人提到：“ 我認為深圳搞這麼大的規劃是不現實的。不是一般的大，而是大得無邊。深圳特區面積327 平方公里，比全世界的特區的總面積還要大。特別要指出的是，有人想和計劃經濟‘脫鉤’， 想割一塊出去自己搞。我認為搞計劃經濟是客觀需要，不是你哪一位領導想怎麼搞就可以怎麼搞的。你想‘脫鉤’是不可能的……不能將特區搞成以市場調節為主。特區建設應該納入計劃，要加強特區計劃管理。”
在某種程度上，當時還在糾結姓資姓社問題的官員們擔憂也坐實了——深圳開放後，賣淫、賭博、吸毒、走私等等都回來了，也隨著開放的不斷擴大擴展到全國各地。
其實如果按照鄧公的構想，發展中出現的問題應該在發展中來解決，而且後代比前輩們理應更有智慧才是。比如改革開放初期香港商人北上，在深圳包起了二奶。隨著深圳經濟的騰飛，深圳的二奶包不起了，東莞樟木頭又成了香港二奶聚居區。而沒過多少年，香港人就連樟木頭的二奶都包不起了。
不過那段話裡也有一些今天看上去啼笑皆非的內容，這也都是發展帶來的。且不說在深圳試點成功的市場經濟已經推向全國，單說深圳特區面積327平方公里就“大得無邊”，可是現在的深圳已經有了1996.85平方公里，仍然土地緊張，高昂的地價正在趕走人才和製造業。
改革開放也給出了一種政策推行的辦法：如果心存疑慮，不如在某些地方進行試點，結果好的話再慢慢推廣，為死板的政策開個靈活的口子。不過，試點過程中難免會出現很多問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讓試點能夠最終推廣，考驗著地方官的智慧。
中國創投開的口子
在某些條款上開口子，也發生在中國的創投行業上。
早在2008年，相關部門就已規定明確了有限合夥私募使用稅率範圍。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發佈的《關於合夥企業合夥人所得稅問題的通知》中規定：合夥企業以每一個合夥人為納稅義務人。合夥企業合夥人是自然人的，繳納個人所得稅；合夥人是法人和其他組織的，繳納企業所得稅。合夥企業生產經營所得和其他所得采取“先分後稅”的原則。具體應納稅所得額的計算按照《關於個人獨資企業和合夥企業投資者徵收個人所得稅的規定》(財稅[2000]91號)及《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調整個體工商戶個人獨資企業和合夥企業個人所得稅稅前扣除標準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08]65號)的有關規定執行。根據規定，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按照五級稅率繳納，分為5%、10%、20%、30%、35%五類。
換句話說，現在高大上的風投的有限合夥人，都算個體戶，按照個體戶的稅率納稅。只要經營所得超過10萬元，就要按35%的稅率徵收個稅。而他們的經營所得往往超過10萬元，所以35%的稅率大抵是逃不掉的。
不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某些地方為了招商引資，對於有限合夥私募會按20%的稅率收取個稅。在開了口子，給了20%稅率的深圳，究竟是20%還是35%一直都沒有定論，地稅方面給有限合夥私募的說法是“先按20%來交，如果以後需要補繳的話只能認了”。
但這樣的口子畢竟是有些曖昧的。2014年，國務院就曾發佈《關於清理規範稅收等優惠政策的通知》（國發[2014]62號文件），要求調整規範稅收優惠政策。
好在那個時候正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調門頗高的時候，各地還指望創投機構投錢扶持創業公司，市場的反對聲音很大，後來就沒有推行。
不得不感嘆，中國法律的靈活性有時候超過很多人的想象。
然而到了今年，環境大不一樣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搞了這麼多年，好像沒有通過發展解決很多發展中的問題，所以調門越來越低。反倒是在國稅和地稅合併之後，稅收制度規範逐漸深入，地方的納稅優惠在全國層面面臨“無據可依”的問題。
以前開的口子以後可能不認了，甚至還有可能把以前得到的優惠追繳回來。目前稅收制度有著把之前各種難以計入的收入計入稅收體系裡的趨勢，而有限合夥私募的營收有非常清楚明確，追繳起來也不麻煩。
本來風投業就喜歡吹牛，一個項目動輒幾十倍幾百倍的收益，以吸引有限合夥人投錢進來。這一下重新調整稅率，不僅稅收成本暴增七成，而且還會大大打擊潛在出資人的投資熱情，以後有限合夥私募募資就更困難了。
創投曾經活得很好
也就是2014年後的那幾年，是創業創新風頭正勁的時候，也是這些風投機構最風光的年頭。多少房子都沒買過的年輕人，在創業咖啡廳來了幾杯，腦子一熱，寫了個商業計劃就去找上門拉投資了，也不知道創業咖啡廳賣的是咖啡還是腎上腺素。
那時的投資機構，作為出錢的，對這些創業者帶有的優越感真是一言難盡。曾供職於某私募基金的某女作家曾經這樣概括那些找上門來的創業者：“我簡稱他們為：賺過1000多萬雖然虧了但我還有夢快給我10萬男，懷疑創意被盜精神崩潰男，Word亂七八糟天天堵投資人中專男……以及一箇中國面孔，只講英文的香蕉男。”
當然，遇到好項目，這家基金也是慷慨的，並不難為人。畢竟那個時候錢還多，“回程的出租車上，那位投資經理跟我開玩笑：哈哈，議價都是一千萬起，感覺自己好有錢。我說：哎呀，我也覺得自己好有錢”。
接近這麼多錢，給這一行的從業者帶來了一種自己翻雲覆雨攪動中國創業圈的錯覺，彷彿自己面對的是陰謀、背叛和理想主義，又必須在億萬估值迷夢中保持鎮定。
也就是三年時間，現在再看這些文字，我倒是會想起兩千多年前為晏子駕車的那個趾高氣昂的車伕。車伕的老婆後來教訓了他，讓他向他上司晏子學習謙恭。一個優秀的家庭合夥人總是比熱血衝昏頭的公司合夥人心明眼亮。
不過投資機構不是傻子，現實的倒逼會讓他們學習很多東西。甚至在項目不大好的年景裡，還染上了割韭菜的壞毛病。
當然，該機構還是投過不少好項目的。比如我一直關注還很是喜歡的公眾號“老道消息”，作者無論是寫作水平還是價值觀，都比曾在該基金供職的某女作家高到不知道哪裡去了。
在染上惡習之前，創投也並不總是那麼討厭，不少獨角獸是創投項目扶持出來的，比如最近一直有爭議的滴滴。儘管最近滴滴又到了風口浪尖上，但它確實解決了打車的痛點，只用智能手機就能方便約車，也降低了不少通勤成本，還倒逼了出租車行業的規範化。
不過滴滴的安全隱患也不是一天兩天了。就在兩名女性三個多月內被滴滴順風車司機殺害的惡性案件發生之前，就曾經有一起沒那麼惡性，但很是荒謬的事件。
那是發生在鄭州“空姐遇害案”前一週左右。滴滴早期投資人之一通過滴滴平臺打車，司機接單後告知接錯了人，後雙方在取消訂單問題上發生糾紛，司機趕到後下車對其毆打，導致其左眼軟組織塌陷。
這位投資人在圈子裡也算小有名氣，於是在自己的公眾號上敘述了和滴滴司機的衝突經過，還建議相關部門永久吊銷司機的駕照，卸載滴滴APP，賤賣滴滴股份。
他在滴滴的投資也就只有D輪估值125億美金時的100萬美金，和滴滴的總估值相比是九牛一毛，但是這次事件確實影響很壞。如果不是這位乘客有些身份地位，有發聲渠道，也有人願意聽他發聲，事情又是如此荒謬也容易點燃群眾對滴滴的怒火，怕是滴滴也不會很快就做出了回應。
最後結果呢？這位投資人表示，已經和司機互相道歉並和解，也不打算賤賣滴滴股份，長期來看依然看好滴滴的發展。
不到十天之後，祥鵬航空公司空姐搭乘滴滴網約車趕往鄭州火車站的時候就被殺了……
大概滴滴在這一週多一點的時間裡，對於其安全方面什麼都沒做吧，畢竟連投資人都答應和解了，自然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這也不能完全怪投資人服軟，今年賺錢不容易，能投出滴滴這種獨角獸也愈發困難，找人募資更是難上加難，創投圈子也該消費降級了。
然後，關於有限合夥私募的稅收的規定就來了，不僅要提高稅率，還要把以前的稅收上來。
它們值得更低的稅率
提高稅率對有限合夥私募的影響是相當大的。
畢竟好項目太難找，創業更是九死一生，投資成功的是幾十幾百倍的收益，但也可能就幾十個裡面這一個成功了，其他大多數都蝕了本或者打水漂。出去募資的時候當然要吹那幾十倍的成功案例，結果潛在投資者還沒信，政府先相信了。
當然稅是該收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創投基金擁有與一般的企業具有截然不同的生命週期。
一般的過程是，前兩三年純投入，接下來三四年優秀項目陸續退出獲得收入，投資失敗的項目則在最後幾年處理掉，表現在賬面上即為虧損。按稅法，一般企業若出現虧損，可以在之後的年度抵扣利潤，在彌補完虧損之前無需繳稅（最多五年）。這也符合一般企業先虧損、後盈利的規律。但創投基金卻是先盈利、後虧損，在盈利的年度交了大量稅收，在隨後的虧損年度卻已經沒有了彌補的機會。
如果稅率大幅擴大，還追繳前幾年的稅收，這對創投機構是相當不公平的，它們的虧損難以被計入，無法抵扣稅收 。另一方面，創投機構賺錢更難了，有限合夥人投錢的動力會更差，本來今年募資就很困難，加了稅無疑會嚇跑投資人，就更雪上加霜了。
過去“大眾創新”風口上的幾年裡，一大批相當優質的項目成長為獨角獸，也成為了中國寶貴的新經濟動能。在這個過程中，創投基金功不可沒。為大眾所熟知的，可能還是滴滴、小黃車和拼多多，但其實還有很多大家不熟悉的、有別於前述的這些移動互聯網項目，多是在實體經濟領域默默深耕的中小企業，也因為創投機構的投資而發展壯大了。
比如粵港澳大灣區某家業內知名但不為公眾所知的低調私募機構，投資領域遍佈新材料、新能源、環保、醫療、裝備製造業、現代農業等領域，為粵港澳大灣區民營經濟發展貢獻良多。這樣低調的機構，其PR也不像某女作家那樣熱衷於diss創業者。
然而所有人都在面臨高稅負的懲罰。
大部分投資經理還是熱愛自己的工作的，並願意為中國的產業升級，“中國製造2025”貢獻自己的知識和能力。投資人把錢交給這些機構，除了對投資經理的信任和割一級市場韭菜的想法外，也有著扶一把中小企業，為經濟發展貢獻力量的情懷在的。
就憑這，某知名投資人就有資格鄙視他炒房炒成“神”的妹夫。不然不去在一級市場投資，難道投資人的錢要拿去買房嗎？
可惜房地產稅還沒收，創投業就先收上稅了，創業真的不如炒房啊。
這些年的“大眾創新”，也確實暴露了很多問題，“獨角獸”隱然長成了“毒角獸”，資本的盈利壓力也逼著創業者鋌而走險，為了利潤踐踏法律。這是整個創業圈子必須反思的事情，法律也該切實保護消費者權益，讓某些胡作非為的公司肉痛甚至破產。
但這都不是在創業浪潮後對創投圈子進行集體清算的理由，在網絡喧囂外，創投機構的貢獻還是難以被看到，它們值得更低的稅率或更合理的稅收抵扣條款。
最後是段題外話：創投機構的寒冬居然在創業公司的寒冬之後這麼快就要來了，對於我們這樣的新媒體絕不是好消息。所幸油條盈利壓力暫時不大，不過以後如果油條要開始常規營銷活動的話，還希望各位讀者能夠理解。也希望各位讀者能在閱讀後多轉發支持我們，看在我們還算是個不錯的號的份上，讓我們能生存下去吧。
本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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