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从口出，管不住嘴，迟早会出事，事大事小全靠造化，丢了性命也不一定。
贺敦是周朝的一名大将，立有大功，因为对朝廷赏赐不公心怀不满，便口出怨言，结果被权臣宇文护逼令自杀，临死前，他叫来儿子贺若弼说：“我因口舌而死，你不能不记住！”接着用锥子将贺若弼的舌头刺出血来，以此告诫他慎言少说。
贺若弼开始还能记住，经常以“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来提醒自己，遇事三缄其口。可随着他在隋朝功劳日大，地位日高，便把父亲的告诫忘到脑后去了。同父亲一样，他也因对朝廷封官不满而大发牢骚，被免去了官职；他不接受教训，反而怨言更多，于是被逮捕下狱。隋文帝斥责他道：“我用高颍、杨素为宰相，你在下面散布，说这两个人只配吃干饭，这是什么意思？”
有人因此奏请将他处死，文帝因他立有大功，免他一死，但一针见血地向他指出：“你有三太猛：嫉妒心太猛；自以为是、看不起别人的心太猛；目无君上的心太猛。”
这的确是贺若弼的致命要害，同僚有功他嫉妒，同僚升迁他不服气。有一次，皇太子杨广同他谈起朝中几位杰出将领，问他：“杨素、韩擒虎、史万岁三个人都是良将，他们的优劣如何？”
贺若弼口没遮拦，毫无顾忌地回答：“杨素是员猛将，但没有谋略；韩擒虎是员战将，但不会带兵；史万岁是员骑将，别的本领平常。”
杨广问：“那么谁可以称之为大将呢？”
贺若弼深深一拜说：“这就要看殿下你的眼光了。”
他自认比别人都高明，贬低一切，殊不知这样一来，既得罪了同僚，又引起了杨广的戒心。后来杨广当了皇帝（即隋炀帝），对他便十分疏远。
最为致命的要害还是最后一个太猛：目无君上之心太猛。在隋文帝平定江南的战役将要开始时，他便对人说：“江南倒是不难平，可谁知道将来会不会出现‘飞鸟尽、良弓藏’之事呢？”明显地表示了对隋文帝的不信任。有一年，他随从隋炀帝出巡北方，在榆林，好大喜功的炀帝设置了一个可坐千人的大帐，来招待少数民族首领。这事其实和贺若弼毫无关系，他又在私下里评头品足，乱发议论，说皇帝太奢侈。这事被人告发，他被处以死刑，重蹈了父亲的覆辙。
唐朝功臣刘文静也是因为爱发牢骚而丢了性命。
刘文静是李世民起兵反隋时的主谋，在后来进军长安时，又立了大功，说他是唐朝的开国功臣、元勋，也是当之无愧的。裴寂是经刘文静的介绍才得以认识李世民的，他在起兵的过程中虽然也起过某些作用，但他更主要的是善于讨好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同李渊酒肉不分家，并且将归自己管辖的隋炀帝的宫女私自送给李渊，是李渊的一个酒肉知己。
李渊称帝以后，对裴寂的宠爱异乎寻常，授他以右丞相之职，每次上朝时，必令他同登御座，退朝之后，又相携入宫，对他的话言听计从，赏赐无度。而刘文静呢，既不像裴寂那样受宠，官职只达到民部尚书这一级，比裴寂低了许多，不免感到不公，因此在朝上议事时，故意同裴寂唱反调，两个人因此有了隔阂。一次在家人宴集时，刘文静以刀击柱，发誓道：“我一定要杀掉裴寂！”
这些话被他一个失宠的小妾上告朝廷，朝廷在审问时，刘文静如实相告：“当初起兵时，我与裴寂的地位相同；如今裴寂被授以丞相的高官，赐以甲等的住宅，而我的赏赐同一般人没有什么区别。我每次出兵打仗，家中老小都无可托付，的确怀有不满之心，酒醉时说些过了头的话也是可能的！”
李渊据此指责刘文静为谋反，许多元老重臣一致不同意，李世民更是据理力争，指出首先策划起兵反隋的是刘文静，裴寂是后来才知道这件事，现在天下平定了，却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发些牢骚，也是人之常情，没有必死之罪。可李渊对刘文静一直比较疏远，对他的政治能力也不大放心，裴寂看出了这一点，乘机进谗说：“刘文静的才智谋略，的确是当代之冠，无奈他已经有了反心，如今天下还不太平，若是赦免了他，必有后患。”
这话正好击中了李渊的心病，就这样，刘文静被杀掉了，临刑时，他叹息道：“飞鸟尽，良弓藏，的确是这么一回事呀！”
刘文静太斤斤计较眼前的利益了，试想年老的李渊在位还能有多久呢，只要刘文静能忍耐、能韬晦，继续跟着李世民，帮助他谋取帝位，将来还少得了他的高官厚禄吗？
通过上面的故事，可以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少发议论，低头做事。忍耐以侍时机，才是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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