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對待基層吏治的治理，注重廉潔的同時，將官員的作為和擔當也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所以除了貪吏，庸吏也是重點治理對象。

這裡有個雍正考核縣太爺的故事，可以窺一斑而見全豹。

（抱歉，沒找到李維鈞，就拿他代替下吧）

雍正2年（1724年），適逢清朝對官員每三年考核一次的考核年。直隸巡撫李維鈞負責考核直隸吳橋縣令常三樂時，寫了兩條考核評語，一是“操守廉潔”（在這裡李維鈞肯定了常三樂是個清官）；二是“懦弱不振”（但是常三樂的工作積極性不高）。

對待常三樂這種狀態，李維鈞建議平調常三樂去管教育，常三樂的道德操守還是很適合這個崗位的。

然而吏部顯然和李維鈞考慮問題的思路不一樣，吏部的回執問到的不是原因，而是結果。”常三樂工作不勝任的具體表現和造成的嚴重後果是什麼？”

李維鈞一時語塞。的確，他只是不做事而已，因為不做事，所以他自然就沒有錯誤啊！這和漢東省京州市光明區區長孫連城不是一樣一樣的麼？

那吏部給出的批覆就是既然他沒有“犯罪行為”，而且還是個道德保守很不錯的人，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你私下多多督促一下就好了。

但是李維鈞總覺得哪裡不對，但是又不願接受這樣的結果。於是這事就呈送到了雍正這裡。

雍正帝看了報告後，立即給出了回覆：”撤職！”常三樂責任心不強，本身就是失職瀆職，身處縣令這種朝廷面對民間的最基礎的職位，失職就容易釀成禍患。

其實常三樂的事件並不是個案。

雍正對待那些不作為的庸吏的處理還有很多很多。如，山東曹縣縣令王錫玠，因不作為，導致盜匪猖獗，民生不安，結果免職，並被判了5年徒刑；雲南開化總兵仇元正，官居二品，然忠厚老實，不識兵務，所轄部隊毫無戰鬥能力，被勒令回家種地。

而於此同時，新的一批能臣幹吏如張廷玉、馬齊、鄂爾泰、田文鏡、李衛、劉統勳、李維鈞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重用，他們身上最大的特點便是清廉剛正、心懷天下、有信心有魄力。

只要正派能幹，哪怕頂著各方壓力，雍正都會重用。

比如，田文鏡作風嚴苛，嘗被同僚稱為酷吏。其主政河南、山東的時候，配合雍正新政，整頓官風，打擊貪腐，就連中央幹部到地方揩油，他也敢向皇上報告，得罪了不少人。雍正把他樹為“天下第一巡撫”，號召高級幹部向他學習。

比如，李衛出身“捐科”，但是為人正直清廉，對於戶部向各省攤派，擴充小金庫，這種行為，李衛在浙江巡撫任上，多次向上反應無果後，就弄來一隻櫃子，寫上“尚書專用錢櫃”字樣，放在衙門口羞辱領導。因為其捕盜能力突出，雍正便放權李衛統管江南七府五州盜案，“將吏聽節制。”

比如，李維鈞此人爭議頗大，和年羹堯關係不清不楚，後來受到牽連。直隸巡撫依靠的年羹堯。但是李維鈞在涉及重大改革時思路上和李維鈞不謀而合。在諸多廷臣疆吏尚且不得要領時，李維鈞的率先領會和響應，以及在辦理具體事項上的勤慎、幹練，從而使李維鈞成了一名少有的“火箭幹部”。李維鈞曾經在雍正初年提出“攤丁入畝”，而正合雍正改革初心。

在雍正的強力治理和樹立典型的效果之下，雍正時期的吏治一掃康熙晚年官場的貪、懶蔚然成風，考核不嚴，各種利益關係橫行的局面。使得整個官場風氣一新，形成了”雍正一朝，無一貪官，無一庸吏”，人人積極向上，改革進取的新局面。

清廉是官員的起碼條件，否則一切免談。貪能誤國，懶也誤國，無所作為的“清官”就是庸官，跟利慾薰心的貪官一樣，都不是好官。作風上正派廉潔，工作上敢於擔當，二者缺一不可。這就是雍正的用人觀。

在雍正的13年的努力下，吏治清明、國庫豐盈，康雍乾盛世得以又延續60多年。